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知识分子之间就像斗地主
知识分子之间就像斗地主
南都周刊：你1月8日的博客《我的2011》，是不是三论发表后针对外界的回应？
韩寒：算不上回应，我可能未来会写一个总体的回应，因为这种回应本身会很麻烦，从站在我的对立面的角度来讲，他们会是比较危险的。
南都周刊：他们是谁？对立面的危险是指什么？
韩寒：就是说，有些人会很不赞同我，而且会执著于推行自己的普世价值，我当然是特别赞同他们的那些观点，但问题是这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如果你特别执著于推行完美的普世价值，那意味着要推翻执政党，这样对他们来说比较危险，会陷他们于不义之地，所以我没有继续跟进讨论，我只说我自己的观点而已。
南都周刊：那你什么时候会作出一个总体回应？
韩寒：我其实不需要作一个大的回应，因为我觉得知识分子之间啊，其实就像斗地主，大家所有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斗地主，但是经常是地主手里的牌本身就好，知识分子手里牌本身差，在斗地主的过程中，知识分子都还抢着出牌，大家都觉得地主必然被斗掉，都希望自己是第一个把牌出光的那个人。所以都是自己在压自己，地主什么牌都没出，知识分子已经把牌都出得差不多了。
南都周刊：你曾说前面两篇文章是铺垫，后面一篇才是目的？
韩寒：你光写后面一篇文章，包括现在的《我的2011》，肯定会被删掉的。当一个东西被删掉了，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也只能在英雄谱上把自己说得更牛一点— 老子又写了一篇被删掉的文章，老子是受害者。很多右派是按照被迫害的程度来排资历高低的，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病态的排序。性爱的最高境界就是高潮，你不能让人家直接看完就到高潮了，你得有你的铺垫。
南都周刊：有没有想过这个铺垫引起的争议可能会更大？
韩寒：会啊，但这也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我无所谓争议有多大，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说的是我自己的话，我忠于我的内心，无论是你的认同、赞美或者说批评，都已经不重要了。而我从很多批评当中，也得到了很多的进步。
南都周刊：有哪些理性批评？
韩寒：也不能说是批评，就是说会变成一种讨论。很多讨论的文章，其实写得有水平。过一段时间，我会把我觉得对的整理出来，放在我的博客上。这样才能让大家更理性地去看待问题，而不是纠结在一些很傻的问题，什么读不读书啊，包括我生个女儿也被扣上无道德家庭主义的大帽。我觉得这太搞笑了，太钻牛角尖了，这种方式就没法讨论了，因为首先，我无论多爱我的女儿，这是我的生活，你不能干涉说我爱女儿怎么怎么样。常把主义放在嘴边的人就挺危险的，很多时候极左极右一样，极右以正义或者普世价值获得他们自己的一个姿态；极左获得了权利和保护伞。知识分子跟独裁者，他们很多相近的地方，缺点是一样的，都是人类本身的缺点。只有温和、妥协和协商，还有宽容，才能够让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没有这些东西永远在那里打成一锅。
南都周刊：以前你写文章说事多被叫好；现在三篇出来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知识界的水被你搅浑了。
韩寒：其实这就是知识界本身的问题。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好的词汇，是必须要保留住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变革，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起很重要的作用。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是当执政党威信没有了以后，必然是由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所谓的士大夫建立起来的。但现在谁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或者是精英，这两个词已经被搞烂了。
他们看不起我，我不是那么正派的读书人，搞学术研究的，所以没资格谈民主自由。理论上我看的书肯定要比普通老百姓多，你既然看不起我，那肯定就更看不起老百姓，但是又要拉老百姓过来做后盾。所以说，他们本质上是很矛盾的。在那里大谈自由谈民主的时候，他们忘了民主和自由的精神，第一就是你要尊重每个人的生活，很多知识分子往往不尊重他们所看不惯的生活；第二，除了尊重每一个个体以外，你要知道协商跟妥协在民主制度当中的重要性，你既不协商也不妥协，那事实上你只是把民主和自由拿来做词汇使用，并不具备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民主和自由是在不停的协商跟妥协之中才能够前进的。
南都周刊：除了知识分子外，这一次你还站到了老百姓的对立面去了，而且说的是国民素质问题，你有过顾虑吗？
韩寒：我们就是要先假设人民是傻的，在任何的社会变革中，首先就是不能发动人民，发动人民就会失控，就会产生领袖欲望。
南都周刊：所以你觉得这个社会的进步，不能靠人民，而是需要精英知识分子去争取。
韩寒：对。但现在的问题是，精英跟知识分子有时候比人民更傻，只是读了几本书而已，除此以外他们连人民是什么，人民在哪里都不知道。他们研究法国大革命，研究光荣革命，研究捷克，研究美国的民主，但唯独不知道中国的人民是谁，在哪里，也没有耐心去和中国的人民对话。
研究民主这些东西，自然大家都叫好，因为是无错的，是无可辩驳的，代表着正义和人类的普世价值，你不可以批判我，你批判我你就是五毛党，我成了正义的和正确的化身。当然，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正确，不是某些执政党的那种自己说自己的正确。但事实上，我觉得还是脱离了中国的现实。普世价值怎么个操作法，还是得结合一个地方的现状，英国有英国的操作法，美国有美国的操作法，中国也得有符合现状的一个操作法。普世价值没有错，我们更应该去研究怎样才能达到它。在达到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妥协，你不可能一步就让统治者自杀，把钱全给老百姓的。
南都周刊：在现有的这个状态下，你的底线是什么？
韩寒：我的底线是，一在言论上的开化，二是个人利益的伸张和社会保障的健全，第三要取消所谓的颠覆国家罪，这些都是我努力的目标，第四个就是中共要有一个对自我腐败更好的监察机制。必须得控制自己的腐败成本，比如说，一个月工资五千块钱，你吃顿饭一两千，我觉得没关系，中国社会可以接受，不一定要做到像香港、美国这样清廉的程度，但你不能吃掉十几万，几个亿。在妥协跟协商的过程之中，我的目标其实是这些。
南都周刊：只要实现这些，对于执政者是谁，你其实是没有要求的？
韩寒：对啊，我无所谓啊，推翻现政权，要多大的一个权威，多大的一个领袖才能做得到。到时候我哪知道这种领袖会是什么货色啊，面对着几十亿，几百亿的国家资源，你会不会更贪啊。我对执政者的那种希望，源于已经不把这个政权当成是它自己所宣扬的那个政权，而是把政权当做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它叫共产党也好，或者叫什么别的党。 革命说到底其实是改朝换代，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新的领袖，会有几十年的社会动荡期，中国老百姓不喜欢这种社会动荡，与其这样我觉得不如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新一代人的成长，慢慢去建立一个更加法治、更加顺畅的社会。
我会去静坐，憋很久了
南都周刊：听过“韩寒教”这种说法吗？说你是一个宗教。
韩寒：我肯定不是。我的读者在看了很多年我的文章以后，基本上都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很多选秀粉丝的那种教派是不一样的。我的支持者肯定有很多相对来说比较傻的人，但是我相信他们普遍的理性程度要超过绝大部分公众人物的支持者。
南都周刊：2012年，你30岁了，希望自己能更多地影响到哪一批人？
韩寒：想让一个人影响另外一个人是很难的，很多时候人只是在寻找跟自己差不多的人，然后又聚集在一起。找人并不是希望别人能影响到他，而是他觉得找到了差不多可以交流的人，否则就纯粹变成了一种膜拜。
南都周刊：何三畏说你把自己当做青年导师，去谈这些时代最重要的命题，他觉得你不应该这样谈。
韩寒：我不谈就没人谈了，那还有谁会去谈这些东西啊。而且，你希望我怎么谈啊，我掉一堆书袋吗？把文章写得特别乏味，看也看不懂。所以这些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会说这个社会无望，很绝望，他们自己就成了一个圈子。突然来一个外人，和他们观点还有出入，唉，就觉得好不爽。这也是他们自己的缺陷，我无所谓啊。
南都周刊：其实你平时读书到底多吗？
韩寒：嗯，该怎么形容，我一天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大概是三个小时到五个小时左右。
南都周刊：读什么样的书？
韩寒：我认为读杂志或者说在互联网上看东西，就是阅读的一种，不一定非得说你天天捧着一本《论法的精神》才叫读书。一个人可以不读学术专著，但一定要读各种各样的资讯。同时你一定要“走万里路”，这也是特别重要的。最好这些你都做，这样不容易走向极端。我从十多岁开始看各种各样的书，现在坐一次飞机，杂志我要买十几本。我每天的阅读量可能五万到十万个字。但是你读得越多会发现自己的知识缺陷越大。我完全承认我是属于那种半瓶子水在那里晃的人，我初中时的老师就这样说过。我说老师，你说的完全没有错，但人家的瓶子是眼药水瓶，我的瓶子是热水瓶。
南都周刊：马一木说你比较倾向于通过个人的人生直接经验来顿悟，而不是从学术著作里吸纳观点。
韩寒：我从2007年开始写文章不用典故，这并不代表我对这些典故一无所知。我在《三重门》的时候，包括最早的时候写新概念的那些文章，我一掉书袋要掉几十本，而且掉的都是我现在看不进去的书，因为觉得这样很酷，显得自己的文章很高深。但后来我发现这没有意义，因为你不停掉书袋，本身就很幼稚，后来我就给自己立誓，不这么做了。
南都周刊：你目前跟国内哪些“相对温和的右派”有交流？
韩寒：没有。我本身就不喜欢跟人吃饭啊、见人啊之类的，一上来就是那种我要推翻政权，你推不推翻？我说哎呀，我要考虑一下……这样就没法谈话了啊，他们先把自己放在一个代表普世价值的正义一方。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说这些人是好的，但这些好人有缺点。
南都周刊：你自己的文章中也说到接下来要躺着、坐着去实现自己的权利。但你写自由的那篇文章，被外界总结为“自由需施舍”，是要跪着要的。
韩寒：我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挑战言论的边界，因为言论空间是要靠“撑”才能够撑大的。对一个写文章的人来说，你自己内心不设自我审查，你已经是对这个东西的藐视，当世界上所有的人写文章都不设自我审查的时候，那言论审查其实已经失效了嘛。我其实一直是那么做的，我在言论上其实已经比很多人自由了，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去要这个绝对自由，只是觉得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媒体人啊、电影制作人啊，是否有机会大家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团结起来向执政者施加压力。
你说我是站着要啊，还是跪着要，或者怎么样要，往往是怂的。比如我去静坐，我到了文化部，你说干吗不去中宣部；到了中宣部，又说干吗不去天安门……我觉得这种态度才是最猥琐的。这些人自己什么都不做。我很讨厌这样的“口贩子”，而且口贩子很多时候还披着道德的外衣，占据道德制高点。
南都周刊：很多人更关心的是，接下来一年你要怎样实现你的文艺自由。真的会去静坐？
韩寒：我会呀，我憋了很久了，我忍不住，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现在有了女儿，我觉得可以做这些事情了。因为我留给我女儿的钱够了。反正等看吧，看这个局势到底怎样发展。
南都周刊：现在外界还有一种说法，说你的文章是路金波代笔的，你是路金波包装出来的一个产品。
韩寒：说我做的一切都是金波打造的，明显不了解我。《独唱团》是华文天下出的，还有一本是在盛大文学出的，都不是金波出的。如果金波真的打造包装我，那我的书都会在他那里出。而且我在外地比赛时候，常常看到某个标语或者书里某句话，可能和我十年前写的书里的某句话差不多。我就会打电话给我爸，把我的博客密码告诉他。让他把那句话删掉，我心里才会痛快。更别说人家帮我写文章了，我肯定得崩溃。
其实我的文章有个自身发展的过程。从17岁写到现在30岁，有变化或者说进步是再正常不过的，你不能要求三十岁的我和十七岁的我一样，才符合你认为的“自始至终”。尤其是对于一个十七岁从学校出来，十三年都在外面的人，如果还是写着十七岁刚从学校退学时候的文章的话，那真的是个傻逼了。记者_ 罗小敷 洪鹄 上海、北京报道 实习记者 曾璐 秦筱 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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