性教育迷途

　　什么是中国的性教育？它是“北京市首部性教材”《成长的脚步》里“大尺度”的插图；是杭州电台“愤怒主播”万峰对来电听众的“粗口怒骂”；是世界艾滋病日那天高高飘扬的安全套充气模型；是大学课堂里男生女生一起用香蕉示范的避孕套；是郑州私立幼儿园老板何峰用来演示生殖器的布娃娃⋯⋯

　　在一场场由性教育话题而引发的众声喧哗中，人们热衷于“围观”那些更大胆、更出位、更抓眼球的看点，而很少考虑性教育的导向问题。在“中国已经完成性革命”的形势下，中国匆匆选择了以性安全为主导、性生理为主要内容的模式。为此，人们呼唤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性道德、性伦理教育，引领更加完善中国性教育之路。

　　学校性教育：迷路的“脚步”

　　一场由“性教材”《成长的脚步》引起的争论，揭开了国内青少年性健康教育迷局的一角

　　本刊记者/陈薇 文/王一凡

　　“我从哪里来？”这几乎是所有孩子都会向父母提出的、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2008年12月，国家教育部将这一问题列入《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纲要中，小学一二年级应掌握的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基本内容，包括“生命孕育、成长基本知识，知道‘我从哪里来’”。

　　今年8月，被媒体报道为“北京市首部性教材”的《成长的脚步》(以下简称《脚步》)是这样回答的：“爸爸阴囊里的睾丸可以产生精子，他们的样子像个小蝌蚪，活动能力特别强……为了让淘气的精子能尽快找到卵子，爸爸用阴茎插入妈妈的阴道里，用力把精子射入妈妈的阴道内……”

　　与“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类“经典答案”相比，这个答案直白得惊世骇俗。有家长斥之为“黄色漫画”，亦有网友称赞这是“进步”“开放”。一时间，舆论纷争渐起。

　　北京市教委迅速辟谣，《脚步》只是北京市一所小学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性健康教育大纲》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还没有向家长与学生发放，且北京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均没有“性教育教材”的相关立项、编写计划。

　　舆论的中心，课题的主要承担者之一、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教授沉默了。尽管“有满肚子的话要向记者说”，但她依然只是简单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性教育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科学的研究，稳步推进……现在时机不到，须把握节奏，不然适得其反！”

　　“可能还有更多的校本教材，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这本书严格来说不能是教材，只能说是读本。”张玫玫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它由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第二小学组织编写，没有出版、没有经过教育主管部门审订，是供校本课程使用的参考读物。

　　所谓校本课程，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相对应，是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自主决定的课程。在我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大多利用中小学校本课程时间开展。一些学校进而编写校本教材，展示特色、便于交流。

　　《脚步》之前，已有2009年8月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小学出版的《快乐生活，健康成长》、2005年成都人北实验小学的《成长路上陪你走》等等。它们同样使用了“精子”“卵子”等名词，但没有引起外界关注。“可能还有更多的校本教材，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张玫玫说。

　　而在《脚步》背后，其实是一个已经进行两年多、北京30所中小学参与试点、近500名一线老师参与的课题项目。

　　2009年起，受北京市教委委托，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性教育研究中心和北京性教育研究会承担了课题《北京市中小学性教育模式初建》，编写了北京市中小学学校性教育大纲(草案)。在实施中，课题组设计了30个子课题，分别由城六区及房山、昌平等郊区县的10所小学和20所中学承担。

　　《脚步》一书，正是《定福庄二小性健康教育校本教材研究》子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课题论文成果还包括，《北京市东直门中学高中生性道德结构及其问卷编制与统计结果分析》《北京市培智学校性健康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等等。

　　在北京地区，培智学校第一次参与此类课题。七八年前，北京市通州区培智学校的赵红艳老师发现，班上有一位智障男生，毫不顾忌地在课堂上把手伸进裤子里去；爱美的女孩穿着超短裙在男老师旁边转悠，却对校园外的危险一无所知。那时，对智障孩子的关注还集中在知识与能力上，而在性健康方面，尤其是性安全、性心理、性伦理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

　　除了论文集，作为课题组成果，还有97个课堂案例汇编成集。

　　“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的一位老师是这样描述的：“精子小思住在爸爸的身体里，还有三亿多个兄弟和小思住在一起……卵子小欧，她家就她一个娇宝宝，特别希望能和小思它们做朋友……但是他们相见的路途既遥远，又艰难……”

　　接着，老师安排角色扮演，请男孩们做精子，一个女孩做卵子，开始夹道障碍跑。当然，大多数男孩都被淘汰了，“使学生感受到生命的唯一，激发学生珍爱生命的情感。”

　　除了性生理部分，还有不少案例关注性心理与性道德。如《换座位带来的思考》《收到“情书”之后》《识别危险行为》等等。

　　张玫玫曾向媒体表示，《脚步》中80%的内容已在北京市定福庄二小试讲过，而这所学校早在2001年就开始探索性教育之路。

　　一位性教育界人士向记者称，青少年性健康教育试点已在教育界内部积极进行，而《脚步》一书的轰动只能说明，这一切其实并不为外界所知。

　　“能不能给一个固定的标准？”

　　《脚步》一书，同样在性教育界内部引起争议。

　　儿童性教育专家胡萍在博客上公开表示对编者“道义上的支持、观点上的分歧”。她称，向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展示性交细节的图片和文字，不符合孩子们的认知发展规律，“就像我们不可以在孩子小学阶段就给孩子学习高等数学一样，这就是违背孩子年龄认知和性心理发展规律的做法。”

　　在《成长与性》一书中，作者胡萍将精卵结合的过程解释为“爸爸妈妈的身体接触”。有意思的是，哪怕是这样含蓄的语言，在7年前出版时也曾被批评为“最黄的”的性教育读本。

　　“如果只说身体接触，孩子可能就会想，今天我牵了谁的手，是不是就有宝宝了？”成都大学教授、四川省青少年性教育普及基地主任胡珍对此表示异议，“在这个阶段，生殖器官和手指、脚趾、鼻子都是一样的，很简单的一个逻辑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说？孩子就这么简单，是成年人自己想复杂了。”

　　胡珍一直在成都开展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从2007年至今，她完成四川省教育厅课题“中小学性健康教育实施研究”课题，之后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将研究成果转入实践，为34所中小学培训师资、扶持开课。

　　目前，在四川省，起步较早的成都人北实验小学，在六年前便出版了自己的性健康教育读本。去年，成都大学还开设了“性教育辅修师范专业”，成为继首都师范大学之后，全国第二个开设这一专业的大学。

　　对《脚步》一书的修改，胡珍的建议只是，给小学一二年级的文字内容加上拼音，便于理解。

　　社会学者李银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点也不超前，这是一种相当不容易的进步。以前我们过于禁欲，现在要解放了。”

　　也有审慎的支持者。“北京市教委的这个试点，基本上合适，当然有些像‘射入’这些词可以推敲”，中国性学会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徐震雷说。

　　徐震雷称，全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发展较早的地区有北京、上海、成都、杭州和深圳等。从2008年起，其中四个城市每年聚集一次研讨，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对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可以告诉事实，但‘性交’两字不提为好。”

　　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哪怕不出现“性交”两个字，对它的讲解也是千差万别。应该说“生殖器”还是“阴道”、说“放入”还是“射入”，差别虽细微，争论却不止。

　　在一次国内研讨会上，一组专家去听一位老师的现场课《我从哪里来》。说到男性性器官“睾丸”时，老师带领着孩子们，将这个词像集体背单词一样反复朗读了几遍。不料，课堂结束后，有专家反对，有专家力挺，争执不下。

　　最后，女老师委屈地哭了起来，“连你们专家都不知道怎样才对，你让我们老师怎么办？我们一线老师执行力很强，能不能给一个固定的标准？”观点之争，可见一斑。

　　“这其实是两种教育理念的差别，是以知识体系的逻辑来决定该讲什么，还是以受教群体的逻辑来决定”，杭州市教育局教科所韩似萍老师说。

　　在杭州，青春期性健康教育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2008年，杭州市教科所编写了《中小学生青春期教育手册》向学校发放。2010年，教科所还启动了“十万家长同读一本书”活动，请家长配合学校教育。而在校内，学生们通过讲座、班会、心理健康课等形式接受青春期教育。

　　韩似萍坚持，从小学高年级起才对学生进行青春期教育，因为“文化观念不可能通过强硬手段立刻改变，应该充分考虑到中国这个含蓄民族的情感背景。”具体到性器官名词和内容讲解的深度上，不能只注重科学完整而忽视社会人文。

　　“怎么给孩子说子宫？我们的老师可以说，妈妈的肚子里有一个器官，是孕育孩子的宫殿，简称子宫。还有阴道，可以说它是生命的通道。这样说，不是很美吗？”胡珍对此有不同看法，“其实所有生理科学，都可以带着从心底里对人本身的尊重”。

　　然而，要实现这样的尊重，性健康教育师资是一个比口舌之争更加迫切的现实障碍。

　　性教育是“三无教育”

　　在我国，性教育还没有进入学科序列，没有“专业人才”。在中小学里，性健康教育老师大多由心理健康老师、班主任、代课老师、德育主任等兼任。

　　克服心理障碍是老师们走上讲台的第一道关。四川成都龙泉七中的教科室主任柴小林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一直担任思想品德老师。4年前，他参加了胡珍及其团队的师资培训。

　　培训老师指导得非常详细，“不能说手淫，因为‘淫’给人罪恶感，要说自慰；不能说‘小鸡鸡’，要说生殖器官……”

　　他想起培训前的一个夏天，一位男生在课堂上问起生理现象：“老师，那意淫咋个办咧？”他沉下脸，“其他人都不说，只有你提这个问题，你太下流了！” 其他同学附和着：“就是嘛，你的思想有问题！”

　　柴小林反省自己，“其实是我没有那个胆量去驾驭这个问题，于是逃避了。”

　　培训结束后，再讲性健康教育课，他还是害怕学生提问题，不过担心的不再是勇气，而是能力。每每有学生提出意料之外的问题，他只能实话实说：“抱歉，我回答不了。我必须下课找到资料和答案后，再和你探讨。”

　　“性健康教育老师，不仅要有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律和道德等知识，还要有文学积累、表达技巧、组织方式，我认为比其他老师更难。”胡珍说。

　　大部分半路出家的性健康教育老师会经历“模仿、反思、原创”的授课阶段。如果不是真正感兴趣，一些老师可能会长期停留在第一阶段。还有的老师，因为学校指定而不得不接受培训，结束后却在小声地骂“无耻”。有的老师，一旦岗位变动，就不再主动教学。性健康教育，被戏称为“无师资、无课时、无教材”的“三无教育”。

　　“学科渗透”教学法于是被大力推行。除了专门课时之外，语文、数学、生物、体育等科目都可以渗透性健康教育。

　　比如，语文课上讲《一粒种子》，说到生命的不易；数学课学到黄金分割，老师可以提醒，女孩子打扮自己，要有得体的美感；体育课上，老师也应该在运动前，适时宣传保护身体脆弱部位……

　　在这些知识中，除了性生理、性安全等有明确的答案，性心理、性伦理、性道德等标准事实上因人而异。教育者本人的价值观因而显得格外重要。

　　一位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年纪较大的老师可以在讲台上义正辞严地宣传‘一定不能发生婚前性行为’，但我不会，因为我是80后，自己就有，这样的要求实在说不出口”。

　　“当下中国，性现象是多元而混乱的，性价值观也一样，”这位老师说。尽管这种复杂的情况在中小学性健康教育中还不明显，但是老师的不同态度，直接决定“将话说到什么程度”，进而对学生产生微妙的影响。

　　“谁给我评判？只有我自己”

　　对《脚步》的争论还未平息，与性教育有关的新闻又开始吸引人们的眼球。在河南郑州，一所名为“摇篮”的私立幼儿园对孩子进行尺度颇大的性教育。课堂上，女老师拿出一个成人娃娃，告诉孩子不同性器官的名称。在讲解“阴毛”时，老师还请一位男孩上前，亲手摸一摸。

　　面对外部质疑，中国摇篮教育集团郑州摇篮幼儿园园长何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这是一套“根据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综合出来，完全科学安全的教育模式”。

　　何峰宣称，自己承担着三大课题，来源从联合国儿童福利基金会到中国早育性教育培养示范性基地都有。他并不想办幼儿园，是“执着的家长逼着办”“我这些理论，在国际上都不好找。比如我实施的胎教，是教家长怎么定位宝宝的性格，你要啥性格的孩子，我给你打造；定位宝宝未来的职业，你从事啥职业，那都是爹妈给定的……”

　　这些看似有悖常理的说法，何峰称自己钻研了18年，而幼儿园的性健康教育也已经进行了3年之久。

　　“目前对这种性的综合教育与实践，在全国，我可以这样说，没有第二个人，谁给我评判？只有我自己评判。”何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性健康教育的实际效用很难评估，这是一个非常中肯的问题”，徐震雷向记者坦承。各种是非争论，部分原因即来源于此。

　　最后，只能依靠受教者自己行使评判权。而这对在全国范围内刚刚起步、各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性健康教育来说，需要更多的时间与空间。

　　8月底，另一部小学性别教育实验教材《男孩女孩》在上海悄然上柜。今年，张玫玫带领的课题组，还将把在北京的试点学校扩大到45所。胡珍则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定为“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反省与修正”…… ★

　　(实习生薛雨萌对本文亦有贡献)

　　性教育忧思录

　　旧的性道德观已经瓦解，而新的却迟迟未建立。在此背景下，中国性教育的价值导向还非常模糊，就已匆匆“赶路”。性安全、性生理教育则以最“简化”的方式，大行其道

　　本刊记者/钱炜

　　“妈妈，老师在课堂上说，握手、拥抱和接吻都会得艾滋病，这是真的吗？”中央党校教授靳薇清楚地记得，大约3年前，还在上中学的女儿这样问她。

　　“在堪称全国教育资源最发达的北京中关村地区，中学竟没有开展性教育，就连基本的防艾知识也教错了。而另一方面，中国对艾滋病的防治宣传，没有从性教育这个角度入手，而是长期停留在推广避孕套的层面。”靳薇从2001年开始就在中央党校给全国厅级干部做防艾培训，当她应邀走进自己女儿所在的中学进行防艾教育时，开始对中国的性教育问题有了新的观察。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在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在2001年～2010年间，中国已经完成了“性革命”。靳薇说，“可是，中国的性教育仍处于停滞状态。”

　　羞涩的官方语境

　　“通过男女的性生活，精子和卵子在女性输卵管相遇受精而结合成受精卵。”这是1996年北京出版的《青春期健康教育》(试用本)中的一句话，也是全书中唯一涉及性生殖内容的部分。就为了这一句话的表达，俞承谋当时字斟句酌了很久。

　　作为当时的北京第十一中学校医，俞承谋是这本教材的编撰者。1982年，北京市教育局与北京卫生防疫站合作，要开展中学生青春期教育试点，十一中被选为试点学校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关心过青少年性教育问题。周恩来早年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听过美国教授的一场性教育讲座，他受此触动，一直惦记着性教育的问题。在去世前，周恩来特意嘱咐他的医疗组组长吴阶平，一定要把中国的性教育搞起来。

　　由于文革的影响，周恩来的嘱托直到1980年代才有了回应，中国当代的性教育，也在那个时期蹒跚起步。1982年，吴阶平编译的《性医学》出版，成为性学的破冰之作。同年，北京第十一中学在初一年级增设“青春期教育”课，俞承谋正是两名任课老师之一。

　　“初一学生刚刚进入青春期，是进行教育的最好时机”，俞承谋解释说。然而，上课讲什么？俞承谋没有任何可参考的教材，只能根据教育局提供的大纲，结合相关生理卫生知识自己编写讲义。

　　在试点过程中，由俞承谋主要编写的这份70页厚的小册子被拿到很多学校试用——这一试用，就“试”到1996年，北京市教委决定以俞承谋等人的讲义为基础，编写中学生青春期教材。

　　早在1963年全国医学科学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就提出：“要在女孩子来月经之前，男孩子发生首次遗精之前，把科学的性卫生知识告诉他们。”

　　1988年，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

　　官方对性教育的态度始终是羞涩的。“那个时候还不敢直接提性教育，青春期教育就成了性教育的代名词。”中国性学会秘书长、青少年性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徐震雷说，直到现在，尽管社会上已经开始直接称之为性教育，但在教育部所有的正式文件中，也依然没有“性教育”这个词，而只有“青春期教育”。

　　教育部有关性教育的最新规定，是2008年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从文件名称就可看出，性教育被包含在健康教育之中。

　　徐震雷解释说，国外的性教育要更加多元化，如有以人权为基础的性教育，有以性别意识为基础的性教育，但至今为止，中国的性教育，都是以健康为导向。这是中国性教育的一大特点。

　　防艾，性教育的推手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性教育的内涵开始变迁：随着艾滋病在全球快速蔓延并进入中国，对艾滋病的预防逐渐成了性教育的重要目标。防艾，既是性教育的目标，也是性教育的推手。

　　1990年8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期规划》( 1990～1992)指出，青年人是人口中性活跃的人群，需要进行特别教育。

　　这是政府首次对青少年的防艾教育做出规定。此后，教育部与计生委多次发布各种文件，要求对青少年进行防艾教育。

　　七年前，一则清华、北大拒绝公开发放安全套的新闻曾占据了北京各大报的大幅版面。当时就有人质疑，推广安全套就等于防艾吗？

　　对此，靳薇则简单地总结为：中国现在的防艾教育，实际上就是安全套教育。熟知各地防艾宣教情况的她介绍说，针对性工作者与同性恋人群，地方CDC(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都有“高干队”，即“高危行为(或人群)干预队”来负责防艾宣传。而他们的工作就是办培训班、贴宣传画、发宣传册、摆放安全套、搞有奖问答等，这些内容都是围绕着推广安全套的。

　　至于对大学生、青少年的艾滋病干预，依旧是这些套路。靳薇解释说，与前者相比，对青少年的防艾教育比较欠缺，主要依托于各类项目。通常是在全球基金、福特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等国外NGO的赞助下，与学校的团委、学生会或者同性恋组织合作。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相关人员的专业精神和敬业精神不够，工作方式简单化，有些机构甚至拿安全套的发放作为考核的指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主任王若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安全套教育要有针对性地对待不同的群体。学校教育与对社会其他群体的教育显然应该不一样。比如，对初中生讲怎么用安全套，我觉得不是必须的。而对性工作者、对流动人口则需要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云南省CDC性艾中心主任贾曼红透露，学校防艾教育的经费比较少，更多时候，还要看学校愿不愿意合作，或者有没有项目支持。

　　云南一位长期从事防艾工作的退休官员表示，推广安全套成为防艾教育的主流，是现实的选择。“推广安全套，好统计，好监测，便于操作，是低投入高收益；而进行性教育，看不见摸不着，做起来也比较难，是高投入低收益。”

　　另一方面，有专家认为，安全套的“安全”作用有被夸大的嫌疑。中国性学会原副理事长朱琪透露说，上世纪90年代，计生委专门开过一次专家会议，决定在防艾宣传中，将避孕套改成安全套，以便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他指出，避孕套对艾滋病的预防成功率并不是100%，因此，“安全套”的叫法会让人产生“虚假的安全感”。以使用安全套为导向的艾滋病预防宣传，甚至反而可能促进他们的性萌动。朱琪认为，只有对青少年进行以“贞洁观”为主的性道德教育，才是预防艾滋病的根本。

　　尽管争议不断，中国越来越多的大学校园都接纳了安全套自动售卖机，而在课堂上教学生们使用安全套，也司空见惯。但问题接踵而来，安全套教育要不要进中学？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