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挑战的摄影师说
面对挑战的摄影师说
在今年的大理国际影会上，杭州“快拍快拍”网举办的“快拍大理”活动走红古城，再次提醒参会的摄影师，数码相机、网络传播、人人摄影时代已经到来。走进这个全新的时代，“该拍”的都有人拍过了，“不该拍”的也有人拍了，“可用”的技术手段都有人用过了，“不可用”的技术手段也有人用了。大理国际影会的三百多个影展似乎就是三百多份挑战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拍什么？怎么拍？不少摄影师感到了压力。无论是公开论坛或私人聚会，国内外摄影人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摄影师目前面临的挑战和前景，大家众说纷纭，有的困惑，有的乐观，惊人之语不少，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香港理工大学设计部敎授、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冯汉纪同情地说：“很多摄影师都在挣扎，一部分摄影师选择往外生长，拍一些地域性较强的、新的、没人拍的题材。但还有什么没有被人拍过？没有了。你心里想到的、眼睛看到的，没人能替代你。独立思考，这才是最重要的。”
法籍华裔摄影家曾年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给杂志拍照片的黄金时代是过去了，但是现在正是摄影的黄金时代。因为每个人都在拍照，现在人人有手机。摄影师困惑是好事，说明摄影民主了。过去摄影是少数人的特权，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了。专业摄影师就得跟大家一样打拼，做到更专业。
来自中国台湾的摄影家林添福笑道：“每个人都会写字，会对作家构成影响吗？不会。专业摄影之所以被人们认为受到了挑战，是因为在大众层面摄影的功能化，像生活照或者证件照之类的，但这不是摄影的全部。如果说有挑战的话，可能是门坎更高了。除了摄影技术方面的要素外，更多的要看你对人生、对影像的理解，看你的突破与创新。”他说，归根结底，摄影师面临的“不是摄影器材的问题，而是人的思想和对影像掌控的问题。你的相机好，别人的比你更好。一样的毛笔写字，有的人写出来像鬼画桃符，而有的人写出来的是书法艺术作品”。
香港摄影家秦伟的看法和林添福接近，他说：“现在中国正在一个变化的时期，这是13亿人的变化，也是一个摄影的爆发期。摄影现在很简单了，每个人都能拿照相机，就像每个人都懂得写字，但懂得写字的人不等于他能欣赏文学、能提笔写作。摄影的情况一样，懂得拍照不等于能通过相机去表达自己，表达你自己内心的世界。摄影是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两者关系的磨合。找到自己的角度，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情，这就是摄影师最重要的地方，每个人表述的角度都不一样。”
腾讯网新闻中心总监傅剑锋也用文字来比喻摄影的现状，他说：“现在手机、数码机很普及，现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可以称之为广义上的摄影师。大家都喜欢用图片说话，阅读习惯不一样了。互联网上有社交媒体、图片网站、微博、博客等等，都可以来展现摄影。在这个情况下，对摄影师的要求更高了，原先随便拍摄几张照片就可以称之为作品，现在业余摄影者用心拍几张照片和你随便拍几张的水平也许就是一样的，甚至比你还好。所以，摄影师只有变得更专业。如刚有文字的时候，只被技师所掌握。后来有了印刷术，文字被普通大众所掌握，一些最好的技师就转化为知识分子，成为更专业的人。在人人摄影的今天，专业的东西仍然被向往、被需要，我们仍然需要精品、需要有深度的东西。因此，摄影师要更专业、有更创新的观念、有更厉害的技术、更深入的调查。”他颇为乐观地说：“现在已经完全地进入视觉时代了，大家更倾向于视觉阅读。如果摄影师愿意去迎接这时代、迎接新技术，就可以站在浪头之巅。”他认为：“无论是杂志还是报纸，图片的呈现都是有限的。互联网的空间是无限的，在网上呈现的图片故事可以更完整、更深刻。报纸和杂志的受众是有限的，但是互联网就不一样，腾讯的用户是7个亿。发表在平面媒体的作品，能得到的反馈是比较少的。如果放到互联网上，摄影师可以看到很多跟帖，摄影师和用户之间的交流会更加深入，未来互联网平台给摄影师带来的影响会大于传统媒体。”
日本著策展人、摄影师、大学教授吉川直哉更大声疾呼：“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眼睛，大胆去做。要做出新的东西来，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
江融则认为重要的是摄影师的风格：“摄影发展到今天，很多可能性都已经被实现了，可以说今天的摄影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同时又处在一个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尤其是数码技术出现后，新媒体技术与网络的传播能力，都让摄影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我们的摄影家应该充满信心，而不应该觉得不知道拍什么。自古以来最困扰艺术家的是‘怎么拍’，这就是‘风格’的问题。如果你知道怎么拍，拍出来能呈现你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又与别人有所不同，这种风格一旦建立起来，那么你的作品就能够与众不同。”
你“国际”了吗？据统计，目前在中国举办的摄影节不下10个，带有“国际”字样的摄影节就有5家。这里的“国际”二字，引起了各种不同的解读。鲍利辉说，“大理国际影会不仅有影展，更是个很好的对话平台。我们邀请国外专家学者担任策划、评委，更在于推动影会的专业化、多元化以及评奖的国际化。”
摄影是不可或缺的跨文化交流方式曾担任过两届法国阿尔勒摄影节主席的鱼得乐特别强调摄影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大理国际影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没有飞机的电话的那个时代，人们很难去想象海外是什么样子。摄影技术问世以后，人们在世界各地旅行时喜欢拍摄照片，回国后展示给更多的人看，于是人们可以通过看摄影照片来了解国外的风土人情。这是摄影发挥跨文化传播和交流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非常重要，有助于不同地域的人们更好地互相了解，并留下了记录历史的影像。现在有了各种不同的传播方式，但摄影依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跨文化交流方式。大理国际影会就是很好的证明——大家相聚于此，通过观看各国摄影家的作品，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和历史，以及不同国家的摄影师看待事物的方式。”
鱼得乐认为，成功举办国际影会的关键因素是质量，“首先是摄影艺术方面的质量，主要考量策展人对摄影家及其作品的选择。大理国际影会银海山水间展区有15位策展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法国和南非的优秀策展人，他们确实做得很好。其次，要在良好的空间环境中展示好的摄影作品。银海山水间展区的环境非常好”。他直言道，“我并不是说这里的一切都很完美，也许不同质量的摄影作品的层次多了些，有些作品感觉稍弱了点。但是我要说的是，大理国际影会整体水平与中国的北京、上海、平遥，以及欧洲、法国、美国的影会相比不弱”。
迪迪埃(Didier De Fays)是法国权威摄影网络杂志Photographie.com的创始人、法国才华摄影基金项目总监、著名策展人，他在大理国际影会上对记者说：“这是我第二十次来中国，我参加过中国的很多摄影展，包括平遥和杭州等地很不错的摄影节，这次我策展参加大理国际影会的摄影家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都在谈论这个世界。”摄影评论家江融也认为，“摄影既是一个舶来品，也是一个国际共通的语言。好的作品能够超越国家、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东西方美学存在着差距，但这并非说它们完全不能融合。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用国际上通用的摄影语言、摄影手法去讲述中国的故事，而不是闭门造车。我鼓励中国的年轻摄影师能尽快对整个世界摄影史或者艺术史的发展过程有一个粗略的了解，在自己的内心建造一个参照体系，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具体地去了解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否已经有人做过，或借鉴之后进而发扬光大”。
中国新生代摄影家带来了不同的中国影像法国学者鱼得乐对参加大理国际影会的中国新生代摄影师非常关注，他对大理国际影会记者说：“中国新生代摄影家为观者带来了不同的中国影像，他们并不为人所知。其中有拍摄新疆、四川、西藏的喜马拉雅山、宁夏等比较偏远的地方，海拔高而气候寒冷。新生代的中国摄影家之所以拍摄这么特别的地方，或许希望刷新我们现在对中国的印象，当西方人谈及‘中国’时，首先会想到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和沿海地区，认为这就是当今的中国。我感到新生代的中国摄影家是想告诉世界：中国不仅有大城市和密集的人口，也有偏远荒凉、人畜稀少的、甚至荒无人烟的地方。”
在大理国际影会上，鱼得乐遇到了一位来自重庆的摄影家，他曾与他的团队携带20×20英寸画幅(英国人发明，中国制造)的相机登上三千米以上海拔的喜马拉雅山拍摄，不戴氧气罩。鱼得乐说：“他拍摄的影像是你我从未见过的自然景观，非同寻常。虽然他只有少量作品展出，但这是我在大理国际影会上的一大发现。”鱼得乐还非常重视另一位中国摄影家骆丹，认为他“用玻璃底片拍摄了非常精彩的云南山区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肖像摄影作品”。鱼得乐对记者说，“新生代中国摄影家给我的感觉是：他们希望用摄影作品呈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不只是中国大城市、富裕的人们，中国的另一面的真实呈现也非常重要。这其实是好事，在欧洲、在法国，在美国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中国是永远是拥挤的人群、有钱人们，中国自己也在重复这样的影像。但是，别忘了，中国如此之大，仅四川省就有法国的面积大。”
曾经担任过两届法国阿尔勒摄影节(全球最大、最重要的摄影节)主席的鱼得乐说：“在1988年，我希望展示一些中国摄影家的作品，但得到的回答是‘问题是根本就没有中国摄影家啊！’最后我把中国摄影家介绍到了阿尔勒摄影节。我特别喜欢中国摄影家的原因是，他们与人们非常贴近，他们总是去捕捉人们内心的感觉，摄影作品非常棒。当然这是中国摄影的一部分，另外还有时尚摄影、艺术摄影都很不错。这次来到大理国际影会，我在很短的时间内，能感受到中国正在发生在怎样的变化。”
大理国际影会让日本摄影家、大学教授吉川直哉对中国年轻摄影师刮目相看，他说：“中国年轻代摄影师的水平并不比国外年轻摄影师差多少。几年前我曾见过一些中国年轻摄影师的作品，当时觉得和日本的相比还有些不一样。这次我在大理看到了中国新生代摄影师的展览，让我觉得非常惊讶。在我看来，中国年轻代摄影师是非常有潜力的，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力量。在日本，年轻的摄影师更加倾向于学习欧洲和美国的摄影，但现在亚洲的摄影已经成长起来，等我回日本以后，我会要求我的学生向中国的摄影师学习。”他还说：“回到日本后，我会创造一些机会，比如说论坛，或者做一些关于这次大理国际影会的东西。”
鱼得乐为法国《世界报》撰文介绍了法籍华裔摄影师曾年、青年摄影师邸晋军，骆丹被他称为“当下中国最具才华的年轻摄影师”，而“策展人曾翰给我们带来了影会中最令人惊喜与赞叹的展览”：《中国景—中国当代景观摄影联展》，周伟的《怒姆乃依—怒江大峡谷的双重生活》，木格的《尘》和冀文正的《墨脱1950》。还有李馨曌的大画幅系列作品“距离”，“李馨曌丰富而诚挚的工作打动了同为肖像摄影师的策展人姜健。在展览中，他大胆地将李的作品与Richard Avedon，Sally Mann相比较，为什么不呢？”
Richard Avedon是著名的美国肖像摄影师，有“鬼才”之称，被公认为是20世纪人像摄影的里程碑；Sally Mann是美国著名女摄影师，曾被《时代》杂志评为“最佳摄影师”，获得过最佳纪录片艾美奖提名。一句“为什么不呢？”，表达了鱼得乐对李馨曌作品的高度赞许。
希望在更高的层面和中国摄影界对话第四届大理国际影会法国展区有10位摄影家的作品，其中三位摄影家随作品来到了大理，他们的非法国裔身份引起了大家的好奇。法国策展人迪迪埃解释说“我希望在另外一个层面和中国摄影界对话。法国与中国有着更广泛的艺术联系，三位摄影家的背景非常国际化，而我策展主题又定为‘看法国’，实际上是表达从法国视野看世界的意思。”
《日本当代摄影师联展》的策展人吉川直哉说，他策划这个展览，“是因为我想向大众展示现代的日本摄影。这五位摄影师的风格和理念都是非常现代的。他们都来自于关西地区，关西的大阪是一个具有浓厚传统文化的地方，我想通过这些摄影师的作品展现大阪独特的文化。”
吉川直哉的说法得到了迪迪埃的呼应，他说：“这次大理国际影会让我感到中国非常国际化，大理国际影会和亚洲各国的密切关联性，使大理国际影会不再是西方国家或者东方国家的摄影交流，而是亚洲国家之间的摄影对话，我觉得这点非常有趣。”迪迪埃策展的马来西亚华裔摄影家雷梦君有美国和法国背景，他说：“我之所以邀请她参加大理国际影会，是要让蒂安娜重新回到中国语境之中，从而产生新的文化碰撞。”
直言不讳说中国摄影短板提到中国摄影的短板，行走在大理国际影会上的“老外”们也实话实说，直言不讳。
迪迪埃是这样说的：“显然，中国新生代摄影师带来了很特别的东西。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重生的时代，这些摄影师能做些什么、以及他们用怎样的眼光看中国、看世界非常很重要。新生代摄影师发展很快，他们探索过远方世界，回归得又恰逢其时，由于中国拥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摄影家试图很快地把所有摄影历史、所有中国文化都体现在当代艺术实践中，这种做法对中国而言有时是危险的，走得太快就没有时间去积累自己的摄影，就如生产‘快餐’一样。如果像这样去走，也许摄影项目开始不久，摄影师自己就毁在半路上了。”
谈到中法两国摄影家的特点，迪迪埃说：“在摄影方面，法国和中国的最大区别在于：法国摄影家更重视积累，而中国摄影家很多都求‘快’; 法国摄影家注重讲故事的方式，往往用系列摄影作品来讲述故事；而大部分中国摄影家青睐于单幅摄影作品的完美，追求拍摄很美很棒的照片。这次大理国际影会的意义也在于大家一起交流如何去积累摄影故事的经验，故事各有不同，关键是积累你自己的故事。”
中国摄影师彭祥杰也看出了此中的“门道”，他这样评价中国青年摄影师的现状：“我觉得首先是历史文化的背景传承的差异，其次中国摄影师可能就是在想象力上的差距，因为我们和国外摄影师所处的摄影时代是不同的，中国摄影这几年一直在补习摄影历史，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存在的，这些不足也直接影响了摄影师们的创作。”中国摄影师更多地需要增强个人的风格荷赛境外展览负责人Paul显然对中国摄影抱有很大的希望。他说：“在过去的几年之内，大概每年都会有四五个中国摄影师进入荷赛最终评选阶段。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摄影师在荷赛获得了奖项。中国摄影师想走向世界，这对于推进世界的新闻交流是很大的举动。”谈到新闻摄影的国际水准时，Paul表示：“这个国际水准是无法衡量的，因为每一个作品都是建立在单独的故事或单独的个体上面。我发现有趣的事情是，中国参加荷赛的摄影师，很少有自由摄影师，如果中国有更多的自由摄影师的话，可以更好地展示他们的风格，这可以更好地提升他们的水平。我觉得中国摄影师更多地需要增强个人的风格，这很重要。中国的摄影师更多的是纪实，我很希望更多的中国摄影师能够有自己的想法去表现所要表现的事物。”这些话对希望走进荷赛的中国摄影师当然是可以参考的。“亚洲先锋摄影师成长计划”是年轻摄影师的机会当然，对于中国摄影师来说，更关注的还是在本届大理国际影会上揭晓的“亚洲先锋摄影师成长计划”。这个“计划”由富滇银行全程冠名支持，由《秘境PHOTO》杂志主办。入围摄影家由推荐委员会推荐产生，共有37名摄影家入选，将从中选出17人，再进行最后投票，最终选出13名获奖者并在大理国际影会上公布。
著名摄影评论家江融说：“这次我到大理来很有幸与一批年轻摄影师和策展人交流，通过交流和观看他们的原作，对当下一代年轻摄影家他们的理念和作品有了一定的了解。从我个人来说，现在这一批年轻摄影家、尤其是被推荐到‘亚洲先锋摄影师成长计划’里的，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年轻代摄影家的摄影状况和摄影水平。作为一个总体来说，他们在观念、手法、后期制作方面比上一代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更加新颖、更接近于国际水平。”
中国摄影师彭祥杰说：“在我看来，‘亚洲先锋摄影师成长计划’就是一股推动中国摄影的力量，为年轻摄影师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来展示他们的作品。对中国一些处于成长阶段的年轻摄影师来说，这样一个计划的提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它不仅是在大理国际影会上的一个落地展示，它还会有很多后续的活动，包括到国外展览，进行交流等等，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助于亚洲先锋摄影师成长的计划，它和摄影师的成长、摄影师的成长发生了联系。在中国，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摄影节来关注与推动这样的活动，这是很值得肯定的。”他认为，“总的来说，被推荐进入成长计划的37位摄影师基本上能代表当下中国年轻代摄影师的整体水平，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深有体会地说：“我也是摄影师，这么多年走过来。也见证了一些变化，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可能有这么好的环境和机会的，那时候，没有人来提出这样一个概念。也没有人来帮助你。像我，拍了八年的照片。也没有发表过一张。因为那个年代就是这样。那个时候的中国没有网络，没有今天这些先进的影像设备，完全是依靠着个人自己的力量，也没有很好的学习途径，那个时候我们能看到或接触到的媒体实在是屈指可数。”
吉川直哉对大理国际影会上推出的“亚洲先锋摄影师成长计划”评价很高。他说：“当我知道这个项目时，我非常激动。这个项目非常独特而且让人兴奋。在此之前我们了解的都是欧美的摄影师，学习的方向也是如此。但这个项目让我们看到了亚洲新生代摄影的力量，中国和日本都使用着相似的文字，有着相似的文化，这让我非常激动。”
鱼得乐很推崇“由富滇银行赞助的亚洲先锋摄影师大奖获得者——黄晓亮”。鱼得乐认为黄晓亮“获此殊荣的作品‘春’是一个非常微妙而细腻的摄影系列，他借用了中国传统剪纸艺术作为理念，用黑白灰的色调交织出一幅如同一组剪影骑兵轻舞着法兰多舞的画面。评委会的成员们都被他作品中这种神秘而略带忧愁的乡情所打动”。
而早在此前，江融就对黄晓亮青睐有加了。他说：“黄晓亮的作品让我耳目一新，因为他采用了皮影进行拍摄，而皮影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它本身就是一种跟影子有关系的艺术形式，而摄影是关于影子的摄取，就等于说是利用现成的工艺产生的影子然后拍摄下来，当时我看到就眼前一亮。我觉得类似这样的作品就很有意思，比较新鲜。他创造的这些人物给人的感觉是假的，但同时又是真实的，有一种幻觉在里面，是处在一个真实与虚拟之间，因此我觉得这个作品很有意思。”国际评委会和江融不谋而合。一天之后，黄晓亮的作品果然获得了亚洲先锋摄影师金奖。
多日后，黄晓亮谈到了他“惊悉获奖”时的心情：“我当时觉得可能做新闻社会纪实类的会获大奖，因此当听报我的名字时，那一刻我被镇住了，几乎呆了，觉得不可置信。这等于把我之前的种种猜测彻底推翻了。我既高兴又意外，没有想到评委还是很包容的。”他说：“评选之前大家都在猜哪个会获奖，但是没有一个是可以猜准确的。我想每个人或许都觉得自己可能会得奖，因为整体水平都不差。评选之前谁也不知道评委是谁。直到开始评了前一刻才知道，评选很保密。后来公布了评委的名单，我想自己可能希望不大了，因为那些评委大多都是特别关注社会纪实摄影方面的，对于我这样的作品他们不一定会喜欢的。但这是我个人觉得，从学术上来说，我对自己的作品还是很清楚，是在表述什么，纪实和艺术的关系有没有，这些都很清晰的很。而且获奖过后我听他们说，评委们对我的作品还是很喜欢的。我的作品其实是比较间接的，委婉一点的在表述一个当下的时代社会，但是委婉不表示不敢说，不敢直白，是更好的让观众陷进去看更动情的东西。”
这一届大理国际影会“金翅鸟”摄影大奖和“亚洲先锋摄影师成长计划”大奖评委会主席是普雷基(Robert Pledge)。这也是一位在国际摄影界“如雷贯耳”的人物。他是美国新闻图片社的共同创始人兼总裁，策划过多场国际重要摄影展，并担任多项国际摄影赛事的评委和荷赛评委会主席，曾被《美国摄影》杂志评为世界摄影最具影响力百人之一，被业内学者称为“能左右世界摄影走向的人”。谈到本届大理国际影会的序列大奖评选时，普雷基说，本届“亚洲先锋摄影师成长计划”评委会共有五位，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两位是女性。尽管大多数评委已经不年轻，奔走在大理古城、银海山水间和滨海大道三大展区以及评委会办公室，爬高上低，上下台阶，非常辛苦，但他们很认真地花了三天时间，分头独立看完大理国际影会各个展区所有摄影作品，再回到评委会办公室，以讨论和投票方式选出胜出者。在观看摄影作品途中，也碰到一些参会摄影家友好地打招呼、递名片、画册和书籍之类的物品，为了尽量减少受外界的各种影响，他们全都谢绝了。五人评委会在山水间的临时办公室更是犹如军事重地，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包括大理国际影会艺术总监鲍利辉也不例外，所有的评选环节都闭门进行。
他透露说，和以往评委会常见的争执争吵情形不同，这次评委会成员虽然非常多元，也有意见不一发生争议的时候，但是大家彼此尊重，充分沟通，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气氛中顺利投票产生最后结果。普雷基说，评委会成员都是很专业的人士，摄影经验丰富，或对摄影和文化深有研究，好的摄影作品的基本要素大家都清楚，重要的是我们分享这种多元文化，从中寻找亮点和新鲜的东西。普雷基认为：“这是我经历的最舒服的一次评选。”
建立中国自己的摄影文化体系也许是受到在影会上频频亮相的世界摄影文化体系的震撼，在大理国际影会的各种场合，“建立中国自己的摄影文化体系”的呼声特别高。
江融在接受大理国际影会记者采访时反复提到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摄影文化体系，他说：“我一直在思考，东方美学与西方美学是否能有一个交汇点。摄影是一个舶来品，据考证，中国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便引进了摄影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摄影器材销售量最大的市场，但我们在做摄影史、摄影体系这方面是很不够的，我觉得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将中国的摄影史进行一个大概的梳理，这样有助于我们了解整个中国摄影的发展历程，也能让国外的人了解中国摄影的发展状况，同时我们才能有一个参照系统，与西方摄影进行参照比较。这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日本人花了三十年时间梳理日本摄影史，中国人也应当尽快花二十到三十年时间将自己的摄影史梳理出来。”
江融认为，“摄影既是一个舶来品，也是一个国际共通的语言。好的作品能够超越国家、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东西方美学存在着差距，但这并非说它们完全不能融合，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何用国际上通用的摄影语言、摄影手法去讲述中国的故事，而不是闭门造车。我鼓励中国的年轻摄影师能尽快对整个世界摄影史或者艺术史的发展过程有一个粗略的了解，在自己的内心建造一个参照体系，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具体地去了解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否已经有人做过，或借鉴之后进而发扬光大。”
中国摄影家彭祥杰反复强调，构建中国文化特色的摄影理论体系非常重要，他说：“在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学术研究者会提出各个版本的关于中国摄影的书籍，如果没有一本学术史料可以呈现当代摄影的面貌，这个太可怕了。学摄影的不能系统的看到中国摄影这100多年的真实情况和面貌，院校里没有这样的学科。喜欢摄影的民众也没有这样的途径。包括艺术品收藏的也看不到，这是中国摄影巨大的漏洞，我们需要有心人长期来进行这个工作。无论你谈论什么摄影，如果没有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的话，说再多也是没有用的，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亚洲国家其实也有很多做得好的。比如韩国。他们国家对摄影的历史是很清晰的。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理论支持，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努力，当然这不仅仅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单独能完成的任务。需要很多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参与进来，共同完成，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华辰拍卖公司影像部经理李欣呼吁道：“今天，在学术上和市场上，中国当代摄影都缺乏一个独立的、建立在自有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体系。我们都是跟着西方再走，我们自己现在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摄影史。我们需要一批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能结合西方运作模式的学者、评论家来梳理这个体系 。”
如何“典藏看大理” “让摄影师‘可持续’地追求、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当今的收藏界，继古董、珠宝、邮品、绘画之后，摄影作品正迅速成为新的热门，成为“收藏中的收藏”。在中国，影像收藏虽然有了不小的发展，但仍然是个短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短板还限制了中国摄影师的成长，制约了整个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
早在本届大理国际影会开幕前，“典藏看大理”刚刚在微博上亮相，就引来了不少议论。鲍利辉解释说：“我自己也是摄影人。做摄影是很苦的一个行业，有一些人是在媒体中做，有的在寻找其他路子，如果作品不变现的话，这条路是很难走下去的。与国际接轨，实现‘摄影—代理—收藏—摄影’的良性循环才是根本之计。做大理国际影会的时候，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将摄影节和艺博会的方式结合起来，在摄影作品代理、收藏方面进行一些摸索，做一些引导。通过三年的实践，现在来看，效果还比较好。不少画廊负责人说，云南人对艺术的欣赏、品味确实很高，对影像的理解很前卫，丝毫不逊色北京、上海。从摄影爱好者转为摄影收藏家，这是一个飞跃。对摄影艺术更高层次的欣赏，有利于价值较高的摄影作品流传开来，有利于一批有前途的摄影家的迅速成长。这一届大理国际影会，我们请来了国内外多家著名画廊，在大理国际影会上举办画廊藏品展，包括世界顶尖的史蒂芬·怀特典藏展，推动摄影师、收藏家和画廊之间更多的互动，在摄影收藏方面摸索一些路子，让摄影师‘可持续’地追求、实现自己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