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后“一夜暴富”是福是祸?(乡村观察)
——杭州城郊村农民生存状况调查
王慧敏 冯益华
前不久,一名在浙江杭州城郊生活长大的大学生来编辑部反映说:自家所在的小村,村民们原本种菜为生,虽谈不上富裕,但小村宁静祥和。前几年,村民们因拆迁补偿而富起来后,村里的祥和被打破了,不少人终日无所事事,有靠打麻将度日,有的甚至染上了毒瘾,村里的各种矛盾也多了……
他很困惑:“财富,带给我们的究竟是福还是祸?”
就此问题,笔者展开了调查。
财富是柄双刃剑:拆迁让农民一夜骤富,无度挥霍也让人一夜返贫
杭州江干区某镇,原是钱塘江北岸的一个农业镇。2003年以来,随着杭州城市东进步伐的加快,这里建起了客运中心、地铁站,迎来拆迁高潮。这里的农民除了得到上百万元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之外,还按照每人60平方米的标准分配了安置房,户均分配住房最低2套,最多4套。
“祖祖辈辈地里刨食,哪天不想过好日子啊!没想到一下子就成了百万富翁,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了。”买高档数码产品,吃山珍海味,穿貂皮大衣……一位王姓拆迁户的消费观并不是个例。还没拿到拆迁款,老王就把原来自己抽的十几元一包的“利群”换成了四五十元一包的“中华”。钱一到手,他给自己和刚学车的老婆各买了一辆30来万元的小轿车。这两辆车子,现在多数时间只是在家里的车库待着。
村里一位干部说,大笔的钱盲目消费掉后,村民中有些已“钱袋空空”,靠房租度日。
财富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拆迁补贴,让农民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然而,面对从未有过的巨额财富,不少农民不知所措,只顾眼前,得过且过。还有部分人沉湎于赌博,甚至染上毒瘾。某社区的许某原先做豆类生意,经济情况在当地属“上乘”。拆迁后,他拿到上百万的拆迁补偿款和两三套房子,就停了小生意,从此吃喝嫖赌、醉生梦死,没几个月跌落为村里的“破落户”。债主天天上门要债,许某东躲西藏,耄耋之年的父母每天以泪洗面。
这个镇目前记录在案的吸毒人员比2003年翻了一倍。一位镇干部说,当地拆迁户一夜暴富后又因为赌博、吸毒等原因而返贫者,保守估计有10%。
据了解,因拆迁安置款引发的财产纠纷、家庭纠纷这两年也在大幅增长。去年,镇司法所调解的因安置引发的分家析产纠纷就多达20来起,占调解总数的两成。
农村的婚姻相对比较稳定,但面对拆迁带来的巨额利益,不少拆迁村出现了“闪婚”、“闪离”、“闪孕”等怪象。有村民反映,有人到外村入赘,离婚后回到村里,分走钱,立即复婚,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拆迁前结婚,拆迁后又立即离了婚。
这些乱象不仅危及家庭稳定,也影响社会和谐。
管理失位、生活方式剧变,让拆迁农民无所适从
“拆迁农民”问题频出的背后,反映的是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甚至被颠覆,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亟待重建过程中出现的阵痛。
一方面,与农民自身素质有关;另一方面,有关部门管理失位也不容忽视。村民们普遍反映说,这些年,村一级组织的管理职能在弱化。拆迁前只知道要他们配合,催他们拆迁;拆迁后村变成社区了,忙着通大路、造高楼,村民们的素质教育无人过问,社区的文化活动也乏人张罗。
一位老村干部说,一切都已经变了,以前的那一套已不适合新形势,工作该怎么抓,确实是懵懵懂懂。江干区一位街道干部也坦言:“由于拆迁,社区800多户居民都分散在各个地点租房住,要找到人都很困难,甭提帮他们组织一些活动了。搞文化建设也要等完全安置后才有精力,时间起码两三年。”
“学好三年,学坏三天”,拆迁后的头3年恰恰是引导失地农民步入社会发展正轨的关键。采访中了解到,有不少拆迁户不甘心坐吃山空,想做些投资,然而由于缺乏理财经验,有些人把钱投给了私募基金、企业,结果“错误投资”,一辈子的心血付诸东流。
一位拆迁户向记者透露,镇上一个包装厂以高额的利息从农民手中借来拆迁款进行融资扩张,但是刚好碰上了金融危机,企业垮台。这家企业欠下了7000多万元债务,其中欠拆迁户5000多万元,保守估计,上百个拆迁户遭了殃。
多少年了,习惯于稼穑耕耘;而今,这一切都成了过去。手中呢,又攥着大把的钞票,该怎样去生活?不少拆迁农民感到迷茫。一位镇干部介绍,当地被征地拆迁的农民中“4050”劳动力占近四成左右,但有固定职业的不足1/3。囿于拆迁农民的能力,政府能为他们提供的就业岗位只能是一些清洁员、保安之类的服务型岗位。但是,几百万元的拆迁款再加上几套回迁房,靠房租、靠村集体经济分红都能有不菲的收入。如此,就业心态发生变化也就在所难免。拆迁农民中,许多人宁愿失业也不愿干保安保洁工作。“难道开着好车扫大街去?丢不起这人!”有农民这样说。
没有固定的职业,难免精神空虚。而精神空虚,便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那些放高利贷的人知道你是拆迁户,手里有钱,便开始打你的主意,引诱你去赌博、引诱你去吸毒,手头钱不凑手就先借你5万、10万,爽快得很。开始还让你尝点甜头,可一旦踏上这条路想回头,就很难了。”一位社区干部说。当地警方对于城郊村一带的“黄赌毒”现象先后开展了好几次打击行动,但效果并不理想。杭州城郊一所小学的家庭情况调查表上,父母职业一栏,有的孩子竟写:“打麻将”。
要让农民不是“富裕一阵子”,而是“幸福一辈子”
拆迁农民的生存状况已引起了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浙江省社科院一位杨姓专家深表忧虑:“支付补偿款征地,是让农民交出了世代拥有土地的权利,一夜暴富表面下,实质是一夜顿失永久立身之所。一旦拆迁农民因为挥霍征地补偿款而返贫,许多问题会转嫁到政府和社会身上,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
随着城市化进展,新一批的农转非人口正在各地诞生。如何把拆迁农民的短期富裕变成长期收益、让他们不是“富裕一阵子”而是“幸福一辈子”呢?
有专家指出,目前,我们的社会对征地补偿还大多是“一锤子买卖”、“一次性买断”,普遍缺乏对征地农民正确的消费和投资引导意识,甚至对失地农民的警示教育都做得还不够。对此,他呼吁:地方政府要完了地,还要从头到尾管好人。
该怎么管?某镇有个拆迁村为了防止村民一夜暴富后挥霍一空,村委会研究后决定,将每个村民7万元的房屋预期购置款由村里代为保管。但是,这个做法遭到了村民们的坚决反对:“我的钱为什么要你管?”去年,这个村2000名安置人员联名写信,要求返回这笔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过去重‘娘舅’,现在能重啥?”一位拆迁安置村的村书记焦虑地反问。
不少专家呼吁:拆迁人口管理的制度化建设迫在眉睫。这种制度,既要涵盖他们的精神生活,也要涵盖他们的物质生活。既要帮助他们转变思想、提高综合素质,也要关心他们的就业状况、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同时,这种制度还要帮助拆迁农民完成从农民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转变。
欣喜的是,杭州已经开始就此进行探索。在拆迁人口众多的杭州江干区,区政府已经发布了一份关于加强失地农民管理工作的专门文件,对如何帮扶失地农民提升素质、增强创业就业能力、完善就业服务平台建设等等均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这些政策会带来怎样的效果?我们期待着!
征地拆迁何太急(话说新农村)
赵永平
征地拆迁不是与农民做“一锤子买卖”,而是要保障好农民的长远生存权、发展权。通过制度设计,让土地收益最大限度地用之于农民
前些日子到中部一个县调研,问起地方最头疼的事,当地干部的回答竟如此一致——农村征地拆迁!干部们倒出苦水:“发展要占地,你征不下来地,没法交账;可是一征地,就免不了上访,弄不好会被问责,甚至丢‘帽子’。”据介绍,县里每年征地拆迁引发的上访占了70%以上,许多干部都得包村包户,防“上访”。
征迁这么难,仍压不住一些地方政府冲动。当地干部说,发展是硬道理,大项目不落地,发展无从谈起。看看县里的规划,每个乡镇、街道都有大手笔:国际商贸城、现代工业园、休闲度假岛……推土机轰隆隆一过,城郊的地被推平了,房子拆了,许多农民被“进城”了。于是,一幢幢漂亮高楼拔地而起,GDP增速噌噌上涨,地方经济财源滚滚。
然而,亮丽的成绩掩盖不了背后的问题。一些失地农民抱怨:“一亩地补给我们几万元,卖给开发商却上百万,不公平。”“过几年补偿款吃完了,生活怎么办?”部分失地农民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的群体,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令人忧心的是,当前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许多地方在GDP崇拜和土地财政的推动下,低成本征地拆迁的动力不减。城市发展缺地,就瞄向农村土地;城市建设缺钱,就去农村经营开发,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土地增值收益一味向城市倾斜,牺牲农民利益换发展。据测算,近20年来各级政府向农民征地约1亿亩,征地补偿费与市场价的差价约为2万亿元。
只顾经济利益,漠视农民权益,许多地方打着“城市化”、“公共利益”的旗号拆村腾地,赶农民“上楼”,甚至不惜暴征强拆。光鲜的城市建设背后,农地非农化、农民失业化和无产化日益加剧。这种违背规律的发展,注定是潜藏风险的发展、不可持续的发展。
专家测算,目前全国失地农民人数有4000—5000万人,而且每年还以300万的速度增加。总体上看,他们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就业能力弱,社保水平低,发展能力差,成为一个边缘群体。失地农民的生存状况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下决心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刻不容缓。
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征地拆迁不可避免,关键是要明确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对农民的征迁安置不应是简单的经济补偿,与农民做“一锤子买卖”,更应该考虑如何保障好农民的长远生存权、发展权。要从制度上规定,把土地收益主要用之于农民。制定合理的补偿机制,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促进失地农民生产性就业。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让农民平等地参与到农村土地市场的开发中来。地方政府没有了暴利,自然就不“起早”了,征地动力就会大大减少。
征地拆迁何太急,多替农民长远生计想一想,也许许多矛盾就能提前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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