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上海10月19日电 (严剑漪 包蹇)由于母亲一口拒绝向自己提供日本留学所需的学费、生活费，刚下飞机的24岁男青年汪某从背包中拿出尖刀捅向母亲，此为今年上海浦东机场3月发生的刺母血案。

　　今天上午9时30分，这起备受社会关注的“刺母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检察机关以汪某犯故意伤害罪为由向法院提起公诉，此前，汪某经司法鉴定被确定患有精神分裂症。

　　“我脑子一片空白”

　　今年3月31日，在日本留学近5年的汪某从日本东京乘坐飞机回到上海浦东。登机前，汪某曾致电母亲急需生活费，表示自己“没钱了，都要饿死了”，在遭遇母亲拒绝后，汪某愤然搭机回国。

　　当晚8时30分，汪某抵达上海浦东机场，拿好托运行李后，他在候机楼见到了母亲。汪某事后承认，当时他问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钱到底有没有，给不给我”，然后双方发生争执，汪母明确表示已没有财力再供其继续求学，汪某随即走向出口处，汪母紧随其后。当听到身后的母亲唠叨“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时，深受刺激的汪某从随身的托运行李包内拿出两把尖刀，对母亲头部、手臂、腹部、背部多处进行砍、刺，毫无防备的汪母受伤后最终倒地，汪某在逃离现场时被民警抓获。经法医学鉴定，汪母的伤势构成重伤。 “

　　我脑子一片空白。”到案后，汪某这样描述自己袭击母亲时的情形。

　　2011年6月，经司法鉴定，汪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具有受审能力。8月1日，公安机关以汪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9月14日，检察机关正式向浦东法院提起公诉。

　　“我做母亲的不称职”

　　今天的庭审中，公诉机关指出，被告人汪某持刀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依法应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鉴于被告人汪某作案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汪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而作为受害人的汪母则非常后悔，表示自己做母亲的“不称职”，没有及时带儿子治疗精神疾病。在今年日本地震时，儿子曾经告诉她“耳朵里有异响”，而早在2009年，她和丈夫也已经发现儿子的行为有些异常。“有一次他回国，我们三个人走得挺好，突然他大叫一声，我们都觉得很奇怪。”面对站在被告席上的儿子，汪母再三强调，事发时儿子并没有逃离现场，“他看着我，我对他说‘你走呀，你走，妈妈不会怪你的’，可能他当时发病，不记得了。”当说到儿子原本明年就可以毕业时，汪母一时哽噎。

　　当法官询问汪某“为什么会带两把刀”时，汪某表示，其在日本的留学也并非一帆风顺，他在超市买了两把尖刀是为了“防身”。汪某还表示，其在日本留学后期曾多次搬家，总觉得“住到哪里，就像人家跟着我、整我”。

　　值得注意的是，汪某的辩护律师在庭审中为汪某进行了“无罪辩护”，律师认为，根据检方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谈及汪某“自知力无”，这证明事发当时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辨认自己行为的能力，既然作案时属于发病期，主观意识已经丧失，汪某应当不负刑事责任。

　　对于辩护人的这一说法，公诉人认为，这是“断章取义”，鉴定书所说的“自知力无”是指汪某在被鉴定机构问及日本遭受的种种不如意时，“显得情感欠协调，主动意志活动病理性增强，记忆、智能尚可，自知力无。”

　　至于鉴定书对汪某作案时的控制自我行为能力，公诉人认为鉴定书的分析已经非常明确，鉴定书的意见是，汪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本次伤害母亲行为源于因为要钱与母亲发生争执，而并非受幻听、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的直接影响，但作案时处于发病期，细腻情感方面存在明显障碍，对作案行为的控制能力削弱。公诉人指出，“控制能力削弱”的意思就是指没有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即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在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法庭审理后，审判长宣布法院将择日作出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