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有的公开资料显示，新当选的中国领导人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副主席李源潮都拥有法学博士学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则有法学学士和经济学博士背景。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也都拥有法学硕士学位以及司法系统的长期执业经验。此外，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层中，新增了两位具有法律执业背景的副委员长，分别是最高法院前院长王胜俊和曾担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民革中央主席、法学博士万鄂湘。

　　舆论普遍认为，越来越多具有法学背景的官员进入高层，将极大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也认为，真正实现“依法治国”远非几位有法学背景的高层领导就能解决问题，“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法治环境，更需要和改革紧密联系，良性互动。”本报记者李柯夫长沙报道

　　3月1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应美联社记者关于黑客攻击的问题时称，感觉是在有罪推定。并寄望双方少一些没有根据的相互指责，多做一些维护网络安全的实事。言谈间，不经意展现出其深厚的法学功底。

　　同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称，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说明中央对法治理念的重视

　　事实上，早在去年党的十八大之后，在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中除了约10%的人是理工科背景外，其余具备大学以上学历的委员均具有人文社会科学背景，其中最集中的专业学习背景是经济管理、法律、政治学等领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认为，越来越多的领导者具备法学背景，将有助于提升整个官员群体法治思维水平。

　　姜明安认为，过去我国的高层领导以理工科居多有其特定背景，因为当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千方百计发展经济，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程度，但道德滑坡、贪污腐败等诸多社会问题开始显现，单纯的技术手段已经难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为此更多具有如法学、社会管理等文科学历背景的官员进入领导层。在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60%-70%有法学背景，而美国的历任总统中，大多有法学背景，许多甚至当过律师。

　　“越来越多具有法学背景的官员进入领导层，充分说明了中央对法治理念的重视，要让每一个人能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和谐发展。”姜明安分析，中央领导最近的谈话都强调了《宪法》的特殊重要性，透露出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强烈信号。宪法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限制公权力、保障人权，有法学背景的官员有望改变过去地方官员的唯GDP思维，多年的法治思维将有助于他们更多地考虑社会的公平、正义、人权，而这些将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基石。

　　他认为，由于这些高层领导大多还具有管理学、社会学等社科人文教育背景，因此，他们在解决社会矛盾时，视野更开阔，更多的是追求人的幸福感，更好地保障人权，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政策执行，仍然要靠各级地方政府

　　姜明安称，大批政治家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具有法律教育和职业背景，这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象征之一。因为经过法学教育训练的人，更容易形成一种法律思维，这种思维如果运用到决策上，会使得相关决策的出台，更具法治的力量，而这，正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中国”所需要的。

　　“当然，并不是有几个高层领导具有法学背景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姜明安说，政策的执行仍然要靠省、市、县、乡等各级地方政府，高层有法治意识，下面的人不按政策办也不行。因此，“依法治国”还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法治环境，而且应和政治体制改革紧密联系，良性互动。我们可以通过高层领导的法治意识来逐步推动相关改革，同时通过不断推进改革，彼此良性互动让法治意识更加深入人心，这样就不仅仅是在我们的高层，在地方、在民间，整个社会都形成良好的法治意识，依法治国才有了深厚的根基。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可以预见，未来像有法学等学历背景的高官会越来越多。”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认为，尽管如此，我们在选拔官员时也不应拘泥于法学背景，应让各个专业、各个层面的人才都有机会参与社会管理，形成百花齐放的用人格局。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则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方面矛盾逐渐突出，我国未来的社会管理要进一步加强，以社会管理和社会发展为中心，突出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的特征。因此，当下中国社会管理、法学、历史、哲学等学历背景的领导干部仍然急需扩充。

(原标题：新一届领导人，多人有法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