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少年时，诗给了我一个能够健康活下来的拯救；在生命的中途，诗给了我很多安静的时刻，让我可以整理自己的生命；现在，诗教我的是，试试看，也许历史可以在我们的诗里面重新活起来”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

　　“十六岁的花只开一季”，68岁的席慕蓉，却影响了几代人。

　　作家蒋勋说，席慕蓉大约从没想过要领导文风或改革社会，但她“却是以极其女性的诚实与狂想呼唤起了一整代人的梦想”。

　　10月下旬，从上海作协到复旦大学，从“诗教我的事”到“原乡和我的创作”，从40人小会议室到400人大报告厅，席慕蓉受到自“60后”至“90后”的夹道欢迎。

　　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前3小时，会场早已被贴墙而立的学生们挤得水泄不通，加上临时分会场，共一千多人围观，另有2000人守着视频直播。

　　“这次，就让我得意一下吧！”爆棚“青春”扑面而来，点燃了席慕蓉的热情，但她旋即谦卑道：“你们手上的诗集，可能还是从父母那里来的；其实，我的诗写得并不怎么样，而是你们读者的生命增加了诗的厚度，提升了文学的温度。”

　　《以诗之名》是席慕蓉第七本诗集，离第一本诗集《七里香》的面世已隔了整整30年。“时光层叠交错，当年无人能够预知却早已写在诗中的景象，如今在我眼前在我身旁一一呈现——故土变貌，恩爱成灰，原乡与我素面相见……”

　　受访期间，席慕蓉曾数度哽咽，“对不起，里头那个‘我’又跑了出来。”年近古稀的她像小女孩一样，边抹眼泪边自嘲：“我说过我要成熟的。”

　　汪洋大海上的一捆浮木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年轻时，席慕蓉就爱读《古诗十九首》，“相思离乱”的种子，一生伴随。

　　“10年前我觉得我写的都是‘思君令人老’，后来发现都在‘岁月忽已晚’里；我慌乱无知地错过了我的人生，还要继续错过，怎么办？只好写诗来弥补。”

　　1943年，席慕容生于抗战末期的重庆城郊。“那时，年轻的父母离开故乡，在遥远的南方把孩子生下，尽所有努力在乱世里给我们一个安定的童年。”

　　从四川到南京，由上海南下广州，再至香港、台湾。儿时的她，隐约间感到外界惊涛骇浪，却道不清那抹阴影。“2003年我和弟弟约在香港见面，去找从前的老家。看到弟弟站那里时，我才忽然间明白为何会害怕。1949年跟着父母到香港，码头上，父母给我们穿上厚衣服，里外好几层，每个孩子都给个金戒指，5岁的孩子从没见过金戒指，互相炫耀，但奇怪妈妈为什么在每件衣服里都写上我的名字？后来才明白：如果孩子丢了，有人捡到，会看在金戒指的份上把他养大。”

　　在香港读小学，“街上有很多难民，但香港人不排斥”。她一直很爱这地方，努力学粤语，想和同学打成一片，但因年纪小，同学笑她“白痴”，“这让我终身带有自卑感。”搬去台湾后，她考上初二插班生，“但站在门口，总觉得我永远在那个团体外面，因为他们都有了各自的朋友。”“因为寂寞”，她开始在日记本上写诗，因为那是“汪洋大海上的一捆浮木，能让我健康成长”。

　　1956年进入台北师范艺术科习画后，她以笔名“夏采”在校刊上发表诗文，“开始是好玩，30岁以前都是学别人”1978年，她给《皇冠》写专栏，开始用“席慕蓉”这个名字。

　　诗人痖弦曾是她的领路人。当年席慕蓉曾把诗稿投给痖弦，投稿刊登了，“收到他的回信简直受宠若惊。”后来，她又“很不懂事地”给痖弦寄了30首，请他看下，“他给我每首诗打勾，喜欢的打3个，还有打一两个的，不喜欢就完全不勾。他一直警醒我，不要因为别人的要求而大量写，这对你是个伤害。”

　　如今，她还会把新作拿给痖弦看，“他说我是不知不觉地回到故乡、进到这个境界里，很鼓励我。”痖弦的话，她铭记在心：“唯一可以跟时光抗衡的，恐怕只有诗了。”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席慕蓉的外婆孛儿只斤•光濂公主，是位能骑擅射枪法精准的旧王族，属于吐默特部落，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在我童年和青少年岁月里，她和我父母一起，为我指引原乡。”

　　外婆常和她说起一条“希喇穆伦河”，事实上，她的蒙文名字穆伦•席连勃，就是“大江河”的意思，慕蓉即穆伦译音。

　　“我会说国语、粤语、英语和法语，可是却不能用蒙古语唱完一首歌。”与原乡隔离，曾令她憾恨，直到1989年8月1号的解禁。“解禁二十多天后我就回大陆了。台湾的朋友不解：你为什么要回去？我说，对不起，我等了四十多年，非回去不可。”

　　她先坐飞机到北京，“一早跑到西直门火车站，然后坐草原列车到张家口，路上听人说宣化到了，我就想到以前妈妈说宣化的一种马奶葡萄最好吃了。”

　　从张家口往蒙古高原走，“走一段平地，上一段陡坡，再走一段平地，再上陡坡。周围的风景好像跟我平常看到的没什么两样，可是突然之间就到了蒙古高原。它不是平的，是起伏的，长满了青草，然后我在车上就叫起来，一直叫。”

　　站上“父亲的草原”，她才明白，为何父亲在德国时怀念“眼前一无阻挡的风景”。“几十公里外，有人骑马过来，宝蓝色的蒙古袍子，围着金红色的腰带，我看不出马儿的颜色，看不出他的五官，但我看到他的腰带在闪光，就像针尖在太阳下发出光芒一样。”

　　那是一位堂兄来接她，递上一碗奶茶，“一尝我就知道小时候喝过，过去每到冬天，外婆怕我冷，就给我喝奶茶。我突然想到，如果没有这些‘二手经验’，我到蒙古就只是个观光者。”她豁然开朗，“故乡，是一个需要时间来培养的空间。”

　　从第一次返乡至今，22年间，她每年都回去1到4次。2006年出书时，她发现自己在高原至少已消耗了2万多张底片。在复旦演讲时，她展示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近百张照片，听到座下惊叹声，她像孩子般欣喜，“美吧？毕业旅行你们去草原吧！”

　　整整两个小时，她分享寻找蒙古原乡的喜悦，也表达她的忧愤和痛苦。

　　“每次有人说我们蒙古民族能歌善舞，我就很生气，能歌善舞没错，但它有好多特色，大家只是从一种观光消费的角度得出这种概念。”

　　她去了8次大兴安岭，遇见了“无知的慈悲”下的牺牲者。“2003年‘封山育林’，让中国唯一的使鹿鄂温克族群下来，当地政府说，下来后给你们房子和钱，你们就不用受苦了，享受我们的现代文明。好像这是一种慈悲，实际却是一种无知的慈悲。有个男孩搬下山后，可能因为长得不好看也不合群，其他男孩就揍他，揍得满头是血。过两年我再去，他就在一个篝火旁——当地官员发现消费森林文化有利可图，就叫这些人下来，假装这里有篝火，搭个帐篷叫人来看——我们好久不见，还合了影，但没几天后，就听说他自杀了。在我们这个社会，自杀被认为是弱者的行为，但这里有很多是无法沟通而选择自杀。下山的人能不能回到原来那个家呢？回不去了！因为林务局监管。他们真是‘封山育林’吗？不是！他们搭了很多奇怪的房子，拿来做官方用途。”

　　2006年7月，席慕蓉在蒙古高原看到了“阙特勤碑”。“我到这个碑的面前才发现，以前在教材照片上看到唐玄宗题写的汉字碑文是在背面，而它的正面是古突厥文。这给我一个反省：原来汉文化里关于游牧文化的教育，就连一个碑文也是‘背面’的。”

　　2007年，她开始给虚拟的内蒙古男孩“海日汗”写信。“文化被恶意曲解是我儿时受到的痛，现在我豁然了，每个民族都应该本位。年轻人没经验，他们的苦闷就像我小时候不必要的自卑或过分的自信，我比你大几十岁，你的痛我也受过，所以我想慢慢跟你说，不要怨怪这个社会，要自己想方法找到自己的文化。在这个大文化里要有不同的文化，大家才能健康成长，如果都一样，那就是病态了。”

　　诗人是一种志业，不是一种职业

　　从师大艺术系毕业，赴比利时深造，回台后任教于新竹师范学院；恋爱、结婚、生子……在现实中，席慕蓉走着一条遵循世俗规则的道路；诗，则是她合理幸福生活中的意外。

　　“曾有记者访问我说，按照你写诗的年份来看，你这时候已经结婚了，怎么还在写情诗？我说，你把我当罐头吗，标了年份的？我爱一个人才跟他结婚，但并不表示婚后我就突然间变成一个罐头、跟过往一切分离，我还是原来的人，我的身体、记忆，所有生活都跟着我在走。我意思是，我先生都没在乎我写情诗，怎么外人还在乎？”

　　她与先生刘海北相识于留学欧洲期间的一段“猫缘”。当年，那个“磁性男低音”悉心照料小猫的情境令她顿生好感；而他则发现，“她最具北国气质——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从心到口是一条平坦笔直的大道，没有一丝拐弯抹角。”

　　刘海北曾表示，除了偶尔被冠上妻姓称作“席先生”之外，“很以拥有名妻为乐。”2008年年底，他因病去世。在《以诗之名》扉页上，席慕蓉以一行小字“献给海北”寄托对夫君的怀念。“有人问我对时光和爱情怎么解释，我说都一样，一直错过，只能追悔。它来时你手足无措，不知怎么把握，其实你永远把握不住。我可能追悔年轻时候的爱情，我现在追悔的是40年的婚姻，我怎么没多爱一点，当时没有更珍惜这个人？后来才知，原来我错过的不只是我的青春，我错过的是我唯一仅有的、整整的一生。”

　　如今，乡居淡水的席慕蓉，笑称自己是“山顶洞人”。“我住山坡上，周围5公里没有交通工具，买菜买3天或者有朋友带过来。”她养了6缸莲花，有猫为伴，生活安静而规律：每天吃完早饭，梳洗完毕，喂过猫，浇过花，10点左右开始画画、写字，一直到晚上11点。她说，“诗人是一种志业，不是一种职业。”

　　遇到原乡后，她就一直往老家跑，“现在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成了自由的“专业游民”。她开始学蒙文，以一年5首的缓慢速度翻译代代口传的萨满教赞歌，其诗作题材也渐为深广。“我找到好几位蒙古英雄，所以有了《英雄噶尔丹》、《英雄哲别》和《锁儿罕•失剌》3首组诗。”

上一页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