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昌平谈实名举报刘铁男始末及感受
媒体人当举报人是无奈的举动
5月12日,罗昌平等到了。
这一天,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一场发酵5个多月的公开实名举报终于有了结果。去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通过微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称其涉嫌学历造假、有作风问题,与商人倪日涛结成官商同盟。
有人说,这是微博反腐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不过,罗昌平对此并不看好,他认为,刘铁男倒台标本是不成功的,更不可复制。近日,罗昌平接受京华时报记者独家专访,详细还原了实名举报刘铁男的始末和心路历程。
□谈动机
想试探政府反腐决心
京华时报:最初怎样介入调查这件事的?
罗昌平:最早是在2011年的七八月,我在微博里发现线索,就安排让一个记者调查。当年11月,《财经》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式收购》和《倪日涛沉浮》。报道涉及时任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他的老婆孩子在自己分管领域的关联公司里持股,刘还以发改委的名义发函帮助这个公司获取银行贷款,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政商结盟的案例。
京华时报:怎么从媒体报道演变成后来的举报?动机是什么?
罗昌平:后来很多人猜测我的动机,有说“奉旨爆料”“情妇维权的枪手”“个人英雄主义”等等。很多媒体想电话采访我,我都拒绝了,因为这个动机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因为事态每一刻都在变化。
初始的动机,我觉得这事情风险可控。通过自媒体新媒体的平台来爆料,我不能说一定能成功,但风险系数没那么大,我也是想试一下,看看政府的反腐决心。
京华时报:当时有没有想过后果?
罗昌平:想过。第一个就是马上被屏蔽,第二个就是打击报复。我想的最糟糕的事是我被免职,这很有可能。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因为这事足够透明了。
京华时报:会不会担心被利用成为斗争的工具?
罗昌平:我考虑了这个因素,只要自己与这事没有利益冲突,我担心什么呢?我反感“斗争的工具”这一说法,按此推测,我们媒体的任何一篇报道都可以扣上这样的帽子,那我们还做不做事。
其间,有人来找我们,来回20多次,希望提供相关证据。我和我的同事张鹭(《中国式收购》第一作者)都拒绝了,我想尽量保持中立,不能在这个事情里有利益关系。
□谈过程
发微博避免断头新闻
京华时报:举报当天下午,能源局新闻办公室回应说“造谣”,紧接着刘铁男出现在出访的新闻中,你当时什么反应?
罗昌平:当天真的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事情,出乎预料,我的情绪都是时涨时跌。我11点多发的微博,就想只要能撑到下午3点就可以了。但是中间有同行打电话告诉我国家能源局接受采访说我是造谣,他们要报警。这条新闻发出来后,很多媒体官微开始转载,舆论开始一边倒,反而救了我。
但是接下来又出现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事情。刘在出访参加活动的照片被贴出来,王岐山书记就站在刘铁男的后面。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京华时报:后来事情一度淡出公众视野,直到今年初的一条微博。
罗昌平:举报后开始受理,走程序,我配合各种工作。但是直到今年1月30日,事情毫无进展,我就发微博说“中央有关部门已就本人实名举报一事立案调查,是立案调查而不止于受理。”其实是将一军,希望能引起更多关注,不然又成断头新闻了。但戏剧性的事又发生了,当晚新闻联播出现了前一天刘铁男参加活动的画面,我心里又“咯噔”了一下。事实上,5个月间发生了很多事,也出现一些波折,导致调查遇阻,不得不重新取证。
京华时报:公开举报在先,对纪委调查有什么影响?
罗昌平:以媒体人的身份公开实名举报高官,这其实给纪委带来非常大的调查难度。原来查一个案子,所有调查都是秘密进行,现在公开化了,当事人、涉案人有很多时间来做充足准备,这也使得这个案子中发生了很多曲折和意外。花了5个月,最终能有所突破,已经非常不错了。
□谈影响
有人去老家私下调查
京华时报:为什么你说“三四月份是艰难绝望的”?
罗昌平:当时我最亲近的人得了绝症,那段时间处理家事,要回老家,要忙工作,还要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课,同时要兼顾随时配合调查,所以很艰难。这些事也没怎么跟人讲过。
京华时报:举报的事家人知道吗?
罗昌平:举报第三天,姐姐就知道了。一周后我父亲也得知了。他们一直关注我微博。有时我出国,网友就说“罗昌平外逃了”。我怕家人担心,天天得给家里打电话。
京华时报:刘铁男找你们单位交涉过吗?
罗昌平:《中国式收购》发表后,刘铁男派了一名司长来公关,他们说报道非常客观非常正确,但希望能消除一下负面影响。到我举报时,可以在我博客看到报道,但网上的转载都没了。
京华时报:有没有遭遇过人身威胁?
罗昌平:我和记者张鹭老家都是湖南的,曾有人去调查我们。他们用很温和的方式,说我家有几口人,还有一些特定的信息,等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威胁。
□谈反思
不提倡媒体人去举报
京华时报:你揭露的贪腐高官有多少?
罗昌平:我原来出过一本《递罪》,是关于湖南郴州的官场地震;今年又出了一本《高官反腐录》,汇集了23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都是我在职业生涯里收集到的落马的公开材料。这些人里,我能认出80%以上的照片,对他们非常了解。这些不能算是我揭露的,只是我报道了其中很多的个案,大概在30人左右。
京华时报:网络举报会给反腐带来质变吗?
罗昌平:很难。这么多年,仅仅是在举报方式上发生变化,制度上并无突破。就刘铁男案本身来看,先后经过了内部人举报、媒体报道、老干部内部举报、我的实名举报四个阶段。你能说这是一种胜利吗?
京华时报:对这次事件,有网友评价是反腐的“里程碑”式进展,你怎么看?
罗昌平:我并不看好“里程碑”的说法,这仅仅是个案的突破,对制度本身并无贡献。如果以刘铁男倒台作标本,它是不成功的,也不可复制。走到这一步经历了很长时间,证据核实需要非常严谨。不可能每一次都由媒体人通过微博举报,也不可能轻易找到一个省部级官员的贪腐证据。
京华时报:你怎么看媒体人变身爆料人的角色转换?
罗昌平:我并不提倡媒体人当举报人,这是很无奈的举动。个人行为和职务行为没有明显的界限,这不是职业新闻人应该采取的方式。事实上,我的个人行为很可能伤害到我服务的机构,对此我很愧疚,我也向我的团队和老板致歉过。我只是觉得传统媒体能做的越来越有限,新媒体提供了一个可能,想试一下。
□谈机制
应保护受干扰举报人
京华时报:举报人保护制度应该是怎样的?
罗昌平:如果有人举报,有关部门如公、检、法、纪等应该启动一个评估程序,分两部分,一是大体核实事实的真实性;二是要评估举报人的安全等级,根据不同等级启动不同保护措施。
关于怎么保护,首先,可以建立一套保密系统。香港廉政公署的举报人制度就是非常保密的,每次举报都有一个编码回馈给举报人,举报材料及举报人信息也以编码的方式自动进入系统,实现公检法在某一个层级的互通,提高办案效率。
第二,要有一个干预制度。如果举报人受到非正常干扰,应该启动保护程序。比如当天我举报后,能源局说报警,即使真有警察出动,这在以往看来也不罕见,这时有关部门应该出面制止。
第三是事后追责。以前,安徽的一个举报人举报属实,调查部门要重奖他,但他不敢去领奖。《中国青年报》做了一项针对8000多人的问卷调查,结果八成人不看好实名举报,对举报后果也很担忧。能源局之前辟谣,现在看来就很不妥,如果有事后追责制度就比较好。
京华时报:你怎么评价自己这次举报?
罗昌平:我用自己的“举报信誉”去做这件事。我觉得这会给权力系统一个警示,你有没有做好准备接受监督。
□举报始末
●2012年12月6日,《财经》副主编罗昌平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当天下午,能源局新闻办公室回应称罗造谣,并将报警处理。
●2013年1月7日,刘铁男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身份出席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并讲话。
●2013年1月30日,罗昌平称,中央有关部门已就其实名举报一事立案调查。当晚,刘铁男出现在新闻联播中。
●2013年3月,原电监会主席吴新雄接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留任发改委副主任。
●2013年5月12日,监察部网站发布信息: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京华时报记者刘佳实习记者聂辉
(原标题:媒体人当举报人是无奈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