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杭州发生一起“强奸致死案”，嫌疑人二审分别被判死缓和15年徒刑，服刑已近10载。3月26日上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在作出无罪判决后，浙江省高院副院长现场向张氏叔侄鞠躬道歉。3月28日晚，浙江省公安厅针对张氏叔侄错案作出表态：向当事人及家属致歉，并表示要调查公安在案件中的相关执法问题。

　　3月26日深夜，张高平、张辉叔侄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记者的最后一个提问是：“如果今后还遇到搭顺风车的女孩，你们会怎么办？”张高平毫不迟疑：“当然要帮！我会送她上出租车，再记下车牌号。”

　　访谈

　　一去不返

　　叔叔张高平今年48岁，张辉今年37岁。

　　十年前，张高平刚买了一辆20万元的大货车，带着大哥的大儿子张辉跑货运生意，“我那车是当时周边6个村里最贵的一辆！”张高平虽然有过婚史，但不到40岁的男人还是“一枝花”，再娶的妻子才24岁，还刚刚怀上4个月的孩子。张辉也快要娶老婆了。从天而降的“5·18奸杀案”，成了一颗炸弹，把他们的生活炸得支离破碎。在二审判决书下达的当天，张高平的妻子跟他离婚，胎儿也被打掉。而张辉的未婚妻，从此一去不返。

　　“我不憎恨”

　　张高平在新疆监狱里的“硬气”出了名。他拒绝“改造”，也拒绝减刑。最终不仅触动了管教干部，也感动了驻监检察官。

　　记者：冤狱十年，你有憎恨吗？

　　张高平：现在给我平反了，就没有了。我恨的是那些实施逼供、逼我抄（认罪材料）的人，我绝不能容忍。现在给我平反了，我还要感谢很多人呢！包括律师、法官，其实这都是他们应该做的，但我内心还是要感谢他们。我在法庭上也是这么说的。我这十年吃尽了苦头，但心没死。我始终坚信法律是严肃公正的，我知道最后还是要公、检、法出面来纠错。我不憎恨他们。

　　“认罪材料”

　　“要不是牢头逼我，是不会认罪的，（认罪材料）写的简直是‘西游记’般的神话故事！”张高平说。

　　记者：为什么当年你们会作有罪供述？

　　张高平：要不是牢头逼我，是不会认罪的，（认罪材料）写的简直是“西游记”般的神话故事！我在监狱里也说了，别说我强奸了，我如果有这个想法，我都认罪服法！

　　错案追责难在哪里？

　　公安及司法体系内的“自我纠错”现状使得办错案的“成本”很低

　　张氏叔侄冤案引发的广泛关注中，有一种声音十分突出——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中，预防错案发生的机制十分羸弱，事后追责又困难重重。

　　错案受害人应参与倒查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葛洪义：

　　记者：张辉、张高平错案如今昭雪，对相关国家机关、司法部门应不应该追溯责任？

　　葛洪义：造成冤假错案当然要追究责任。但除了申请国家赔偿以外，能追究责任的部门基本还是在体制里面，比如以所在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来查。

　　“命案必破”不能模糊责任

　　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蔡险峰：

　　记者：在本案中，为什么司法机关会在证据如此牵强的情况下定案判决？

　　蔡险峰：“5·18奸杀案”是命案，“命案必破”是公安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这个硬性要求既是破案的动力，也是压力，甚至导致办错案。

　　记者：如何看待冤假错案中的司法漏洞？

　　蔡险峰：很多案子都是在当地“挂牌”的，重大案件还会成立专案组，党委、政府也会给司法部门施加压力。专案组本应只负责侦查，但有些专案组被赋予很大权力，检察院、法院的制约力会被压制，很难跟专案组抗衡。这样的话，整个司法过程就被扭曲了。

　　“神探”聂海芬

　　她，通过“突审”，让“惊魂未定”的张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实”，获得了“无懈可击”的证据。

　　除了袁连芳，杭州刑警中的一位“名人”也因此案备受关注——当年侦办此案的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截至3月13日下午5时，在新浪微博中，“聂海芬”已经以超过2万条微博而“荣居”微博热搜榜第二。

　　张高平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专门提到了这位“女神探”：“我要起诉他们，尤其是那个‘女神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断定我们涉罪，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应该按照国家的法律来办。”

　　迄今为止，杭州市公安局网站上还保留着对聂海芬的一条新闻，2006年刊登的《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聂海芬同志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文中称，“聂海芬同志是杭州市公安局自1960年以来唯一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女民警……近五年来牵头主办的重特大案件达350余起，准确率达到100%……经她审核把关的重特大恶性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

　　发生在2003年的“5·18奸杀案”正是聂海芬经办的一个重要案件。

　　2006年4月13日，中央电视台第12频道《第一线》栏目推出“浙江神探”系列报道之“无懈可击聂海芬”。节目讲述了聂海芬参与侦破“5·18奸杀案”时，如何在没有找到任何物证的情况下，通过“突审”，让“惊魂未定”的张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实”，进而从“细节”入手，获得了“无懈可击”的证据。

　　在节目中，聂海芬说：“人刚刚到案，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下，经过突审，开口了，两个人都讲了。”而这里所谓的“突审”，被张辉、张高平一致认为是刑讯逼供。

　　节目里还陈述了 “另一个男性DNA”的蹊跷事实：“法医提取了死者的指甲做DNA鉴定，结果发现，其手指甲里留有男性的DNA，可是这份DNA却与两名犯罪嫌疑人无关！”但即使是这样，“神探”也没怀疑抓错了人，她反而执著地从其他角度去证明张辉、张高平有罪。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聂海芬介绍：“侄儿讲，他实施强奸的时候，是在汽车的前排，当时叔叔是在后排。那么叔叔的讲法，他说实施强奸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同时都在前排。第二点，犯罪嫌疑人张辉讲，实施强奸的时候，把被害人的上衣全脱了，而他的叔叔讲，只脱了裤子，衣服没有脱。”对于这段相互矛盾的口供，聂海芬的对策是组织了一场在当地人大代表见证下的“指认现场”。聂海芬介绍：“（请人大代表见证可以）保证指认的这个过程的客观真实性。不是他作的案，他不可能说得那么细，关键就是他不能说得那么准，你在一个点上准了，你不可能每个点上都准。”

　　但张辉、张高平却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由于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犯罪”地点和过程，因此“指认现场”不得不进行了三次，最后才和口供、公安勘查报告吻合，而“指认”期间，人大代表根本就没下车。

　　羊城晚报记者在与张辉、张高平的对话中，曾反复核实“有没有一个女警官曾经提审你们”，两人却都做了坚决的否认回答。张高平说：“从头到尾都没有女人审过我”，而张辉则说：“只有在提取DNA鉴定的时候，是一个女警员来给我取了指甲、毛发。”当拿出聂海芬的照片给他们看时，他们很确定地说“没见过”。

　　迄今为止，包括已经跟踪“5·18奸杀案”多年的媒体在内，都无法联系采访到聂海芬本人。

　　3月28日，浙江省公安厅官方网站上刊登了一条针对张氏叔侄错案的简讯，称“这起错案的发生，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作为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是有责任的，我们深感痛心，对当事人及家属深表歉意。浙江省公安厅已要求杭州市公安局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相关执法问题的调查，做到有错必纠，有责必查，绝不掩盖、绝不袒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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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叔侄俩蒙冤10年被宣布无罪 浙江省高院副院长鞠躬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