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唐山600余万公款借给个人7年未还无人追讨
借了钱，不仅不用还，还有人张罗着垫资还钱——谁都不相信，天下有这等好事。但《法制日报》记者近日接到举报称，这样的“好事”就发生在河北省唐山市汉沽管理区的区属国企改制过程中。长达7年，欠款者几乎分文未还，却最终成为了改制后企业的大股东，频频受到政策照顾。事情真相究竟如何，记者赶赴实地一探究竟。
特别调查
本报记者范传贵
河北省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在区属国企改制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而将600余万元财政资金借给了个人。其中有改制前政府的借款，还有改制后政府替其偿还的贷款。
此后长达5年，几乎没有人追讨这笔欠款，欠款者也几乎分文未还，却最终成为了改制后企业的大股东，频频受到政策照顾。
5年后，唐山市纪委部门介入调查，汉沽管理区迫于压力开始启动追款程序。然而，两年过去，欠款分文未能追回。
无奈之下，管理区财政局最终把欠款者告上了法庭，但仅在管辖权这一环节上，就经历了几轮厮杀。财政局代理人甚至被不明青年打致轻伤。
财政资金究竟如何借入个人手中？巨额欠款缘何难以追回？《法制日报》记者展开了调查。
新建奶粉车间被卖给个人
唐山市汉沽管理区，距北京仅200公里。2006年以前，康尼乳业有限公司系该区所属重要国企之一。
1997年，康尼乳业与石家庄三鹿集团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了唐山汉沽三鹿乳业公司，石家庄三鹿集团占51%股份，康尼乳业公司占49%股份，康尼乳业所占股份归汉沽管理区所有。
随着形势发展和产品结构调整的需要，原两个奶粉车间设备陈旧老化，已不能满足市场对其产品质量的要求。2004年，石家庄三鹿集团提出淘汰其两个奶粉车间。
“奶粉车间淘汰后，康尼乳业200多名员工面临下岗，管理区也受到很大经济损失。因液态奶产品利润空间小，奶粉利润空间大，为支持企业发展，管理区领导经研究，责成康尼公司田玉新经理代表国有企业康尼公司与石家庄三鹿集团协商争取新建奶粉车间事宜。经过协商，三鹿集团同意康尼公司建奶粉车间，但暂不投资，给产量，满足奶粉车间产能需求。”康尼乳业时任总经理田玉新在2010年11月9日一份《关于祖秉新购买康尼乳业公司奶粉车间的说明》中回忆。
田玉新称，此项目共需投资2600万元，资金来源为：“汉沽管理区垫付562万元，康尼公司贷款700万元，公司职工集资228.65万元，工程所需后续资金再行贷款。”
田玉新还在这份说明中称：“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集团要求标准高，总体标准要达到国际欧盟要求，争取项目建成十年不落后。”
然而这个“十年不落后”、“不但有利于员工就业，有利于调节奶源，更有利于汉沽管理区乳业经济的持续发展”的奶粉车间，在2004年破土兴建几个月后，即由于资金不足而面临烂尾窘境，由此也埋下了日后汉沽管理区财政资金混乱的种子。
田玉新称：“此时，国家、省、市对县级国有企业改制有明确的时限要求，为解决工程建设中的资金需要，加快国有企业改制步伐，汉沽管理区研究决定，对康尼乳业公司新建奶粉车间进行整体出让，由管理区发展改革局等部门具体运作，并征得原三鹿集团意见，认为祖秉新购买新建奶粉车间适宜。因为祖秉新长期与三鹿集团合作，是重合同守信用的供应商。”
经过管理区有关部门论证，管理区领导研究同意祖秉新购买，并于2005年10月31日签订协议书。
事后证明，这个“重合同守信用”的评价几成讽刺。
政府成了个人的债主
在康尼乳业与祖秉新签订的协议书上，双方约定，祖秉新按康尼公司项目投资额度全额接收，即康尼乳业以总投资2482.96万元的价款新建的乳粉车间移交给祖秉新。
正是从这份协议开始，汉沽管理区与祖秉新形成了至今已近7年的债务关系。
在总价2482.96万元的转让款中，原本仅有一项涉及到汉沽管理区财政资金，即在康尼乳业新建乳粉车间时，汉沽管理区财政垫付的562万元工程款。
协议中，双方约定该笔欠款全部由祖秉新承接偿还，“在本协议签订10日内偿还汉沽管理区162万元，其余400万元两年内付清：即2006年10月以前还200万元，2007年10月前还200万元”。
蹊跷的是，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内，祖秉新未向汉沽管理区财政局偿款，而两笔原本属于国有资产的资金却被用于冲抵这笔欠款。
汉沽管理区财政局的一份《关于康尼乳业奶粉车间财政借款情况说明》记载，2006年，康尼乳业上缴下属牛场土地出让金200万元，用于冲抵账务；根据2006年5月18日“康尼乳业不良资产座谈会会议纪要”，改制调整资金138万余元，也被冲抵了这笔欠款。财政局最终确认，祖秉新的欠款数额减少至265.9万余元。
时任汉沽管理区财政局局长戴恩广在事后与纪委部门的谈话中称：“562万元中所偿还的296万余元全是康尼公司还给财政局的，因为我只是在奶粉车间签订协议时与祖秉新见过面。”
“康尼乳业作为国企，土地出让金、改制调整资金，原本都应属国有资产，怎么能用于冲抵祖秉新欠下的债？这点我也想不明白。”汉沽管理区管委会副主任任旺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田玉新则向纪委部门解释称：“通过查看祖秉新向康尼乳业打款的情况，这296万元借款应该是祖秉新先将款打到康尼乳业账上，再由康尼乳业替祖秉新偿还给财政局的。”
财政再替个人还贷
2006年8月23日，在奶粉车间出售给祖秉新仅1年多时，康尼乳业实行改制，原总经理田玉新以431万余元买下了全部资产。
一个多月后，时任汉沽管理区管委会主任田玉贵召开了一个主任办公会议。这次由田玉贵、田玉新以及财政局、发改委、信用社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让汉沽管理区再为祖秉新背上一笔巨额债务。
会议记录载明，开会地点为田玉贵办公室。内容中称：“玉贵说原三鹿(即康尼乳业，记者注)建新车间时，2005年6月23日贷款600万元，当时管区承诺作担保，保障了奶粉车间的顺利完成……今天是管区承诺贷款担保最后一天，为了信誉，可由管区先行垫还。”
在康尼乳业与祖秉新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中，该笔600万元的贷款明确约定“本金和已形成的利息及以后形成的利息均由乙方(祖秉新)承担”。
而针对会议纪要中“担保”一说，管委会法律顾问、管理区财政局告祖秉新案代理人甘金华告诉记者，经事后向信用社查证，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汉沽管理区曾做过此项担保，“而且按法律规定，也做不了担保”。
而田玉新在2010年11月9日《关于祖秉新购买康尼乳业公司奶粉车间的说明》中，则称该笔贷款是以康尼乳业下属奶牛场作抵押所贷。
让甘金华不解的是，这个为祖秉新垫还贷款的会议，祖秉新本人竟没有参加。会议记录记载田玉贵说：“管区与祖秉新签订一个协议，将来此款由祖归还”，但是“祖没有到会，由田玉新代理办理”，“祖秉新和玉新要积极筹措资金，争取10月还清”。
这次会议的最后结论是：“同意以上安排，由财政局运作”。为此，汉沽管理区财政共为祖秉新垫付了442万余元，截至目前尚有358万余元未收回。
然而，事后田玉新在与纪委部门的谈话中证实，会上所称要与祖秉新签的协议，事后却“没有管区领导让我和祖签这个协议”。
欠债者反成企业主人
两笔总额达600余万元的财政性资金借款，最终都得到唐山市纪委、汉沽管理区财政局、康尼乳业、田玉新的确认，但在多年内，从未有人进行过追讨。
在2010年11月11日与纪委部门的谈话中，原汉沽管理区财政局局长戴恩广称：“在奶粉车间出售给祖秉新后，所欠财政局的265万余元，管理区领导没有提示过让我找祖秉新和改制后的康尼公司催要此款，我也没有派人向他们催要过。”
而对于管理区财政局帮祖秉新垫还的358万余元贷款，在主任办公会上称“由田玉新代理办理”的事项，田玉新对纪委部门称：“我理解，就是让我帮着催款。”
但田玉新表示，在之后几年内，他只是见面和祖秉新说过两三次，管理区领导或部门就上述欠款没有布置如何催要欠款事项。
两笔巨额的财政借款，在几年时间内几乎被刻意地遗忘了。这样的遗忘也让两笔资金错过最佳追讨时期，成为顽固债务。
“之所以说是被刻意地遗忘，原因是在最初的几年里，只要想追讨，任何时候都能将债务追回。因为康尼乳业与祖秉新签订的协议中，有一条关键的保障性条款。”甘金华称。
记者从协议中看到，“双方共同遵守的协议条款”第一条即规定：“自本协议签订10日内，乙方(祖秉新)必须用买断的乳粉车间抵押并在唐山市汉沽管理区相关部门办理抵押手续，如果一方不能按期履行本协议各项条款时，甲方有权收回乳粉车间，所付款项不予退回。”
“这是一条极为苛刻的条款，祖秉新从第一笔资金就违约，当时就完全可以将奶粉车间收回，但是自始至终这个条款都没被启动，后来反而还替他又还了几百万元的贷款。”任旺说。
2007年5月31日，在康尼乳业改制为田玉新私营企业后，康尼乳业曾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祖秉新购买的奶粉车间进行了评估，评估净值为2604万余元。又一个月后，祖秉新以奶粉车间作为实物出资，成为康尼乳业持股85.8%的大股东，持股14.2%的田玉新仍为法定代表人。
“也就是说，祖秉新通过向财政借款买下奶粉车间，在接下来短短1年零8个月时间里，不仅向财政的借款分文未还，还摇身一变，用这个奶粉车间入股，与实际上应该代表政府向他催款的田玉新一起，控制了整个康尼乳业。”甘金华说。
此后几年，这个欠了政府600余万元的人，其所控制的企业仍然一再地被政策照顾。
记者曾致电祖秉新联系采访，祖秉新称其在海外不便接受采访。
艰难的追款路
“2010年年底，唐山市纪委接到举报，说我们国有资产给了个人，来调查了一阵，查完以后有了结论，责成我们管理区把这些钱要回来，其中包括祖秉新的钱。”汉沽管理区党工委书记王随海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此时，原汉沽管理区管委会主任田玉贵被调离不久，王随海刚刚开始主政。“2011年年初，我们受市纪委领导的指示，开始追讨这些欠款，成立了一个清欠小组，我是组长，任旺主任负责催要祖秉新这部分钱。”
然而，此时的追款已非易事。王随海告诉记者，一直到今年初，通过行政手段一分钱也没有收回来。
无奈之下，2012年3月5日，汉沽管理区财政局依据唐山市纪委的调查结论，针对两个款项分别对祖秉新提起诉讼，要求祖秉新偿还所欠财政局的借款和代偿贷款。甘金华担任了该案的代理人。
甘金华告诉记者，起诉以后，法院先后查封了祖秉新部分资产。而祖秉新则多次向法院提出了管辖异议。
甘金华等多名涉及此案的汉沽管理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其间他们分别受到了不明人士的恐吓威胁。今年7月4日晚，甘金华被3名不明青年殴打致轻伤。
7月30日，经过多番司法程序，唐山市中院最终以“本案案情复杂，社会影响重大”为由，裁定由中院审理该案。最终两笔欠款是否将得到认定，又是否能够追回，将取决于法院的判决。
而案情以外，地方政府财政管理的混乱已可见一斑。唐山市纪委在调查结论中的一段话，值得深思：“2005年以来，汉沽管理区共向康尼公司出借财政性资金、汉沽农场企业性质资金1902.630595万元，目前尚有1074.630595万元没有得到及时偿还。上述借款既无借款合同，大部分也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和利息，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汉沽管理区在财政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方面存在一些不规范之处。虽然上述借款均事出有因，但在还款的环节上却存在着相关职能部门借款手续不完备，追偿欠款不及时，追偿措施不到位，责任部门不明确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