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岛争端召唤中国南海新战略

　　我们从来就没有一套处理南海问题的战略，甚至连构想都很少涉及。路人皆知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海，长期以来根本就没有被纳入到决策层的视野之中，责任明晰的管理机构的缺失和处理问题过程中的被动也就顺理成章了

　　近些年来，南海争端有愈演愈烈之势。在美国高调战略动作的激励下，卷入纷争的某些东南亚国家感到抢占南海岛礁的最佳时机已经来临，屡次三番与中国较劲，试图通过千奇百怪的方式，加速实际占领南海岛礁的进程，意在造成不可挽回的既成事实，垄断南海丰富的经济资源。越南和菲律宾两国在南海的行动步伐最为迫切，它们一东一西，对中国的南海利益形成夹击之势。

　　菲律宾近年来扮演着南海“出头鸟”的角色。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执政以来，与中国打上了擂台，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嗓门最大、怪话最多、动作最频，闹得南海暗潮涌动、动荡不已，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头。最近，菲律宾在我黄岩岛海域制造的对峙事件就是该国演绎的最新戏码，两国相关船只正在上演“瞪眼”的游戏，谁都不愿意先眨眼，因为其中蕴含的意义非同小可。

　　菲律宾近些年来何以总是在南海问题上频频向我发难、充当南海争端的“急先锋”？主要原因在于，菲律宾政客试图以外部纠纷来躲避和转移国内的政治矛盾、经济困顿和社会不谐的困局，用对抗中国来提升民意支持率。美国在背后撑腰打气壮胆令其有恃无恐，以南海争端为筹码争取更多的美援，试图占据并开发南海丰富的油气资源。

　　但南海争端并非始自今日，为什么阿基诺三世的做法比此前的菲律宾政府更为激进、更为好斗呢？这恐怕与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密切相关。阿基诺三世出身菲律宾颇具政治影响力的阿基诺家族，系家中唯一的男孩，肩负传承家族政治血脉之使命。此人经历过菲律宾政治斗争的洗礼，年轻时身为马科斯强劲对手的父亲惨遭暗杀，母亲担任菲律宾总统时多次经历军事政变，阿基诺三世为此险遭暗杀，据说脖子上还留有子弹。

　　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和菲律宾独特的社会环境塑造了阿基诺三世的政治人格：强烈的家族使命感，希望延续和强化家族政治血脉，因而总是有创造政治成就的冲动；年轻气盛，说话做事冲动、极端，而且认为自己高人一筹，高屋建瓴，这在其就香港人质事件中的胡说八道可见一斑；关心民意支持率，哗众取宠，这是他自我肯定的重要来源，制造一些吸引大众眼球的事件争取社会关注度和民意支持也就不令人意外了，对内对付前总统阿罗约、对外勇于对抗中国，既有政治算计，也有个人政治人格的心理需求。

　　可以看出，阿基诺三世似乎不是一个理性、成熟的政治家，而是一个相对感性、在政治生活中偏向自己人格需求的政客。在南海的高调演出的确满足了他被聚焦、被关注、被崇拜的成就感。

　　阿基诺三世在南海问题上的大动干戈究竟意欲何为呢？除了国内政治因素之外，拉拢、进而恢复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可能是其深层次的战略动机或构思。阿基诺家族非常亲美，其父曾在美国政治流亡多年，其母任菲律宾总统时曾经竭力反对收回美军租用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现在的阿基诺三世看准了美国的对华战略意图，希望通过在南海的作为凸显中国的地区性威胁，取得美国的政治信任，树立自己在美国东亚战略版图中的关键地位。

　　菲律宾的如意算盘是，此举不仅大力提升菲律宾的国际地位、在东盟中的发言权，增强安全感，而且有攫取南海利益的底气，此外还有由此带来的经济好处。这对于国内政治经济长期低迷、国际影响力每况愈下、几乎沦落为“失败国家”的菲律宾来说，这样的战略算计绝对不能排除。

　　然而，仅仅从外部、从对方身上寻找原因并不全面，也不客观，更无助于我们南海方略之构建。南海争端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有关各方的南海战略和具体行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我们自身在南海问题上的作为可能是其他国家行为的重要成因。南海局势演绎到今天进退维谷的被动态势，要求国人客观理性的反思。

　　我们自己长期的作为不大或不作为是南海问题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双边到多边、由好局到僵局的直接成因，也相应“培养”了菲律宾、越南得寸进尺、有恃无恐的攻击性南海策略。

　　南海战略的缺失是南海问题延宕的深层次原因。缺失反映了我们的海洋意识、对南海战略意义认识依然停留在说的阶段。我们从来就没有一套处理南海问题的战略，甚至连构想都很少涉及。路人皆知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海，长期以来根本就没有被纳入到决策层的视野之中，责任明晰的管理机构的缺失和处理问题过程中的被动也就顺理成章了。冷战期间，我们曾经拥有一举彻底解决南海问题的历史性机会，却轻易丧失难得的战略先机；我们也有通过与国际石油巨头合作开发以强化南海主权的机遇，不知何故也不了了之。越南人现在大做特做的国际合作开发正是我们曾经能够做到的。

　　而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限制了自己，却未能制约别人的行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初衷无疑是理性和必要的，充满了一个大国的善意，意在通过淡化与周边国家的主权纠纷，来维护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周边国家环境这个大局，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从实施效果看，该政策有一厢情愿之患。“搁置争议”意味着承认主权归属的不确定性，让其他国家有了抢占的冲动，南海岛礁被蚕食一空的残酷事实表明，这个政策并没有达到维持当时南海状态的目的。让人悲哀的是，这个政策在约束自己的同时，并未影响别国的政策和行为，实在是自缚手脚、助纣为虐。

　　担心“中国威胁论”的蔓延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大局，这也是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缩手缩脚的背景。近年来，防止“中国威胁论”的传播似乎成为外事部门的主要工作之一，视此论为洪水猛兽，在对外政策实践中尽一切可能不给别人以口实。在周边关系中，有以经济发展、经济援助换取和平稳定环境的政策倾向。这样，在处理国家利益与对外关系的过程中，不免进退两难、动辄得咎，在南海问题上陷入无从下手的窘境。与此同时，有关国家完全洞悉中国的思维方式，吃定了中国的政策底线。既然毫无风险可言，甚至越闹越有可能抬高自己的谈判筹码，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何乐而不为？

　　我们也过多地担心来自美国的介入及由此引发的战略风险。明眼人都知道，处理南海问题不是单纯的中国与越南、菲律宾之间的问题，而是中美关系的问题。美国的介入和可能的干预使得南海问题更趋复杂、更加棘手。这也是菲律宾敢于以小国之身公然与中国叫板的重要原因。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南海这个制衡中国的战略筹码，其在中国周边争端中惯常使用的模糊策略还是会继续演绎下去。美国显然是我们相当顾忌的因素，对中国南海行动的牵制显而易见，这也是菲律宾底气十足的原因。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菲律宾的南海行为令人气愤和讨厌，但它还不是南海争端最危险的对手。我们处理南海问题的最大障碍是多做少说、鸭子划水的越南。越南是南海争端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窃据的岛礁最多，勘探和开采的油气资源最多，主张的领域最大，政治意志最为坚决，政策手段最为狡猾，对中国的决策过程和政治心理最为熟悉，实属中国南海战略之最大、最难缠的对手。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菲律宾在南海的所作所为。黄岩岛对峙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不能不予以关注。小而言之，它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尊严，菲律宾就是想通过削弱中国的国家意志、迫使中国一如既往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息事宁人来提振自身的威望，增加政客们的民意支持率。大而言之，它有可能演变为有一个恶劣的先例，成为其他相关国家对付中国的样本。如此一来，中国的南海处境就更让人担忧了。

　　由此看来，南海新战略时不我待。我们必须要有办法、有行动来应对南海日趋复杂的局势。当前，国内的南海对策思考大体上有两个较为极端的主张，一是倡导继续搁置争议、克制忍让，认为这是中国崛起进程提出的必然要求；二是希望有所作为，认为和平谈判于事无补，让人家把吃进去的肉吐出来的办法唯有一战。基于不同分析视角，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并无不当，但其带来的后果和代价却是不可忽视的：前者将使得南海争端越发不可收拾，解决更是遥遥无期，后者可能会影响和平崛起的整体战略进程。

　　有鉴于此，如果尚无一战而定、一鼓而下的决心和勇气，那么当务之急就是“止血”，那就是要尽可能改变南海被哄抢、被主权、被开发的乱象，为日后的谈判和解决创造必要的条件，让南海恢复到被大肆侵占和开发之前的状态。“止血”战略无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治外交创造氛围、军事威慑为坚实后盾、越菲为主要行动对象、渔政和海监是行动主体，对峙、摩擦、对抗甚至小规模的冲突应该成为南海僵局中的常态。

　　总之，南海主权归属从没有争议到有争端，再到被瓜分殆尽，从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演变到今天国际化、复杂化、僵局化的态势，外部势力纷纷涉足，俨然已视其为抗衡中国的战略筹码，作为同中国讨价还价的“王牌”。这实在值得国人深思。黄岩岛事件及其所折射的南海现状召唤中国人的南海新战略。这需要理性和智慧，但更需要意志和勇气。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韦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