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腐败小人物“蚁贪”均纳入打击范围

　　法制日报记者 赵 丽

　　实习生 马月红

　　一年前的今天，2011年1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对外宣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在2011年新年伊始，政府部门的一位高官即被宣布查办，可谓是吹响了一年反腐倡廉的号角。

　　就在一个月后，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鄱阳县爆出近亿元财政资金被侵吞事件，主角则是当地财政局股长李华波。股长，在中国的官员体系中，连最小的副科级“官员”都算不上。虽然当下贪腐数额愈攀愈高，公众已不稀奇，但一个小小股长卷走近亿款项依然令人震惊。

　　既打苍蝇也打老虎，构成了2011反腐鲜明的特点。“现在不仅对低位官员进行监督，对高位也监督。中央有关部门提出反腐败要顶层，就是对于高级干部的监督，以及在他们犯罪以后给予严厉的打击。也就是说，现在的反腐思路是不能单单从下而上，还要从上而上、从下而上都要进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重量级高官接连落马

　　就在张敬礼被“双开”4天之后，2011年1月10日，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始终保持查办案件强劲势头。这次会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着力查处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着力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在这一精神指导下，两天后，因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4200余万元，北京市门头沟区原副区长闫永喜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2011年4月6日至7日，中共广东省中山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启红在广州受审，被控内幕交易罪、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受贿罪3项罪名。10月27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内幕交易罪、泄露内幕信息罪、受贿罪判处李启红有期徒刑11年。

　　盛夏的内蒙古，正是草原水肥草美的季节，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刘卓志却在此时被“双开”。2011年7月24日，中纪委通报刘卓志严重违纪违法，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和礼金。中纪委决定开除刘卓志党籍、开除公职。

　　除了上述官员外，2011年还有多名重量级高官纷纷落马：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委统战部原部长宋晨光等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等因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调查；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广东省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中国移动原副总经理张春江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浙江省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等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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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一系列腐败贪官被查处，说明了我们党和政府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说明我们反腐败的工作力度正在不断加大。对任何腐败分子，不管涉及谁，都要坚决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2011年腐败案件继续保持着高官级别越来越高的特点。”林喆向记者介绍说，“近年来我提出腐败有落势化的倾向，但是2011年高官腐败向低位下落的倾向又出现了回升，依然是高官落马比较多。”

　　林喆同时指出，2011年的高官落马除了省部级干部以外，也包括了地厅级官员，“仅仅是查办工程腐败，一年半之内就有78名厅级干部落马。与高铁事故频发相联系的就是铁道部内部的群蛀现象的存在，铁道部在2011年前5个月内，就有7名高级官员因涉嫌贪污腐败落马。”

　　小人物亦“兴风作浪”

　　盘点2011年贪腐案可以发现，“小人物”已俨然成为各类贪腐大案的“主角”。他们是最底层的科级官员，一些人甚至连官员都算不上——如股长、“村官”、部委里最底层的收发员、甚至清洁队小领导等，而他们掀起的风浪，也着实令人吃惊。

　　2011年11月9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并下达死刑执行命令，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被媒体称为“土地奶奶”疯狂敛财1亿多元的辽宁省抚顺市女贪官罗亚平，在沈阳市被执行死刑。

　　罗亚平案被媒体报道之初，人们的第一反应大都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区土地局局长，如何能敛得巨额钱财？她是怎样运用手中权力的？

　　事实上，翻阅2011年落马的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官”的腐败历程，不难发现，这些人几乎都掌握着“重要部门”或“特殊领域”的权力：

　　罗亚平，这个正科级女官员，握有黄金地段土地征用和审批权，敢于对包括自己上司在内的官员吼叫：“是我弄来的钱给你们开支的，你们都是我养活的，没有我来赚钱，你们只能去喝西北风。”

　　在湖南省耒阳市，一个名为“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的科级单位，每年收税4亿元，掌握该市四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成为“最肥科级单位”。2011年，这个办公室55人被立案调查，从主任到下属站点站长、班长，均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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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大小不与行政级别绝对成正比。许多科级贪官的特点是：官不大，但长期扎根基层，关系网错综复杂，甚至亦可权倾一方。而处级以上干部，则有跨部门和跨地域交流要求，作为“流官”，往往未必有科级官员那般更隐秘的影响力。

　　“‘蚁贪’的特点就是，受贿者权力小、地位低，他们处于权力末端，却凭借手中的小权日积月累进行贪污，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地贪腐。一小口一小口地贪腐，累计起来可以达上千万元，比如像河南的李荫奎，受贿1575次，累计上千万元。”林喆说，“由于‘蚁贪’身在基层，其腐败行为直接危害群众利益，所以对国家的危害很大。”

　　上下监管“两手都要硬”

　　“过去民众曾有这样的说法——‘老虎作报告，狐狸听报告，苍蝇蚊子戴手铐’，讲的就是过去一开始对于底层贪官打击得很厉害，对于上层的高官往往不动。像县级市、地级市的高级官员，往往在贪腐的同时还在台上大作廉洁报告，但是没有人敢去动他们，因为纪检部门比他们级别低。”林喆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说，“‘打老虎也打苍蝇’的趋势是从2006年逐渐出现的，在2011年得到了发展。”

　　对于目前“老虎”、“苍蝇”均有腐败的情况，林喆认为，“我们现在很多制度都有缺陷，需要进行完善。2011年中央就提出我们的各种廉政建设制度要管用，而且提出‘监督合力’的概念。比如收入申报制度和年终考核制度，利用现有的资源增加一些环节，把这两个最管用的制度完善起来”。

　　此外，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官方比以往更重视“小官巨贪”现象，科级腐败成为重点打击目标。2011年年初，山西省纪委在全省各地播放的一部警示教育片，就叫《小官大腐警示录》。

　　除了上述特点，林喆认为，2011年，中国反腐败工作还出现了以下新形势：

　　针对违纪违法工作人员外逃和境外缉捕的问题，我们国家启动了省级防逃、追逃、协逃机制试点工作，包括广东、上海、云南在内的10个省市联防；

　　在以往廉政成功经验基础上，各行各业开始摸索反腐的实践经验，创新出诸多反腐手段。比如说企业总结如何防范国有企业腐败，从而提出“一把手”带头表率作用和干部岗前的谈话制度；

　　2011年年底，全国开展有关反腐工作的论坛会议，比如最高检召开了理论创新和预防职务犯罪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专家学者互相交流反腐败的经验，对新情况进行对策性研究。此类论坛推进了各地廉政建设，加强了反腐败学者以及反腐败的一线人员的思想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