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文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所非洲研究室主任

　　中国近日正式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简称“过渡委”）为利比亚执政当局和利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过渡委”则表示，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切实遵守双方此前签署的各项条约和协议。消息传出，不仅在利比亚有未完工项目的近50家中国企业终于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而且国人的讨论和媒体的采访也大多围绕中国在利比亚战后重建中的经济利益在算细账。

　　其实，战后重建是一个包含政治（包括政治体制和价值理念）、军事、经济、社会、金融、文化和教育等诸多方面的一个系统工程，它所涵盖的内容和意义绝非几个工程项目合同所能企及。拿利比亚来说，卡扎菲政权的土崩瓦解带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强人卡扎菲，更是他统治利比亚42年之久的一整套政治体制、军事架构、社会结构、话语体系和教育模式等等。要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国家，既要扫清旧政权的残余（如追剿仍忠于卡扎菲的武装力量、收缴散落民间的武器、安抚全国大大小小140多个不同部族的利益甚至是对立情绪等），更要规划新政权的未来（如制定宪法、选举法，组建包容性的过渡政府，建立统一的国民军队和警察力量、恢复经济生产等）。在这些的工作日程中，开展基础设施的重建和恢复各行业的经济生产虽说是各项上层建筑重建的基础，但绝不是战后重建的全部，甚至算不上是各项工作的重心或议事日程的优先选项。

　　长期以来，我国在海外利益的拓展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因秉承“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中方虽经过多年打拼和努力，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渐积累了经济方面的权重和影响，但在政治、安全、外交以及话语权等方面的影响则并未同步发展。如在非洲，近十年来，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然而，利比亚战争的爆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利益虽然不断扩展，但中国保护这一经济利益的安全手段和外交能力则未能同步发展。

　　安全和外交能力的相对不足虽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们对利比亚战后重建其他领域的参与，但我们不应采取“因不能而不为”的被动态度，而应该视挑战为机遇，在此次的利比亚战后重建中尝试拓展参与领域，努力在利比亚的战后安全、政治、金融以及教育等领域参与重建工作。一方面，我们要继续牢牢抓住我们已有的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参与和利益。在对利比亚石油蛋糕的分割以及对将以万亿美元计的重建订单的争夺战中，中国公司以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经验、资金、人力资源等优势，绝不会输给他国公司。另一方面，在安全、政治、金融以及教育领域，我们也可提出参与对利比亚军队、警察重建过程中的培训工作，公务员队伍建设过程中的培训、物资提供，未来宪法制定以及选举过程中的选举观察和国家治理经验交流等。利比亚“过渡委”最近还提出对中国金融援助的期待，中资银行因此也可与利比亚银行讨论融资和参股方面的合作可能性。另外，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教育领域正风风火火地制定新教材，我们也不妨雪中送炭，为其提供教具和文具，或帮助印制新教材。总之，全方位参与利比亚的战后重建，不仅可切实维护中国在利比亚的权益和利益，也可为我国未来维护在非洲大陆以及整个海外利益探索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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