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杂志2013年第四期封面

　　追梦“第四极”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王运宝

　　付倩倩

　　策划人语

　　“既要抢金角银边，又要在中间谋势布局。中部地区、长江流域是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之地。”李克强在九江座谈会上的重要论断，像一颗巨石投入到原本就已大潮激荡的江面，在湘鄂皖赣四省引发集体共鸣。

　　其实，这盘“突破之地”的大棋，早已开局。

　　自2011年开始，从省级到市级层面，再到企业和媒体层面，各种形式的合作联动纷纷登场。经过2年谋划，湘鄂皖赣四省的合作共识已基本达成，抱团冲刺中国经济“第四极”开始发出铿锵的脚步声。

　　进入2013年，在扩大内需和城镇化的双重战略机遇推动下，长江中游城市群正迎来加速发展的新动力。四省省会城市率先携手共进，力争将长江中游城市群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而构建经济发展的升级版，积极探索“质量导向型”的发展模式。

　　如果把长江中游城市群形容为一幅画卷，其完美呈现无疑需要时间的研磨。但我们坚信，一肩担当自身跨越发展的梦想，一肩扛鼎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的使命，长江中游城市群将以更加壮阔的情怀，走进“合唱共舞”的时代。

　　抱团背后的角力

　　■本刊记者 王运宝

　　3月，全国“两会”上，合肥市市长张庆军提交了一份《关于大力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建议》，建议尽快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培育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张庆军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如果把长江中游城市群看作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一个四缸的发动机一定能让中国这辆跑车跑得更快、更稳。”

　　与此同时，来自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沙、南昌的人大代表，也提交了同样的建议。湘鄂皖赣四省集体发声，已经汇集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实际上，早在2012年12月底，自上而下的战略谋划已经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自下而上的诉求，契合在一起。12月28日，李克强在十八大之后的第一次离京调研，就落脚长江中游地区。李克强论述说：“内需潜力东部有，中西部回旋余地和发展空间更大，沿江地带是重要的战略支点。中部地区、长江流域是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之地。”也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李克强提出，安徽要加入到长江中游城市群。

　　接下来，肩负“突破之地”责任的湘鄂皖赣四省该有怎样的突破行动？长江中游地区凝聚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能量？四省抱团冲刺“第四极”的进程中，能否激发出4×1>4的魔力？

　　格局：三剑客的暗战

　　“群”雄并起，这是区域经济进入城市群时代的典型特征。放眼全国，对中国经济“第四极”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

　　2月23日，武汉、合肥、长沙、南昌四座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省会城市签订合作协议；3月4日，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介绍说，将“建设成渝经济区第四城市群”作为2013年全国“两会”重庆团的全团建议，重庆将建设中国“第四城”；3月5日，辽宁省长陈政高提出，辽宁沿海开发开放会做得和长三角、珠三角一样好。此外，中原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等众多区域，也都提出建设中国经济“第四极”。

　　如果从总体经济实力和资源禀赋综合来看，这些提出建设“第四极”的经济区，可以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国务院已经公布发展规划的成渝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和正在发力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第二梯队是北部湾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辽宁沿海与沈阳经济区，以及关中—天水经济区加兰州新区等。而有实力冲刺“第四极”的，主要就是第一梯队的三个区域，可谓“三剑客”。

　　首先，从承载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来看，经济区面积、人口、资源禀赋是发展的基础，可以说是第一资源。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合肥为核心的皖江示范区与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共同形成的“环环相扣”态势，覆盖区域4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40个城市，人口约1.6亿。

　　成渝经济区包括重庆的31个县区和四川省以成都为中心的15个市，总面积20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9840万。每1万平方公里94座城镇，高于西部25座和全国45座的平均水平。在2011年11月，国务院批复的《中原经济区规划》中，范围覆盖河南省18个地市，以及周边安徽、山东等省12个地市，总面积28.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5亿。

　　由此可见，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人口、面积和城市数量领先。人口蕴含内需潜力，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这些都是发展的载体和潜力所在。

　　其次，从主要经济指标上看，2012年，沪苏浙三省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元，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的经济总量是89951亿元。同期珠三角9个核心城市的总量是47847亿元，京津冀都市圈10个核心城市经济总量超过5万亿元。从经济密度来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都遥遥领先。

　　在中西部地区，成渝经济区是最早提出建设中国经济“第四极”的城市群，2012年的经济总量突破3万亿元。同期，中原经济区的经济总量是4.59万亿元；长江中游城市群实现经济总量是5.32万亿元。

　　通过以上不同层面的比较分析可见，长江中游城市群在三个竞争者中保持领先。

　　潜力：谁能青梅煮酒

　　已经实现的经济发展只能看做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发展的潜力和上升空间。从体现经济发展后劲的关键指标和城市群结构上看，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否更有底气？

　　在成渝经济区，四川、重庆都缺乏有力的梯次支撑。在四川省，成都是一城独大，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均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在重庆，一小时都市圈的经济发展占全市总量的80%，与周边地区差距巨大。成都、重庆作为两个核心城市，与经济排名第三的绵阳市相比较，绵阳只有成都经济总量的16.5%。成渝经济区的多点支撑格局尚未形成，大中小结构不合理。

　　在中原经济区，郑州是唯一的中心城市，2012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排名第二、第三位的邯郸、洛阳只有3000多亿元，其余28座城市的经济体量都较小。

　　相对来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多中心格局，更类似长三角城市群。在沪苏浙两省一市，既有上海作为龙头，也有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五座“5000亿俱乐部”的第二梯队，还有经济总量4000亿、3000亿，甚至2000多亿的第三、第四梯队，在长三角形成一种梯度格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武汉、长沙、合肥、南昌、岳阳、九江、安庆，基本上都在1000多亿的差距区间，也形成一种梯度格局。

　　这种结构的优势是既可以提升中心城市首位度，也能夯实底部基础。在这个体现城市群结构是否优化的比较上，长江中游城市群明显优于成渝经济区和中原经济区。

　　与竞争“第四极”呼声较高的成渝经济区相比，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分析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在科技、高等教育、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优势明显。特别是武汉、合肥、长沙的科教资源丰富，自主创新能力领先，大部分指标都优于成渝经济区，发展潜力和后劲都很足。”

　　在竞争中，也要看到一个新趋势，即成渝经济区与关中经济区联合组成“西三角”，西部最重要的三个增长极成都、重庆、西安联合，规模上将可能提升一个档次。但是，在全国格局的纵横坐标系上，长江中游城市群更具有地利优势。

　　从长江中游向东，以长江水道、沪汉高铁、沪昆高铁为三条轴线，与长三角连为一体，可以形成一个长江中下游超级城市群。而成渝经济区距离长三角较远，且必须通过长江中游。

　　在北边，长江中游城市群与中原经济区无缝对接，京广、京九两大通道连接。目前，成渝经济区与中原经济区尚未连通大运能的高速通道。

　　再向南看，长沙、南昌与珠三角联系紧密，成渝经济区与珠三角连通的通道，目前只有高速公路。而且，中原经济区与珠三角并不直接连接。

　　由此可见，成渝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到珠三角、长三角的交通成本更高，长江中游城市群在争夺“第四极”的竞争中，更有底气。恰在此时，长江中游城市群又迎来了双重利好。

　　利好：机会窗口期

　　从2012年12月底的“九江会议”到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长江中游城市群已获高层认同。更重要的是，扩大内需和启动城镇化的双重利好，也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提速打开了机会窗口。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告诉《决策》：“长江中游地区经济发展最弱的方面就是城镇化。”到2012年，中部四省中，湖北省城镇化率最高，超过50%，湖南、安徽、江西的城镇化都突破45%。按照发展规划，到2015年突破50%，到2020年突破60%，这期间会有巨大的投资、内需潜力被激活。

　　统计显示，城乡之间居民消费水平相差3.6倍，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相应增加的投资需求会更多。

　　从扩大内需和城镇化的发展基础来看，长江中游是人口、土地空间和生态承载力最好的地区。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认为，东部沿海地区面临资源环境等多重压力，要求将经济转型放在突出位置；西部地区虽有强大政策支持，但综合条件逊于中部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合作推动发展，将使中部地区成为国家新一轮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点区域。未来5至10年，是名副其实的中部发展期。”范恒山在四省会城市武汉会商会上说。

　　从整个长江经济带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不仅是中游地区的城镇化，东向可与长三角城市群连为一体。秦尊文分析说，长三角和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连接成“长江中下游超级城市群”，可囊括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和环杭州湾都市圈等多个都市圈，城市数量比世界上最大的美国东北部波士华城市群多出1倍，面积达49.26万平方公里，是美国东北部的3.57倍；人口近2.5亿，是美国东北部的3.82倍。就经济实力而言，2012年，“长江中下游超级城市群”为2.58万亿美元，只有波士华城市群的50%多，未来的上升潜力巨大，可能在2020年左右，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超级城市群。

　　再从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来看，虽然梯度结构已经形成，但“大小齿轮中间少了一个中齿轮”的状况，仍然存在。叶青认为：“城市群发展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把两座中心城市中间的中小城市发展起来，这样才能形成整个城市群的集体发展，才会更有价值。”

　　具体来说，武汉与合肥之间的六安、黄冈发展起来，武汉与长沙之间的咸宁、岳阳发展起来，合肥与南昌之间的安庆、九江发展起来，城市群整体实力才能提升一个档次。以安庆市为例，这里是合肥经济圈、武汉城市圈、南京都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四圈交汇的节点城市，“安庆坚持融入‘第四极’，就能在中部崛起中站稳脚跟，在区域发展中担当主角。”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说。

　　最后，是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机遇。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正在建设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环鄱阳湖城市群建设生态经济区，合肥正在建设环巢湖生态文明示范区，全力争取上升为国家战略。

　　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光分析说：“大江大湖的水资源，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特殊优势。一方面为产业布局、物流发展奠定资源基础，另一方面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长江中游城市群绝不能再走珠三角、长三角的老路。”更关键的是，“这恰好踩在了美丽中国建设的鼓点上，将会产生多方面的政策叠加优势。”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战略研究会会长程必定告诉《决策》。

　　由此可见，长江中游城市群携手冲刺“第四极”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已具备，接下来最需要的就是顺势而为，在实干中打造交通、产业、生态、机制一体化，必将改写中国的区域经济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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