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张高平(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蒋铮 摄

　　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蒋铮(发自杭州)

　　2003年杭州发生一起“强奸致死案”，嫌疑人二审分别被判死缓和15年徒刑，服刑已近10载。3月26日上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详见本报3月27日A6版报道)。

　　在做出无罪判决后，浙江省高院副院长现场向张氏叔侄鞠躬道歉。3月28日晚，浙江省公安厅针对张氏叔侄错案作出表态：向当事人及家属致歉，并表示要调查公安在案件中的相关执法问题。

　　3月26日深夜，张高平、张辉叔侄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记者的最后一个提问是：“如果今后还遇到搭顺风车的女孩，你们会怎么办？”张高平毫不迟疑：“当然要帮！我会送她上出租车、再记下车牌号。”

　　访谈

　　“随她去吧”

　　[张高平说不想打扰前妻，但3月29日，她找到了张高平。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他获得了“450万元赔偿”，是来要钱的，她说，跟了张高平6年，也应该获得赔偿。事实上，张高平尚未获得任何赔偿，对此，张高平说：“不知道怎么回答，随她去吧。”]

　　这是一对淳朴的农民叔侄。叔叔张高平今年48岁，讲话时常常“嘿嘿”地笑出声；张辉今年37岁，累了就蹲在叔叔脚边，问他的话多了，会紧张得擦汗、把记者递给他的纸巾揉成一个小团。

　　3月27日，零点已过。张辉、张高发还待在辩护律师朱明勇的房间里，一屋子挤满了家人、记者和律师们。再过几个小时，张氏叔侄就将回到阔别10年的安徽歙县老家。在狱中已习惯晚上10点准时熄灯睡觉的张辉有点累了，蹲在地上支着脑袋；而他的叔叔张高平还在兴奋地说：“都不记得今天怎么过的，就是特别高兴！”

　　张高平说，即使蹲了十年冤狱，他仍坚信正义会到来，但即将重新走向社会的他心里却很忐忑，张辉则毫不掩饰自己的茫然：“我都被淘汰十年了，以前也只会开车，现在家里没钱，我拿什么去成家立业？父母亲年纪大了，我拿什么去孝敬？”

　　十年前，张高平刚买了一辆20万元的大货车，带着大哥的大儿子张辉跑货运生意，“我那车是当时周边6个村里最贵的一辆！”张高平虽然有过婚史，但不到40的男人还是“一枝花”，再娶的妻子才24岁，还刚刚怀上4个月的孩子。张辉也快要娶老婆了。从天而降的“5·18奸杀案”，成了一颗炸弹，把他们的生活炸得支离破碎。在二审判决书下达的当天，张高平的妻子跟他离婚，胎儿也被打掉。而张辉的未婚妻，从此一去不返。

　　“我不恨她(前妻)，老公是‘奸杀犯’，谁能抬得起头？”张高平说到前妻时，语气变得有些低沉、但依旧温和，“不会再去见她，不想打扰她的生活。”他抹了抹已经开始谢顶的头，坐直了身子：“不过我会把再审判决书寄给她，告诉她，前夫是个被冤枉的好人！”

　　“我不憎恨”

　　[张高平在新疆监狱里的“硬气”，出了名。他拒绝“改造”，也拒绝减刑。最终不仅触动了管教干部，也感动了驻监检察官。这位现在已经退休的老人，每年都给他写申诉材料，在退休前的一个晚上还在写。夜里想到张辉张高平的冤情，老检察官常常流泪。]

　　羊城晚报：冤狱十年，你有憎恨吗？

　　张高平：现在给我平反了，就没有了。我恨的是那些实施逼供、逼我抄(认罪材料)的那些人，我绝不能容忍。现在给我平反了，我还要感谢很多人呢！包括律师、法官，其实这都是他们应该做的，但我内心还是要感谢他们。我在法庭上也是这么说的。我这十年吃尽了苦头，但心没死。我始终坚信法律是严肃公正的，我知道最后还是要公、检、法出面来纠错。我不憎恨他们。

　　羊城晚报：你在新疆监狱里态度很坚决，一直不认罪？

　　张高平：他们说只要让我把“犯罪事实”写下来，就减刑20多个月，我不答应；还让我写《认罪悔过书》，写因自己的犯罪给社会造成危害，给受害人家属和自己家庭带来沉重打击，我也不写，(如果写了)放我回家我都没脸，我宁可死在监狱里。我就是这样子的，我要么拿到无罪判决书走出监狱，要么就死在监狱里，要么15年刑满释放后我接着申诉。监狱里的警官说减刑归减刑，申诉归申诉，可以分两步走嘛，我说不是我不想出去，但“犯罪悔过”这些材料我不写，连唱悔过歌都会在晚上睡觉时像刀绞一样无法忍受。

　　“认罪材料”

　　[“要不是牢头逼我，是不会认罪的，(认罪材料)写的简直是‘西游记’般的神话故事！”杭州警方“采用这种古老卑鄙的手段，串通牢头对我刑讯逼供，办出这种案子是浙江人民的耻辱。”]

　　羊城晚报：为什么当年你们会作有罪供述？

　　张高平：要不是牢头逼我，是不会认罪的，(认罪材料)写的简直是“西游记”般的神话故事！我在监狱里也说了，别说我强奸了，我如果有这个想法，我都认罪伏法！

　　在杭州西湖刑警大队我苦头吃尽：他们让我站了7天7夜，让我蹲马步，不让我吃饭，我实在受不了赖在地上，他们就抓我的头发，我还是起不来，他们就提着我的手铐不停抖，我被抖到骨头都酥了才勉强站起；用拖把棍按我的脚，按到我骨头受不了不停地叫，我一叫，他们就笑，像看猴子一样；又把我按到地上，脚朝天，把我嘴巴封住，矿泉水灌到鼻子里去；打巴掌，跪皮鞋底那些都是小事……现在手臂上还有被他们用烟头烫的疤。

　　更可恶的是牢头狱霸。在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我一进去牢头就打我，嫌我破坏了他吃饭的心情，还给我立规矩，说“老大”上厕所，我要面壁跪下，每天早上还让我朝东南方向拜菩萨。牢头还说，“你态度好点，我写好你抄”。他写好之后，我拒绝抄，他就打我到半死，还说晚上打完50只蚊子才能睡觉，哪里去找50只蚊子？！每次提审回来，都得向牢头汇报，否则就打我。认罪书就是这么写出来的。那天(3月20日)我在法庭上说：“杭州市公安局采用这种古老卑鄙的手段，串通牢头对我刑讯逼供，办出这种案子是浙江人民的耻辱。”

　　张辉：我当时刚进号子，看见袁连芳的第一眼就觉得他不是好人。袁连芳是“老大”，一开始语气还是比较温和的。我说我没有杀人，他听了就让另外两个人打我，让我好好说，每次被打完，他就跟我重新说一遍案子的“经过”，“细节”比我还清楚，还画了图纸，他很能说，也很能写。每次提审回来，他都知道我说了什么，质问我是不是翻供了，只要我一翻供他就叫手下两个人把我拉到厕所里打，打下身。那种痛苦非常惨，我都讲不出来。要不是他，我也不会吃这么大的苦。

　　我们恨牢头狱霸，也恨指使牢头狱霸的人，牢头狱霸没有这个权力，肯定是办案人员指使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牢头狱霸全知道，肯定是办案人员跟他说的，他们串通一气，我绝对不能容忍，太过分了。

　　早前报道

　　错案追责 难在哪里？

　　公安及司法体系内的“自我纠错”现状使得办错案的“成本”很低

　　张氏叔侄冤案引发的广泛关注中，有一种声音十分突出——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中，预防错案发生的机制十分羸弱，事后“自我纠错”又基本局限在体系内部，缺乏独立调查力量的制衡。这让当事人对相关责任人或部门的追究，显得困难重重。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葛洪义：

　　错案受害人应参与倒查

　　羊城晚报：张辉、张高平错案如今昭雪，对相关国家机关、司法部门应不应该追溯责任？

　　葛洪义：造成冤假错案当然要追究责任。但除了申请国家赔偿以外，能追究责任的部门基本还是在体制里面，比如以所在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来查，如果出现问题再移交司法机关，个人是无法做这个事的。

　　羊城晚报：即“自查自纠”？

　　葛洪义：基本上可以这么说。目前是所在单位以及其上级单位和纪检部门先行介入查处，如果属于行政责任，就追究行政责任；如果属于法律责任，再移送司法机关进行法律追究。我个人认为，通过这个错案反映出：

　　第一，必须落实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国外司法是独立的，所以这类错案几乎不存在。比如说警察抓错人了，检察官是不会批的，即使检察院起诉，法院也不会判，因为它们相互之间是独立的。但在我国，公、检、法一般是协调办案，一旦出现错误，就很难追究。所以我们希望保持司法独立，各个司法机关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各自承担责任，哪个环节出了错，就哪个环节承担后果。

　　第二，司法体制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司法人员一定要贯彻责任制，避免责任不明确，内部一定要职责职权一致。现在我们经常是集体决定，责任不明确，出了事就找不到责任人，追究不了，这是体制上的问题。最终往往事情就不了了之了，由财政用纳税人的钱安抚当事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第三，应该赋予受害人一定的追诉权。古代有“诬告反坐”，比如某人诬告别人冤判5年，自己也要去坐5年牢，这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受害人应该有权利参与追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有权启动相关的程序。

　　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蔡险峰：

　　“命案必破”不能模糊责任

　　羊城晚报：在本案中，为什么司法机关会在证据如此牵强的情况下定案判决？

　　蔡险峰：“5·18奸杀案”是命案，“命案必破”是公安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这个硬性要求既是破案的动力，也是压力，甚至导致办错案。

　　很多命案发生后，对公安机关的要求都是层层加码的军令状，上级要3个月破案，到了中层可能只剩下2个月时间，到了基层甚至只有10天的破案期，给办案人员的压力太大。我国目前的侦查技术和手段还不是很先进，要快速破案，很大程度上要靠民警排查、走访，圈定嫌疑人进行讯问，也就是说通过口供破案。

　　刑事技术跟不上，法律对刑讯逼供的制约不够，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保障不够，上级部门对破案的期待，有时候还有舆论压力，受害者家属的情绪……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公安机关就可能会采取一些简单粗暴的方式办案。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的口供，有真有假。但为了尽快破案，圈定嫌疑人后，有时候包括检察院、法院甚至律师在明知证据体系不够完善时，也想把案件尽快了结。

　　羊城晚报：如何看待冤假错案中的司法漏洞？

　　蔡险峰：很多案子都是在当地“挂牌”的，重大案件还会成立专案组，党委、政府也会给司法部门施加压力。专案组本应只负责侦查，但有些专案组被赋予很大权力，检察院、法院的制约力会被压制，很难跟专案组抗衡。这样的话，整个司法过程就被扭曲了。他们甚至还会限制律师的权利，或者威胁当事人把比较强硬的律师换掉。

　　羊城晚报：为什么错案昭雪之后，对办案机构的追究却多数不了了之？

　　蔡险峰：一是大家不愿意查清楚，基本上都是上级查下级，本级查本级，大家都是同一个系统的，牵扯的人又多；没有独立的调查机构参与，能够为当事人平反，进行一些国家赔偿已经很不错。对于办案人员来所，目前办错案的“成本”并不高。

　　早前报道

　　她，通过“突审”，让“惊魂未定”的张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实”，获得了“无懈可击”的证据

　　“神探”聂海芬

　　除了袁连芳，杭州刑警中的一位“名人”也因此案备受关注——当年侦办此案的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截止3月13日下午5时，在新浪微博中，“聂海芬”已经以超过2万条微博而“荣居”微博热搜榜第二。

　　张高平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专门提到了这位“女神探”：“我要起诉他们，尤其是那个‘女神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断定我们涉罪，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应该按照国家的法律来办。”

　　迄今为止，杭州市公安局网站上还保留着对聂海芬的一条新闻，2006年刊登的《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聂海芬同志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文中称，“聂海芬同志是杭州市公安局自1860年以来唯一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女民警……近五年来牵头主办的重特大案件达350余起，准确率达到100%……经她审核把关的重特大恶性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

　　发生在2003年的“5·18奸杀案”正是聂海芬经办的一个重要案件。

　　2006年4月13日，中央电视台第12频道《第一线》栏目推出“浙江神探”系列报道之“无懈可击聂海芬”。节目讲述了聂海芬参与侦破“5·18奸杀案”时，如何在没有找到任何物证的情况下，通过“突审”，让“惊魂未定”的张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实”，进而从“细节”入手，获得了“无懈可击”的证据。

　　在节目中，聂海芬说：“人刚刚到案，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下，经过突审，开口了，两个人都讲了。”而这里所谓的“突审”，被张辉、张高平一致认为是刑讯逼供。

　　节目里还陈述了 “另一个男性DNA”的蹊跷事实：“法医提取了死者的指甲做DNA鉴定，结果发现，其手指甲里留有男性的DNA，可是这份DNA却与两名犯罪嫌疑人无关！”但即使是这样，“神探”也没怀疑抓错了人，她反而执著地从其他角度去证明张辉、张高平有罪。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聂海芬介绍：“侄儿讲，他实施强奸的时候，是在汽车的前排，当时叔叔是在后排。那么叔叔的讲法，他说实施强奸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同时都在前排。第二点，犯罪嫌疑人张辉讲，实施强奸的时候，把被害人的上衣全脱了，而他的叔叔讲，只脱了裤子，衣服没有脱。”对于这段相互矛盾的口供，聂海芬的对策是组织了一场在当地人大代表见证下的“指认现场的”。聂海芬介绍：“(请人大代表见证可以)保证指认的这个过程的客观真实性。不是他作案的，他不可能说得那么细，关键就是他不能说得那么准，你在一个点上准了，你不可能每个点上都准。”

　　但张辉、张高平却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由于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犯罪”地点和过程，因此“指认现场”不得不进行了三次，最后才和口供、公安勘查报告吻合，而“指认”期间，人大代表根本就没下车。

　　羊城晚报记者在与张辉、张高平的对话中，曾反复核实“有没有一个女警官曾经提审你们？”，两人却都做了坚决的否认回答。张高平说：“从头到尾都没有女人审过我”，而张辉则说：“只有在提取DNA鉴定的时候，是一个女警员来给我取了指甲、毛发”。当拿出聂海芬的照片给他们看时，他们很确定地说“没见过”。

　　迄今为止，包括已经跟踪“5·18奸杀案”多年的媒体在内，都无法联系采访到聂海芬本人。

　　3月28日，浙江省公安厅官方网站上刊登了一条针对张氏叔侄错案的简讯，称“这起错案的发生，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作为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是有责任的，我们深感痛心，对当事人及家属深表歉意。浙江省公安厅已要求杭州市公安局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相关执法问题的调查，做到有错必纠，有责必查，绝不掩盖、绝不袒护。”

　　(本报实习生高萤、李静对本文亦有贡献)

　　早前报道

(原标题：浙江冤案追责难在哪里？ 受害人应参与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