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先进”什么样
开拓与创造：美国的“先进”什么样？
文_本刊记者 叶茂
与中国相似，美国的主流社会也会在政治、文化、传媒等层面进行一些先进人物的符号灌输，以体现其主流价值观。例如，《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就常常是一些人们争相追捧的社会标杆，据分析，按出现次数，排名第一的是商业领袖，其次是政治领袖，再次是科学家。
近日，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20大人物。记者也进行了分析——其中有4位总统、7位科学发明家、2位文体界人士、2位社会活动家、1位商业领袖，这些精英由于为社会注入了强大创造力，或缔造了历史而当选，让人并不感到意外。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是由3个人组成的探险队的当选，他们是美国国内首次横越大陆西抵太平洋沿岸的往返考察活动的队员。他们排在国父华盛顿和杰斐逊后面，在“20大人物”中排名第3，还占了3个名额。可想而知，这3人对美国社会所产生的感召力自然要落脚在挑战人类极限、开拓和冒险精神之上。
学者秦晖认为，虽然，中美在榜样教育上都有必要，但美国强调的是一个“交互动因”而不是个体向社会单向、被动地接受影响；其次，其先进人物首先要激情与真诚，“积极地选择自己的生活环境”，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先进性人格的体现。换句话说，选择体现存在，先进人物本身就是一种“勇敢选择”的人群。
与中国人的英雄主义类似，美国电影也是产生英雄的摇篮，如《阿甘正传》、《美国队长》、《超人》等“美国主旋律电影”，通过人物塑造来宣传美国价值观的意图非常明显。
帅气的外形、强壮的体魄、不言输的精神，都是其常用的标尺。从故事上，孱弱的小男孩，经过不懈的努力，加上一点外界的帮助，然后经历各种磨难，最终成为叱咤风云的英雄。这个故事就是所谓“美国梦”的核心——是一种相信在美国只要经过努力不懈地奋斗便能获致更好生活的理想，亦即人们必须透过自己的工作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
比较中美在宣传人物上的呈现，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先进人物虽然多，但很“平面”，很“苦逼”，而且“无我化”的思维倾向很严重，大多打“苦情牌”。受众这一方，则通过言不由衷的表态、宣誓、演讲和比赛来参与这个仪式，最终变成了由官方主导的昂贵的政治运动，如各种巡回演讲报告会，学校经验交流会等。
“通过展开学习XXX的活动，我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思想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等心得体会随处可见。教育学者扈中平在《道德教育虚伪性批判》中说，事实上，这种长期“不自然”反而导致了我们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说的和做的不一致，生活有两种鼓点，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平凡年代，如何不平凡
——我们怎么推先进？
文_本刊记者 叶茂
进入21世纪后，全世界都进入“平凡的年代”，英雄的暮霭渐渐散去，造梦的土壤渐渐变为现实的柏油路。一个模范式的人物，要“一振臂而万夫应”，在今天，已无可能。
尽管如此，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标杆，他们高于大众的精神长度，不仅给予我们希望和温暖，更标记着我们时代的平凡和伟大。
对于政府而言，先进人物除了其在各个领域的引领作用外，还具有调节功能，像公安干警、基层干部等人的辛苦让公众了解后，公共关系中的矛盾可因此得到疏解。
那么，社会交流进入网络化和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应当怎样树立一个“先进人物”，用怎样的叙述语境，贯穿怎样的思想动机，都是执政者应因时而动的宣传智慧。
祛魅：《感动中国》何以感动人？
“写实要大于写意，”传媒学者朱天认为，“这是今天推举先进人物和以往最大的不同。”抛开这些先进人物头上的光环，用平视的角度来讲述，把他们当作普通人，还原生活细节本身，展现“真我”本色，使之具有亲和力，也更具感召力和影响力。朱天认为，这是一种“放下”而不“端着”的叙事。
细节，被认为是人物与受众之间打破时间与空间距离感的最好办法，用朱天的话来说，让先进人物群体“祛魅化”，“走下神坛”，“变为眼前的人、真实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和网络化的现时代接轨，并具有优质人物的普通情感和价值观。
朱天分析了近年来收获了巨大社会效果的《感动中国》人物模式。“它摒弃过去那种不食人间烟火、脱离生活实际的‘高大全’形象，对先进人物形象的刻画从概念化转变为人性化、立体化，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人物，将先进性融入个性之中，融入人物寻常的生命轨迹之中，敢于揭示人物内心矛盾冲突，善于描述人物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通过突出新闻事物中具有的人性、人情色彩因素来吸引公众、感染公众。”
虽仍以表现英模人物的闪光点、优点为主，但也不再回避其弱点、缺点。例如，《吴登云——帕米尔的白衣圣人》这期里，支援新疆的乡村医生吴登云曾一度要调离新疆，这一细节非但不会有损吴登云的光彩，反而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他经历的艰苦和挫折。又如《叶欣——新时代的“提灯使者”》中有这样一个细节，2003年非典期间，医务人员需要隔离工作，“护士叶欣在最后一次离开家的时候流下了眼泪，对儿子说，从今天起，妈妈就不回家了，等非典结束了再回来……”表现她内心的挣扎。
这些细节，在突破传统的表达方式下，通过“纪录片”的感觉表达出来，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直观感受。
引领：人人都想做马云？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曾这么解释“榜样力量”：“由于大多数人类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是通过对榜样的观察而模仿获得的，社会的精神习性也因此而流动，甚至整个社会都是一场模仿。”
学者周其仁则指出，仰慕一个先进人物，其实就是一种“对平庸的抗拒”。近日，传奇商人马云将卸任阿里巴巴的CEO。人们也许不会想到，这个第一个实现万亿交易额的商界楷模，曾经只是一个英语老师。从义乌背着麻袋卖小礼品，卖鲜花，卖书，卖衣服，卖手电筒的商贩到福布斯评选的“未来全球领袖”，对很多人来说，马云就是一种拒绝平庸的“精神兴奋剂”。
先进人物具有社会心理扩大效应，社会成员之间通过互相影响与激励，来实现某种“蝴蝶效应”。例如马云、柳传志、罗永浩等人，既在行业内有一技之长、有良好的社会表达，又有社会责任感，作家李陀将这种先进人物比为引路的“人头马”。
周其仁还认为，一个具有良好道德风尚以及人性纯良的社会，是不可能单靠先进人物树立道德权威就能形成的，它更需要依靠公平社会机制和法治的建立。尽管我们有好干部一类的先进人物，然而往往大家都知道“老实人常常吃亏”，这实际上是对先进人物宣传本身的最大“反宣传”。
另外，制度保障，实际上是一种对“追随先进”的最大鼓励。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程序，对人的权力和义务进行了合理地划分，这就使得不按制度规定的框架行事的行为者得不到利益，并受到惩罚，使按制度行事的行为者绝不吃亏。这样一来，我们对于“先进”的定义，就不应是一群单纯“把别人利益看得比自己利益还重”的难以企及的“道德圣人”，而是在平等制约下，拥有更多勇气和智慧的“人头马”。
回归：袁厉害是不是先进？
雨果曾说，“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真正的人，那是为人的常规。”
去年走进公众视野的“最伟大母亲”袁厉害，曾引发了社会的一次关于“好人”的道德审视和探讨。袁厉害收养弃婴本身是一个善举，可偏偏出现了悲剧性事件，加上后期一些媒体对她进行了一些不同视角的报道分析，使得这一事件本身具有了多重性。袁厉害的资产、动机、慈善条件，有无违法牟利行为等等都备受质疑。
她到底算不算好人？法学教授金泽刚认为，好人不是“圣人”、“完人”，良性氛围里，我们在承认袁厉害爱心的同时，也要承认她的不懂法。“爱心不意味着毫无缺陷”。
其次，作为好人，如何面对利益？我们愿意接受穷苦潦倒的袁厉害，还是有数套房产的袁厉害？新华社曾发文反对这种质疑，人家做了事，说孩子的家长、政府部门、媒体都没有“质疑的资格”；在强调权力与义务、付出与所得对等的今天，先进人物群体自身幸福与获得财富的权利是不受干扰的。
“对袁厉害的讨论，其实是我们整个民族的一个学习过程。”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过分地苛求他们，不把他们当‘人’来看待，使其受到冷落，这就会造成‘好人劳累死、没有好下场’的‘反宣传’”。
开放：一个先进公民，是怎样炼成的？
对先进人物的推举与宣传，还应更多着墨于公民精神上。例如，在大灾大难前，作为一个公民的公益参与，例如北京暴雨夜组建“爱心车队”救助被困旅客的王璐；面对自己权益受到损害时，勇于维护自身和集体权利，代表人物例如年逾古稀的“陆良八老”，护林31年造林13.6万亩；参与社会公益，为社会贡献温暖和正能量，例如捐资1700万 蜗居30平米房子的“公益哥”何国苗等。
作为公共机器之外的重要“软实力”，公民精神对于维系现代社会的协调稳定和有序运行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
只有立足于公民身份，才能锻炼人们的理性思考能力，促进人们对生命价值的体味，对人生价值的认同。“中国梦”作为一种时代追求，更是基于此。
2012年11月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以来，“中国梦”一词正式进入官方词汇并迅速走红，当年11月，便有媒体开展了2012中国梦践行者评选，旨在评出梦想与践行结合的“先进人物”的代表。
除了孔子、玄奘、文成公主、李白、王安石、文天祥、曾国藩这些“无法到场的先进”之外，林丹、刘吉等“行梦者”，以及以教育改革家刘道玉为代表的“造梦者”也榜上有名。
主办方持这样的观点：要支撑起全社会的“中国梦”，其必然也有“共同支点”——一个个个体的努力和正能量填充起的“幸福梦”、“富足梦”、“成才梦”、“创业梦”、“报国梦”……正如罗素所言，“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源”，培育社会梦想，也就是培育正能量的“先进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