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问题，徐震雷持保守态度，国外一些组织根据他们已有的经验，希望在中国的中学里也开展安全套教育。但在他看来，这样做为时过早。

　　“外国人为说服我们，用了很多调查数据。比如他们说，通过安全套教育，学生的性行为发生率与艾滋病感染率都没有增加。但我们发现，这些结论的前提，是他们的学生性行为发生率已经高达80%了。而中国中学生的这一数字，估计只有10%～15%左右。如果推行安全套教育，反而可能起到教唆作用。”

　　徐震雷说，与西方不同，在中学阶段，中国性教育的主流仍是减少学生的性行为发生率。

　　“一提到安全套，老师就紧张得不得了，这实际上是一种鸵鸟政策。”靳薇则旗帜鲜明地认为，有必要在中学时期就进行包括使用安全套在内的性安全教育。她以亲身经历来举例：她的女儿在上中学时，同学们都普遍交异性朋友，女儿也有一个男朋友。可女儿所在的学校并未进行任何这方面的教育，于是，她就自己教女儿如何使用安全套。

　　在安全套教育的问题上，不同的观点基于他们对目前中国青少年性启蒙状态的不同认知。俞承谋认为，每一所学校开展性教育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调查本校学生的性认知程度与性行为发生状况，以此来开展有针对性的性教育。不然，性教育就会无的放矢，甚至起反作用。

　　谁来承受性教育之重

　　尽管俞承谋在1982年就点燃了性教育的“星星之火”，但30年过去了，这一领域并未形成“燎原”之势。至今，在全国范围内，性教育仍是个别地方、个别学校、个别教师的小打小闹，大多数学校仍处于“能不做就不做”的状态。

　　“学校的青春期教育，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校领导的支持。如果领导觉得这件事不重要，那就很难开展。”俞承谋认为，当时北京十一中的青春期教育之所以有声有色，要得益于校方的支持。

　　这其实反证了另外一个问题，校园的性教育并未得到制度层面的保障。

　　在防艾教育的问题上，靳薇认为，国家将所有的“宝”都押在疾控部门身上，这是根本策略的失误。“只进行以安全套使用为主的性教育，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安全，这等于把人还原到动物层面。” 但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是卫生、疾控部门不能承受之重。

　　据统计，近年来中国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比率上升很快，并且主要感染途径已经由母婴传播变成性传播。因此，国家CDC性艾中心主任吴尊友认为，性教育是青少年防艾教育的基础。他坦承这一部分工作确实薄弱，但也认为，“性艾中心的首要职责，还是对艾滋病的控制与预防，青少年的性教育更多地应由教育部门承担。

　　所有矛头，最终都指向教育主管部门。

　　中国的性教育牵涉到三大部门：教育部、卫生部和计生委。教育部负责校园性教育的组织与开展，具体由体卫司来管。卫生部主要是为教育部的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教育部体卫司的专家基本都来源于卫生部。而计生委是从控制人口数量与提高人口质量出发，做节育、避孕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

　　但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将性教育问题写进法律的，并不是教育部，而是计生委。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指出，“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

　　性教育的理论困境

　　靳薇曾经看过一位日本性教育家教幼儿园小朋友做“人体拼图”的游戏。教师先在黑板上挂出男人与女人的轮廓图，再把包括生殖器在内的单个器官的图交给小朋友们，让他们对照着将黑板上的人体轮廓填满。

　　这个游戏的目的，是让小孩意识到，生殖器就像人的手和脚一样，是身体的一部分。靳薇当时很受启发，开始意识到，性教育应当从幼儿园就开始。“性教育开始得早，大人就不容易尴尬，让孩子对性脱敏也容易。”

　　但当北京3岁女童派派的母亲听说幼儿园将开始性教育时，却态度犹疑。“派派至今还没有问过她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如果她问了，我们会从爸爸妈妈相爱这个角度来回答。否则，你跟她说什么精子、卵子，她也听不懂啊！”派派妈曾经看过德国的幼儿性教育读物，她认为，那样直白的内容，并不适合中国的孩子。

　　在朱琪看来，让孩子对性脱敏，恰恰是不妥当的。他以20年前流行的一本讲述前苏联训练“性间谍”的读物《燕子与乌鸦》为例：克格勃采用让男女一起洗澡、互相观看对方身体等各种手段，让受训者对性脱敏，去除羞耻感。“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那些人把做爱看成一项纯生理活动，他们可以毫无感情地与任何人发生性关系。”

　　“如果没有‘性害羞’，我们中学生性行为的发生率要比现在高得多，艾滋病感染率要比现在高得多。”徐震雷也这样认为。他表示，“性害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但在西方国家的性教育过程中，慢慢把“害羞”去除掉了。在中国的性教育中，这种“害羞感”的保留非常重要，比如在小学教育中，说到“性交”，应当以婉转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个人一生换了很多性伴侣，他也不一定就是坏的，不能够绝对地说所有有过一夜情的人都道德沦丧。”

　　这句话来自性社会学家李银河2003年发表在《精品购物指南》上的一篇文章，其主题是：为“一夜情”正名。首都师范大学从事性伦理学研究的教授安云凤听说了这则新闻后，就赶紧去买了这份报纸，报亭的人对她说：这期报纸特别好卖，早就卖光了！

　　李银河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轰动，其中也招致不同的意见。作为中国伦理学会理事的安云凤，针对此文写了《对“一夜情”的伦理透析》一文，由此掀起与李银河的“论战”。

　　安云凤还记得，20多年前改革开放伊始，国外各种思潮猛烈冲击了人们长久以来封闭的思想。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在大学生中盛行一时。在此过程中，旧的性道德观已经瓦解，而新的却迟迟未建立。安云凤认为，性道德建立在性生理、性心理、性伦理与性法律四者皆已完备的基础之上。目前国内对于性伦理道德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实际上在中国，有关性的研究尚未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而国内的性学专家和性教育工作者，其专业背景也是五花八门：有学生物的，有搞心理的，还有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光是医学领域从事性学研究的，就涉及皮肤科、泌尿科、妇产科、心理科和整形科等多个学科。

　　相比之下，国外自弗洛伊德以降，金赛、福柯，无论哪一家性学学派，无不有着深厚的学术根基。

　　在性学研究尚且薄弱的大背景下，性教育的价值导向更显模糊。他坦承，建立本土化的性价值观体系，需要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需要深厚的文化根基，但这一过程，将会非常难，是个漫长的过程。

　　“当青春期的问题困扰时，我们开展青春期教育；当艾滋病来临时，我们开展艾滋病预防教育和性健康教育；当少女怀孕、人流等问题出现时，我们开展生殖健康教育；当觉得青少年没有能力应对恋爱与性时，我们开展生活技能教育；当觉得性是一种爱时，我们开展爱的教育……”这是徐震雷所描述的中国性教育的现状。 ★

　　(实习生陈希对本文亦有贡献)

　　性教育：一所小学的八年样本

　　一所普通小学的“超前”性教育实践，是否最终能将性变得简单

　　本刊记者/陈薇

　　2011年9月5日，四川省成都市人北实验小学，一堂《我从哪里来》的性健康教育课在进行中。

　　“这是一个艰辛、漫长而充满奇遇的过程……妈妈和爸爸像我们一样长大、相遇、相爱、结了婚。然后，爸爸的生殖器官放进妈妈的生殖器官……”女老师描述着精子与卵子的相遇、胚胎发育和出生。

　　当新生儿的图片出现在屏幕上，女老师走下讲台，向学生们点点头：“你们是一大群精子里的冠军，是最优秀、最健康的一个！”

　　每年上这堂课前，学校都会用一张《生命与性教育课程教学情况家长告知书》，邀请家长与孩子一同上课。告知书上写明，教学方法包括“与孩子讨论自己生命起源的话题、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认识精子和卵子结合是新生命的开始、让孩子与父母互动交流对生命血缘的真切认识和感激之情”，等等。

　　家长可以选择孩子上或者不上这堂课程，最终，大多数家长会选择同意，并和孩子一同参加。

　　2003年，当学校第一次邀请家长参与性健康教育课时，其实是在美术课上。一位六年级的美术老师，抱怨美术书的最后一页总是被学生用铅笔涂黑，或是干脆撕掉——那一页是欣赏国外人体雕塑。于是，一节特别准备的美术课成为一次学科渗透性健康教育课。

　　如果再往前追溯，促使人北实验小学开始性健康教育课程的，不过是学校路口的一个成人用品店。9年前，这种店标上有裸露美女、写着“快速见效”的门店，就和性健康教育一样新鲜。“我们发现，几乎每个男孩子心里都惦记着。等我们把孩子送走，有的就会倒回来，把那个帘子掀开，看一下里面到底什么叫‘成人用品’。”彭玲老师说。

　　同年，学校申请了所在区教育局“小学阶段性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课题，首先对一至六年级的孩子做了问卷调查。

　　调查中，很多孩子认为隐私部位是“眼睛”，“因为眼睛很重要”。还有孩子回答，“咯吱窝”。另一个问题，“对于性这个词，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恶心、脏”，是最多的答案。

　　从2003年起，学校开始安排一些简单的性生理知识课。认识自己的身体，知道什么是隐私，明白生命的奥秘。接着是性心理课——性别接纳、自我认同。到了高年级，课程内容则是青春期的发育特征、异性交往等等。时至今日，性健康教育已成为学校的教育特色之一。

　　去年，一个六年级男孩的书包里藏了一个避孕套，被同学发现了。班主任教师急得跳脚，找到了性健康教育教师彭玲。彭玲很快决定，为孩子们增加新内容 ——避孕套。

　　“我讲人类的生育，男性一天会产生多少精子……讲人类很有智慧，不让生育成为我们的负担……我还从古希腊讲起，讲英国国王御医用羊肠内膜做了人类的第一个避孕套……但是避孕套不是安全套，不能阻碍艾滋病病毒……”

　　对孩子的性健康教育说到哪个程度为宜？这一直是个难题。曾出版《善解童贞》一书的成都大学教授、四川省性学会青少年性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胡萍认为，如果让六七岁的孩子提前知道青春期内容，“必然存在提前唤醒”。

　　然而，在另一部分学者看来，如果孩子听了没有什么反应，才是科学教育最好的结果。

　　“越在高年级来讲性健康教育，孩子反应越怪。四五年级讲，孩子脸红；到中学，孩子就怪笑，然后就故意问一些难堪的问题挑战老师。你从小一步步上来的，就很自然。”胡珍说。

　　在《预防性侵犯》课程上，一位三年级女生在回答“隐私部位”时，答案是“阴道”。老师回访那些已经升上初中的学生，中学对这些接受过性健康教育的孩子评价是，“更稳重，更落落大方，在异性交往等话题上，没有那么多暧昧的东西”。

　　“印象最深的是哪张图呢？”

　　上完课，一位女孩回忆起课堂上的图片。这个只有7岁、扎着羊角辫的女孩想了想，笑了，“好多只小狗的那一张”——其实，那不过是老师使用的一张配图而已。 ★

　　(实习生王一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性教育的世界“观”

　　究竟是走性安全教育的路线，还是推行强调贞洁的性教育？在美国，这两种意见一直存在，并时时引发争论。而放眼世界，许多国家或左或右地选择了自己的性教育方向。这些国家性教育的历程，发人深思

　　本刊记者/钱炜 文/宋迪

　　这个开学季，美国纽约市公立初中和高中的学生们会发现他们的课表里多了一门令人心跳加速的新课程——性教育。这是纽约近20年来第一次将性教育规定为强制性课程，课程内容将包括如何使用避孕套，以及何时可以发生性行为的知识。

　　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的这个决定，在全美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实际上，有关性教育的问题，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走过一条漫长的探索道路，并至今存在争议。而西方各国在性教育策略的选择上，也不尽相同。

　　性解放的“恶之花”

　　人类的性解放自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而其哲学架构则可追溯到20世纪初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弗洛伊德认为，性欲是人类最强烈的动机，性欲压力若得不到充分排放就会成为心理病态的根源。但同时他又提出，性必须受约束，应该有适当的渠道来疏导，否则文明就会毁灭。

　　然而，人们在广泛传播弗洛伊德的思想时，却更多地强调了前者，为性革命找到了理论依据。几年之后，美国性学研究者阿弗雷德。金赛通过实证研究在其所作的报告里提出了一个观点：人类需要频繁地得到性发泄，否则就会造成各种心理与社会问题；性行为是与道德无关的事情。他的报告公开发表之后，在全世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许多人开始觉得自己落在潮流之后，开始质疑自己对性的传统态度是否可取，并且开始相信自己已经错失了很多人都已在享受的乐趣。

　　而《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办则为性革命加上了最后一把火。思想上的解放，再加上科技进步，新的避孕方法，尤其是口服避孕药丸的问世，使得无风险性行为的梦想似乎得以实现，人们终于可以享受性自由所带来的愉悦。

　　从196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迎来了一个性解放的高潮。

　　然而30年后，美国社会开始逐渐尝到“性革命”造成的恶果。少女早孕、性病蔓延、心理创伤等现象大行其道。美国15～19岁少女中，几乎每年都有十分之一的人未婚先孕，其中一半会辍学，另一半选择了堕胎。少女怀孕、堕胎、少女妈妈、私生子不但成为家庭忧虑的难题，也给社会带来难以解决的负担。 在性革命之前，美国和全世界受到关注的性病仅有淋病和梅毒，现在，性病已增至20多种。而80年代初期出现的艾滋病已在全世界广泛流行。据统计，死于艾滋病的美国人要比死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总人数还多。

　　从“性安全”到“性纯洁”

　　面对性解放的恶果，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着手给年轻人提供足够的知识和技巧，以期减少性病和未婚怀孕的发生率，并开始实施以使用避孕套及其它避孕措施为基点的“安全性行为”教育。

　　这种教育方法试图采取价值中立、客观与合乎科学的态度，试图把性当作与道德无关的课题来讨论。认为只要能为双方的健康与安全负责即可，至于非婚姻关系的性交是否道德则不是学校考虑的范畴。

　　这类教育通常在儿童幼年开始，而且让男女学生同堂受教。在课堂上教师把性器官的构造以及与性行为有关的活动公开讲解，以保障年轻人不会因为无知或误解而从事不健康的性行为。同时，为了尽量不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和尽量减少教师所遇到的挑战，这种教育法采取了无指导性的授课方式，即尽量避开或降低道德方面的讨论与指导。

　　这种课程除了强调知识的传授外，还倡导一些特定的内容即“风险较小”的性技巧以及使用避孕套。所谓“风险较小”的性行为就是直接性交以外的性活动，由于这样的行为几乎没有怀孕和染上性病的危险，所以有人认为倡导这类行为来代替性交是件有益的事。

　　然而糟糕的是，这样的性教育不仅没有阻止反而促使了性行为增加。美国一项“计划生育”组织所赞助的调查显示，十四岁少女在接受这种避孕教育后去尝试性行为的可能性增加了50%。这是相当令人惊慌的结果：以加强知识、科技与技巧为解决方法的“安全性行为方式”，不但没有使学生的怀孕率下降，反而间接鼓励他们进行危险的婚前性行为，而这也是“安全性行为方式”最遭人诟病的地方。

　　这样的社会现实促使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教育工作者意识到，对年轻人施予道德和伦理教育是优先必要的，并提出了健康的性教育策略和整体人格教育计划。

　　于是，在最近10年里，全美有1/3的学校增加了禁欲教育，提倡将性行为推迟到婚后，并告诉学生安全性行为的做法。1996年，有的州通过立法，在5年时间里，有4.4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宣传禁欲，有的学校还提供在何处可获得控制生育器具或如何使用避孕套的资讯。现在全美14个城市的32所公立学校中都建有性咨询室，回答咨询的也是孩子，其内容对教师和父母都保密。

　　向左走，向右走？

　　究竟是继续走性安全教育路线，还是推行强调贞洁的禁欲教育？近些年来，美国国内的这两种意见一直存在，并时时引发争论。而放眼世界，更多的西方国家，都选择了开放式的性教育。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国家之一。瑞典的性教育被称为“避孕教育”。早期瑞典学校性教育是国际上公认的青春期性教育成功模式之一。

　　1942年，瑞典开始对7岁以上的儿童进行性教育，教师采用启发式、参与式和游戏式的教学方法，内容是在小学传授妊娠与生育知识，在中学讲授生理与身体机能知识，到大学则把重点放在恋爱、避孕与人际关系处理上。

　　1966年，瑞典又尝试通过电视实施性教育，打破了家长难以启齿谈性的局面。瑞典性教育的经验是与孩子们交流谈论，让他们知道性究竟是怎么回事。

　　英国法律规定，必须对5岁的儿童开始进行强制性性教育。英国的性教育以学校教育为主体，所有公立中小学根据“国家必修课程”的具体规定来进行性教育。按不同年龄层划分为4个阶段：5～7岁，主要初步了解人体各部器官名称，知道人类可以孕育下一代，并会区分身体上的异同等；8～10岁，主要掌握人类生命各周期主要阶段，包括生殖、生长发育等；11～13岁，懂得青春期所带来的各种生理和心理变化，以及什么叫月经和受精等；14～16岁，学习生殖激素对人体的作用，医学上使用生殖激素来控制和提高生育力的情况和男女性别的决定因素等复杂问题。

　　除了这些必修内容，各学校还根据学生的特点适当增加有针对性的内容，如性健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释放、肢体语言等。

　　而日本走过的历程与美国相似，也是从性开放走向强调约束的综合性教育。日本的青春期性教育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二战后至60年代，叫“纯洁教育”，强调对青少年授以正确的性知识，使其保持身心纯洁。第二阶段是60～70年代，日本受到西方“性自由”浪潮冲击，从而开始了以传授性科学知识为主的阶段；第三阶段是70年代以后，日本进入“性指导”阶段，不仅让学生懂点性科学，还要懂得友爱重要和生命可贵。80年代以来，他们在性教育中特别强调性约束、性道德，认为性教育首先是性的文明教育、伦理教育和道德教育，要尊重人的精神，反对以强凌弱，讲究男女平等，而性卫生教育是第二位的。

　　相比其他国家，美国在性教育问题上显得相当“纠结”。而纽约市最近的这项决定，也遭到了宗教势力和主张禁欲教育的学校董事会成员的反对。性教育，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估计美国人还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摇摆下去，但他们所走过的这段历程，却发人深思。 ★

　　(本文参考资料：杨素萍/《从安全性行为到“性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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