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

　　杀戮权贵，也杀戮民众

　　韩寒再次搅乱了人们的视线。他似乎很久没有这样做了。2011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在他点击率高达5亿2千万、据说是全球排名第一的博客上，接连抛出了三篇标题磅礴的文章：《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它们和韩寒以往的博客一样，迅速被转到微博上并轻而易举获得超过百万次的点击。但它们又和他以往的博客很不一样：无论是表达方式还是激起的回响。

　　在此之前，韩寒一直是以一事一议的方式点评时事，五年来在人们记忆中留下印记的公共事件里他的声音几乎从未缺席，从三鹿奶粉到钓鱼执法，从上海大火到动车脱轨，人们习惯了在悲剧和荒唐发生后去看一眼韩寒的博客，看看他又说了些什么。“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这是典型的韩寒式调侃，或可概括为他大部分博文的主题。这些博客包括了对事实真相的梳理，对官场作风的嘲讽，以及对腐朽制度的批判，也表达他对所见悲剧的真实心痛。这一类型的文章在网络上毫不罕见，但韩寒独特的表达方式令它们熠熠生辉。他被称为意见领袖：一方面，他写出的正是大部分人心里想说的；另一方面，他比谁都写得勇敢，并且机智。

　　但这一次韩寒试图挑战更为宏大的命题。在网络上，这批以革命、民主、自由为题的文章被称为“韩三篇”，韩寒表明了他对某些被广泛谈论的词语的看法。令他的很多读者惊异的是，他并不如大家想象中的激进，甚至被指转为保守派。文中，韩寒指出了这个国家各个不同阶层之间的隔阂，阶层诉求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看似永恒正义的词语诸如“自由”“民主”在不同人理念中的鸿沟。他还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表达他对国民素质的悲观，诸如“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以及“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而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这些观点让很多人哗然。过去，韩寒的激烈言辞一般只扫射权贵和体制，如今他却把枪对准了向来力挺他的民意。而在知识界，很多曾经对韩寒颇为赞赏的学者也表示了对“韩三篇”的失望。韩寒缺乏逻辑，韩寒没有学术素养，韩寒没受过知识训练，这些都是老话题，不过很久不被人提了—如今再次被摆上台面。新问题也有：韩寒被质疑为五毛，这倒是新鲜。

　　韩寒已经好几年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了。这五年来，博客为他带来了影响力和尊敬，他也以一个“越来越负责任的成年人”姿态，配合地完成着舆论希望他扮演的角色。他被称之为“公民韩寒”，被公盟法律中心颁发过公民责任奖，在每年年底接受多家媒体的轮番致敬。2010年4月，《时代》周刊将韩寒列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候选人。这让人几乎难以想起他最初是以一个顽劣不羁的少年模样登场的。在韩寒这个名字还是叛逆的代名词的那几年，有关他的新闻中布满了辍学，赛车，与文坛老人们的骂战。他有成千上万的粉丝，但在成年人的世界，他备受指责并始终孤独。突然有一天，成年人的世界开始接纳他，他也似乎欣然成为其中的一员。

　　现在，韩寒似乎准备好了，他要与众人为敌。2012年他的第一篇博客《我的2011》中，他回顾了这几年的心路。最初他写文章，针砭时弊，批评政府，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痛恨，因为他是一个最恨束缚的人。他从批评中获得了巨大的赞誉，他开始在意这些赞誉，并开始不自觉地迎合。凡是不赞同我的人，必然会被民众说成是五毛，是权贵的走狗，民主之敌人。后来，他发现批评他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心翼翼，他开始觉得有些东西不对了。

　　韩寒想了很久，他的结论是：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

　　他观察世界是扫描仪式的

　　在巨大的批评和赞誉之间，2011年最后一周的微博无疑成了韩寒的战场。韩寒甚至无须露面，双方早已为他的三篇文章厮杀得你死我活。

　　对韩寒的批评来自几个方面。知识界广为诟病的首先是韩寒三篇博客中的事实错误和逻辑混乱。旅美学者薛涌指出韩寒把白莲教、太平天国运动称作革命，是将造反与革命混为一谈。而上海学者王晓渔则告诉记者，韩寒最大的问题是逻辑错误。“韩寒把民众素质当做一个原因，而不是当做结果。比如说当下的道德溃败作为一个事实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正是因为道德溃败，我们才更有推动制度改进的必要。而不是说因为素质不高，就不配享有好制度。韩寒完全弄反了。”

　　王晓渔还指出：“在极权主义下，那乍听起来如此高尚而诱人的‘我们都有罪’的叫喊，实际上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真正有罪的人开脱罪行。在《责任与判断》里，阿伦特反对滥用‘集体责任’的说法，称这是一种虚假感伤。这个批评也适用于韩寒所谓的‘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人民就是体制本身’。”

　　王晓渔曾经对韩寒身上的“公民精神”大加赞赏，“在当今中国，稀缺的不是文人不是领袖，而是(韩寒这样的)公民。”但如今，他和薛涌一样对谈论宏大命题的韩寒表示了失望。“韩寒不读书”这个判断被反复提起，王晓渔说：“文学创作可以靠天赋，但现在你开始谈论思想了，一个人没有受过基本的知识训练，是没有办法谈论思想的。”

　　韩寒真的不读书吗？他好像根本不在乎这个质疑，认为这是个“很傻的问题”，而且他对读书有自己的理解—不一定要读学术专著，但一定要读各种各样的资讯。蒋方舟在一次和韩寒的对谈中也对此表示了好奇。“每个人都看到你的‘输出’了，但你的‘输入管道’到底是什么？”韩寒没说，打了个太极。马一木，韩寒的《独唱团》的同事告诉记者：“韩寒确实不看书，他家里的书柜都是用来放赛车头盔的”。但韩寒会半夜给他打电话，抛来一个诸如“你知道事后审查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印度民主是什么模式”之类的问题。“很多时候他不是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他会提很细的问题，露出思考的尾巴，但思考的过程我们是不共享的。比如事后审查那次，我当时就找了前苏联的资料，戈尔巴乔夫是怎么通过改变这个制度来实现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这是他获得资料的一个途径。”

　　“其实韩寒是个好学生，他非常善于学习，一堆材料在他面前，他会在很短时间里捋清。”路金波，韩寒的出版商兼好友说，“有时我觉得他看事情的态度跟个修车师傅一样，非常细，每个部件查得清清楚楚。我跟他讨论过，他观察世界是扫描仪式的。”他承认韩寒没有受过什么理论训练，“所以他不会先拿出一个名词去渲染情绪”。“他有事实考据癖，比如以前博客他写上海钓鱼执法，写那个长江捞尸，这些他都收集了大量资料、事实支持他的结论。但去年钱云会的事情，他本身就是车手，研究了各方面证据后，他得出的真相并非是大家需要的那个真相。他说要杀戮民众，其实从去年这个事就开始了。至于说他不读书，他在文章里表过态的，非常厌恶掉书袋。我认为他并非不读，只是不爱谈。他跟我推荐过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次看到《民主的细节》他告诉我这书不错。不过他确实不爱学院腔那一套，对名词解释也没兴趣。”

　　即使和韩寒近乎朝夕相处，在小饭眼里，韩寒有时依然是个谜。《独唱团》尚健在的时候，他们是同事。后来散团了，走了一批人，小饭和马一木等人没走，“就每天陪韩寒玩，有点陪太子读书的意思”，马一木则自我调侃为“韩寒的门客”。韩寒精力旺盛，一群人每天打游戏到凌晨四五点，小饭们回去倒头就睡，早上醒来一看韩寒又发了一篇博客，或者已经在哪儿试车了，此人一天只需要三四个小时睡眠。

　　最可贵的地方是浑然天成

　　采访的前一晚，小饭和韩寒用微信争论关于PM2.5的问题争到半夜。还是一个多星期前两人在吃饭时谈到这个话题，说到为何北京PM2.5指数奇高，两人看法不一。“事儿都过去挺久了，但韩寒他都会记着的。他私下里应该找了很多资料吧，证明他是对的。他其实是个挺轴、挺别扭的人。”小饭说。“韩寒可雄辩了，比他写文章雄辩多了，写文章时他都假装很谦虚啦。”

　　王晓渔认为“韩三篇”中第三篇《要自由》稍有可取之处，但“明显看得出是写完前两篇后的补救”。小饭则告诉记者，“韩三篇”几个月前就写好了。“韩寒是个很能自省的人。虽然嘴上不说，要面子。但其实别人的意见他都在听。”“韩三篇”为什么一篇一篇发，“其实韩寒有在一边发，一边检查自己的观点。”

　　“有人说韩寒变得保守了，其实他一直都比较保守，相比之下我比较激进。”小饭说，随即他又修正，不叫保守，而是现实。“韩寒一直是挺现实的，尤其是在做杂志的过程中”。一个真正想做成一件事的人必然是现实的，他得学会妥协，愿意弯下身来讨价还价。这看上去和所谓的理想主义是个悖论，但或许这才是真的有理想。

　　“一个小镇青年，没受过很多教育，辍学之后他也没工作，没同事，没有接触竞争环境。他在这个世界上几乎一直是单打独斗的。”路金波说。这令韩寒把他的智慧 “节省”了下来，没有用在“中国人常用的那些地方”。“中国人不管是打麻将，还是《孙子兵法》，还是为人处世的君子之道，还是曾国藩家书，都是跟人打交道的学问。而韩寒没学这些，他十几岁就在外面玩，没有稳定的圈子，一个人长大，还得学会养活自己。他保持了他的某种浑然天成，他为什么是个彻底独立的人，这是根源。”

　　而这个被称做“彻底独立的人”，却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他的文章是由路金波代笔的，他不过是路金波出版帝国所包装的产品中的一个。理由是韩寒博文关于时政内容的突然增多，以及此次一反常态抛出三论。路金波否认了这种说法，“我怀着颇有点不好意思的心态，假装漫不经心和韩寒提起，韩寒却大大方方地答，这玩意咱没法证明啊。刚出道时还有人说我书是我爸写的呢”。而韩寒在采访时说，自己是一个无法容忍雷同的人，如果他在外地赛车，看到某某标语或者某句话跟自己的博文相似，都会立马打电话给父亲帮忙删掉，“更别说人家帮我写文章了，我肯定得崩溃。”

　　南都周刊x韩寒

　　我觉得我现在更激进

　　我一直没变

　　南都周刊：这三篇文章是你一口气写好的？之间有没有内在逻辑关联？

　　韩寒：一口气写好的，慢慢发的，其实2011年年初就写了，本想在年中时发表，但因为那时我要出一本新书《青春》，我觉得这些文章发表后可能会有些反响，但怕人家说我是为了新书炒作。新书卖了两个多月以后我不能再拖了，再拖就拖到2012年去了。

　　南都周刊：前两天我跟你的同事马一木聊了下，他说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这三篇文章就突然出来了，他也觉得很神秘。

　　韩寒：很多人觉得我态度有转变，其实我态度没有任何的转变。变化是表面的，我内心一直就没有特别大的转变，因为我本质上很讨厌极端，我会觉得走到极端都是很让人恐惧的一件事情。2010年时，其实我的态度就已经很明显，如果有读者认真去读我的文章，他们就知道，这种所谓的转变并不是突然的，是一直在我内心中的。

　　南都周刊：是2011年初写钱云会的那篇文章开始的？

　　韩寒：从之前就有，包括替莎朗·斯通说话，反对抵制法国货，抵制家乐福之类的，其实我一直站在群众的对立面。但是当时的这种对立面，相对来说，是自由主义者或者社会精英更能接受的那种，现在我可能又站在了那些自由主义者或者说比较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的对立面，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挺正常的，因为我从来不希望自己属于哪一面，被人家拉来当枪使。

　　南都周刊：你之前给大家的印象是比较锋利的，现在似乎变温和了，这种转变跟你个人的成长或者是成为父亲有没有关系？

　　韩寒：我觉得没有。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成为父亲了以后应该会更加的无所顾忌，因为已经完成了人类学跟生物学上的任务，已经把自己的基因留在了这个世界上，那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很多人觉得这是我保守的一个表现，其实我觉得这是我激进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会得罪更多人，这才是激进。而无论我在他们以前认为的激进道路上走多远，我只要不去做一些突破对方底线的事，都不会有人来把我如何如何。那种状态我反而是保守的。就每天在那里骂骂执政党，骂骂政府，然后拍拍老百姓的马屁，捧捧公知的臭脚。我现在得罪了更多的人，右派、左派、老百姓。

　　南都周刊：现在很多人会把你划为保守派。

　　韩寒：很多人觉得中国走得很保守，其实我认为中国是很激进的，他们在人类各种制度的实验上，比很多国家都激进很多。我不希望看到社会在一个很激进的氛围里面。当然我也热爱民主热爱自由，我比谁都热爱这些东西，但你真说一夜之间，大家一人一张选票选总统，或者说一夜之间就必须多党轮流执政，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这种怀疑可能会让自由主义者觉得很不爽。

　　南都周刊：你对知识分子派系的左右划分怎么看？

　　韩寒：总体来说右派的人还是更好一些，左派没做过什么好事，也从来不进行任何的善举，纯粹是替主子拍马屁的那种。但右派又有很多的缺点，你看左派永远很团结，傻归傻，团结啊；但右派，永远是自己先窝里斗的那种，所以人家会说，书生造反，十年不成。观点是一样的，但细微看法上有出入，就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一定要把你一棍子打死，或者你把我一棍子打死为止，这就是右派的不足。

　　南都周刊：那你在哪里啊？

　　韩寒：管我在哪里呢，我反正和他们不一样。我有什么看法就说出来，反正我又不怕得罪谁，以前得罪的全是左派，那现在再得罪一些特别右的，比较激进的右派，也没什么问题啊，站中间的都是老百姓，我再得罪点老百姓也无所谓。

　　不再讨好任何人

　　南都周刊：你说接下来写文章，再不会讨好除了自己女儿外的任何人。

　　韩寒：对啊，就讨好自己的女儿。其实是一个玩笑话哦。

　　南都周刊：那以前有讨好别人么？

　　韩寒：会有啊，会有顾虑，有时候上论坛你得先看看，左派的论坛是没法看的，全是傻逼在那儿，我主要是去那些比较自由的论坛。在中国为了安全起见，我肯定站在发出呼声最多的派系里，我比他们都有名，如果我跟他们说的一样，那些人肯定会觉得找到了代言人，就会纷纷夸我，太牛逼了，太对了。

　　南都周刊：那你就是安全的。

　　韩寒：对，因为他们都痛恨权贵，批评政府，这些事本质上都是没错的。但在钱云会事件上，我有了一些改变，因为从我自己对于政府的判断，对交通的了解，包括我研究那些图片，虽然我很尊敬钱云会这位村长，但我始终觉得这个八成或者九成就是一个交通事故。但是当时被社会精英们潜意识地抹杀了。到后来，很多人在那里推测汽车怎么怎么样，从我的角度来讲他们完全不专业，因为我对汽车的运动轨迹比他们了解。这时我就发现了知识分子的另外一个局限性，他们都是做“有罪推论”，并不能很客观。这件事对我产生挺大改变。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我觉得激进的右派需要“符合他们需要的真相”，而那和政府造假有什么区别呢？以前和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大家的观点是一样的，都是要自由、要民主，但是后来我发现在要自由、要民主的过程当中他们往往不妥协、不协商、有时甚至是不客观的。

　　南都周刊：除了钱云会事件，还有没有别的触动你？

　　韩寒：2007、2008年都有这个转变。当时我是很坚定觉得中国社会必须得一人一票选主席，我所有的文章都是对权贵的批判，同时，我会对人民也表达一下失望，但那种失望相对来说在文章里隐藏得比较深，就比如我说过，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人民，类似的话，当时可能没有人察觉。

　　南都周刊：从刚开始有所顾虑到现在无所谓，你认为自己已经超越派别了？

　　韩寒：对，我无所谓，认定心里所想的那些就可以了，管你说我是左派，是右派，还是五毛党，都没关系啊。而激进的右派恰恰就不是这样，一句话不对路，就会瞬间把你踢到五毛的阵营里，这就是知识分子傻的地方啊，他们根本就不会做统战工作，眼里容不得沙子。

　　南都周刊：这次你被踢了好多脚，什么感觉？

　　韩寒：我无所谓，我又不会被别人说是五毛党，就真的去效忠党国，我始终有我自己的判断，而且我相信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我这样想，这个社会才会放心去变革，不是那种情绪化的非左即右、非黑即白。

　　南都周刊：《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以及《人民日报》都公开表达了对你的赞赏。

　　韩寒：这是他们自作多情，明显会错意了。只有批评了权贵才有资格批评民众，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不先批评政府就没有资格批评右派。《环球时报》没这个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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