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150斤的“杜少”，如今体重不到110斤。

10年前，杜文坚出院时，仍需要吸氧。

　　“非典真的过去了吗？实际上，我们的身心并未痊愈，这最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不知道。”

　　有人习惯把痛苦埋藏得更深。广州市中医院原呼吸内科医生、现任体检中心科副主任的杜文坚，喜欢穿格子衬衫，打扮起来像个20来岁的小伙子，同事甚至欢乐地称呼他为“杜少”。事实上，他已经43岁了，而他的肺功能甚至已衰老至60岁的水平。

　　2003年7月2日，杜文坚与一对内蒙古姐妹，同时在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非典IC U出院。面对电视镜头，杜文坚很低调，未说一句话。同日，广东省卫生厅宣布，辖内最后3个非典病例已经病愈出院。

　　2009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钟南山院士一下子就认出了杜文坚。他拍着杜的肩膀说：“你要活出好样子来，你的病会好起来的”。杜文坚一直很努力，然而他明白，“我根本还没痊愈，也很难痊愈……”

　　高烧后独自打好包袱去医院

　　2003年4月3日晚，电视机前的一幕让人记忆犹新：时任中国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在北京出席新闻发布会，重复强调“中国局部地区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尽管半个月后，疫情才证实被隐瞒和误报，但就在发布会第二天，杜文坚几乎已确定，自己将成为新一例病患———突然高烧、咳嗽，胸片结果呈现阴影。他随即回家关起房门，把妻子女儿赶至屋外，独自打好包袱返院。当晚，他确诊非典。

　　在隔离病房中，杜文坚的病情发展得很快，刚开始还能在病房行走，四五天以后，缺氧越来越严重。每次只能在床边大小便，由护士送饭到嘴边，感觉就像跟魔鬼在战斗。“半个月后，除了手指，我已经完全不能活动”。

　　医院也不允许任何人前往探病，唯一让他感觉安慰的是，还有力气用手机发短信，隐瞒妻子说“一切都好”，和朋友开玩笑“我尚在人间”；能按遥控器开电视机，看看《粉红女郎》里的大笑姑婆，让夜晚变得不那么漫长。

　　女儿的照片让他撑下去

　　2003年4月底，杜文坚因病情反复需要接受一次全市专家大会诊。他提出，“如果要死，最想在死前见见家人”。

　　于是，妻子来到病房，全身被隔离服包裹，“我只能看到她的两个眼睛”。两人之间基本没有对话，“因为有些东西说得太严重了，对双方都有影响”。那次见面，妻子给丈夫送来了一件物品，是女儿的照片。“她留着一头长发、穿着可爱的小裙子，天真地朝着我笑……如果不是那张照片陪伴，我可能没法撑下去”。

　　“我再不是曾经的杜文坚，我的肺已经60岁”

　　杜文坚出院了，历经3个月的分离，他和妻女的重逢并不是想象中的“欣喜若狂”。刚开始，他们虽共处一室，但饮食起居，几乎都分开进行。媒体蜂拥而至要采访他，亲戚朋友纷纷打电话来要探望他，却都被逐一拒绝。

　　“谁问我好了没，我都说还没有，正在恢复中，至少1年内，咱们就电话联系行了……我再不是曾经的杜文坚，我的肺已经60岁，5片肺叶有3片部分纤维化。”

　　刚出院，他还不能“脱氧”，医院为家里配备了氧气机，也借来了血氧浓度检测仪，随时检测“血氧饱和度”。正常人的指数是98%-100%，杜文坚吸着氧才91%-92%，离开机器就跌至85%。他知道，人缺氧会有许多后遗症，大脑损伤，心肌受损，肝受损，于是心理极度依赖氧气机，“跟吸毒一样”。

　　一个月后，杜文坚决心把氧气机拔了，走到烈士陵园，呼吸新鲜空气。只是，公园里触目所及全是老人家，就他一个年轻人，异类而茫然。后来，他每次去公园必定挂着照相机。“别人以为我是摄影爱好者，就不管我。我也可以避开那些异样的目光。”

　　有时对着电脑、音响、耳机，就能过一整天。他最怕夜深人静，孤独感像黑夜般蔓延开来，时钟的“滴答”声让他想起了隔离病房，心里开始怀疑，自己究竟还能活多久。

　　两年多没有再打羽毛球

　　非典以前，杜文坚很会打羽毛球，现在已两年多没有再打。“体力不支，打两下就气喘、头痛”。眼前的杜文坚，1 .62米的个子，不足110斤的体重，瘦小。谁还记得2003年出院时，他的体重接近150斤。

　　“我尽量把自己打扮得年轻、时尚”，他说。如今的他，习惯自己榨芹菜汁、黄瓜汁喝，常吃麦片，运用自己的中医理论，调养体质，特别注重健康。

　　“非典真的过去了吗？实际上，我们的身心并未痊愈，这最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不知道。”病后，他曾经想为自己买一份健康保险，但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受保。“你说，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专属的基金会，去帮助那些急需治疗的非典后遗症患者”。

　　回到工作岗位的杜文坚，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像以前那样从事一线临床工作。他如今已调到体检科，主要从事日常体检、宣传教育和“治未病”的研究。“健康是最宝贵的东西。我真心希望，我就是最后一个非典病人，永远都是！”

　　后记

　　抗非是一辈子的事

　　抗非不仅是一时的事，更是一辈子的事。要给所有“非典”患者有一个“活出一个人样来”的结果，才算是真正战胜了非典！

　　我们应该在政府的支持下，动员社会的力量，建立起“非典患者”医疗救助基金，筹集公共财政和社会资金，为“非典患者”提供各种必要的援助。

　　——— 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

　　我们总结的太少，忘却的太多

　　人们普遍认为十年前的非典，我们总结的太少，汲取的太少，忘却的又太多。10年过去了，我们的防护工作做得怎样，其实仍令人担忧。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出现松懈，甚至把防疫人员进行削减，资金补助也不足，这样令防疫工作潜藏危险。

　　——— 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

　　非典康复者们

　　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大部分康复者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极力回避非典话题。他们轻易不愿意谈及与当年相关的任何事情。不少人在接到记者的采访请求电话时，都会立马挂断。其中有人这样说：“我现在很好，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求求你不要打扰我。”

　　黄杏初曾经的主治医生、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黄文杰坦言，10年后的今天，他所救治的众多非典病人中，再无一人和他联系。他认为，对于康复者而言，歧视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可能比疫症对身体的伤害更大。

　　在这方面，广东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何剑峰也有同感。作为公共卫生专家，他曾尝试对一些病例进行随访、跟踪。然而只坚持了两三年，因为大部分患者都明确表示拒绝打扰，甚至换住址，消失在人海中。

　　因非典而受到精神创伤的人，究竟有多少？他们现在可好？目前，并没有哪个部门或者专家做过全面统计。根据公开资料，2003年7月，“心理干预在降低SA RS应激中的作用”课题组在北京成立。

　　非典暴发一周年，《南方周末》记者曾经采访了课题组成员、北师大硕士研究生吕祝平。他说，一个普遍的问题是，部分有后遗症的病人需要不停到医院进行治疗，费用成了最大的问题；更普遍的心态是莫名的委屈———“为什么得SA RS的是我？”

　　广州的3月天近在眼前，春风吹散了笼罩整个冬季的阴霾，路边的木棉和紫荆即将吐露芬芳。两年多没碰过球拍的杜文坚心想，这正是打羽毛球的好时候。“要不找个女孩子作对手，打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