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0日，任建宇在重庆劳教所门口接受电话采访。

　　【财新网】(记者 谢海涛)3月17日，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表示，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关于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年内有望出台。

　　此前的1月7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传出消息，2013年将推进劳教制度改革。中共中央已研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在此之前，将严格控制使用劳教手段。

　　获悉这一消息后，任建宇在其微博上说，“劳教制度停止使用，每个能动的个体都为之贡献了力量”。

　　昔日的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曾为此付出自由的代价，而他的抗争至今不止。

　　2012年12月28日18时许，天都黑了，重庆红锦大道58号，重庆市高级法院的大门口，仍有一小片黑压压的人，在冷风中瑟缩着，焦急等待。

　　当天上午9时许，任建宇上诉重庆市劳教委一案，在这里二审开庭。一大早，曾经的被劳教者，关注劳教案的公民，从重庆各区县以及周边的四川，甚至3000公里外的新疆赶来，或声援，或求助，或围观。

　　“安元鼎”事件的报料者、因上访被劳教的戴月权老夫妇，从早上8点多，就等在这里。他的难友，10天前刚刚获释的黄成城，在下午出庭作证之后，和姐姐黄海燕一起等在这里。

　　“一坨屎”案的当事人方洪(方竹笋)，一大早从百余公里外的涪陵区赶来，在法院门前绿化带的台阶上，喝光了两罐啤酒，不忘对劳教制度嬉笑怒骂。因发帖被劳教的谢苏明，则愤怒地向人群控诉劳教所的“五要十不准”。巫山县原政法委书记绕文蔚的老父，说起儿子因言获罪之事，老泪纵横。

　　而在法庭内部，争锋激烈。该案一审后，重庆市第三中级法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任建宇的起诉。此次二审，重庆市劳教委聘请了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谭宗泽作为代理人应诉。而律师浦志强、徐利平则继续为任建宇辩护。

　　当天庭审一开始，重庆市劳教委方面并未提及起诉期限问题，而是举证100多条据说是取之于任建宇办公电脑的“负面信息”，以证明劳教任建宇的合法性。任建宇否认了一些信息是他所发，律师浦志强则认为，对政治人物的批评，恰恰是中国进步的标志，重庆劳教委是想证明王立军时代的重庆市公安局，用劳教打击言论的行为是正确的。

　　这似乎是关乎公民言论自由，决定劳教制度存废的重要一役，也直接关系到重庆法院对打黑期间系列劳教案的态度。近年来，国内废除劳教之声不绝于耳，而于2012年的重庆，呼声尤高。

　　十八大之后的重庆，似乎正处于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在重庆低调应对打黑冤假错案之际，在律师和媒体人的介入下，对重庆劳教也掀起申诉潮。

　　2012年6月29日，因在网上发帖被劳教的方洪状告重庆市劳教委而胜诉，被称为“重庆劳教纠错第一案”，也让众多前“劳教学员”看到了平反的希望，任建宇案也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随着系列劳教申诉案的进展，重庆在薄王时期，与打黑运动一起狂飙突起的劳教潮，其真实的一面逐渐揭开了盖子。(相关报道参见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42期：“重庆劳教纠错进行时”)

　　众多的因言被劳教者，也因此走到公众面前。他们的命运显示，劳教制度在彼时的重庆，彻底沦为遏制言论的工具；他们的申诉，显然不仅仅是为自己争权利。如浦志强所说，“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在某一天，被劳教。”

　　2012年12月28日当晚，冷风透衣，在法院门前等待的人们，相聚取暖，如亲人般，回顾着数年间的劳教之苦，申诉之难。而他们面临的整体前景，在重庆乍暖还寒的局势下，似乎并不乐观。经过9个多小时的庭审后，法庭当庭驳回了任建宇的上诉，维持原裁定。任建宇代理律师表示，将继续申请重审和国家赔偿。

　　万州劳教所里的“反革命”

　　“我要去公安局了，一旦回不来，你们给我叫冤！”2009年5月21日下午，王忠帅在天涯的群里，写下这些话。

　　时年30岁的吉林人王忠帅，来重庆已两年，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他大学里学的是新闻传播，自2007年起就在天涯论坛频频发表言论，抨击极左言论，鞭策政府政策。2008年，他因关注上海杨佳袭警案等，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被沙坪坝公安分局强制带走，后被以“诽谤他人”为名，处以行政警告。

　　2009年5月初，王忠帅在一个名叫“前进中国”的QQ群里，发了一张“敏感”图片。 5月15日，他被叫到沙坪坝公安分局网监科，被责令当场删除该图片。5月21日，他再次接到该局的电话，说要再进行讯问。对此，王忠帅有不好的预感。

　　此时的重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督渝已近一年半。“打黑英雄”王立军已于2009年3月26日，被任命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当年3月底，重庆召开“平安重庆”建设动员部署大会。此前，被称为打黑除恶前传的，2008年夏季“严打”、2009年的“秀山缉枪”、“破积案、追逃犯”联动战役，已使满城震动，山雨欲来风满楼。

　　2009年5月21日下午，为了不连累女友，王忠帅还是去了沙坪坝公安分局，他被重庆市公安局网监总队直接带走，从下午3点讯问至晚上7点。之后，被送进重庆市第一看守所，拘留单上未写任何罪名。

　　6月10日，被关押了20天之后，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王忠帅又被送到重庆市劳教转运站。在那里，他被剃光了头，并被通知劳教两年。劳教决定书上说，他“攻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

　　当天下午，在茫然不知劳教是何物的情况下，他被送到270余公里外的万州劳教所。

　　独具中国特色的劳动教养制度，是在1950年代中国发动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从苏联引进的。1957年8月1日，在反右运动高潮中，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其初衷是为了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主要针对“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人员。大批右派由此成为劳教对象。1982年，国务院原则同意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其后，劳动教养的对象一再扩大。

　　近年来，劳教制度因其本身的法理缺陷，适用对象的混乱，对公民权利的肆意侵犯，而备受诟病。而在重庆“打黑”运动中，劳教更成为钳制言论的利器。

　　王忠帅并不了解这些。2009年6月10日，他到达万州劳教所时，已是下午4点。这所离重庆主城区最远的劳教所，有4个大队，两个独立中队，容纳劳教人员近1000人。

　　一进劳教所，王忠帅和23名“同教”，被要求蹲在地上，双手抱头，接受搜身，茫然不知所措的他，想抬头看看周围环境，被人从后面一脚踢倒，还没爬起来，四五个人扑上来，对他一顿暴打。之后，他们被要求集体站在院子里，两腿直立，两脚并拢，手摸脚尖，站到晚上12点。这种叫“栽起”的动作要持续3天，是为反省。第三天，王忠帅因不愿“栽起”，又被七八人暴打，扔到阴沟里。

　　从第三天起，他被要求背条例，背“五要十不准”等所规队禁。此外，还要唱红歌，唱所歌，唱专门给戒毒人员唱的《驱白魔》，“白魔缠身纠心智，偷摸扒窃日夜奔波……”

　　从6月10日到7月19日，王忠帅先是接受整训，每天要在高温下站军姿、俯卧撑、上下蹲。40天内，没洗过脸刷过牙，没换洗过衣服，身上的衣服都成了“盔甲”。

　　此后，他被分到生产大队四大队一中队，生产休息期间，也要手摸脚尖两到三天，不能随便走动，不能随意上厕所，这种状态叫没有“解冻”。他的“解冻”期，花了20天。

　　初到万州劳教所时，王忠帅是所里唯一的“反革命”份子。四大队200多名“同教”中，有吸毒者、盗窃者、上访者、信教者、违规携带管制刀具者，此外，妨害公务者、寻衅滋事者、赌博者、包庇违法犯罪者也比较多。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管教干部有时也很无奈地说，“劳教是个筐，啥事都能往里装”。

　　此后，王忠帅陆续接触到一些因言获罪者：2010年春天，劳教所里来了3个万州人，据说“罪行”是批评打黑中的刑讯逼供。

　　而重庆梁平人王国帅，因在大渝网上评论交巡警，被劳教两年，罪名是扰乱社会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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