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王书金在庭审现场。

　　7月10日，王书金案在河北邯郸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这是8年来，王案的第三次二审开庭。 

     王书金是否石家庄西郊地奸杀案的真凶？在昨日庭审中，控辩双方各持己见，就该案目前呈现的证据及逻辑展开对“驳”。

　　值得注意的是，在庭审中，控辩双方为了证明各自的观点，均力图从细节着手，控方提出王书金供述的被害人特征、身高及作案手段、案发时间与实际不符，辩方则指出王书金对现场指认、钥匙、连衣裙、藏匿物地点和方式高度吻合。

　　辩方认为，石家庄西郊的强奸杀人案应认定系王书金所为。检方则认为目前证据不能证明此案系王书金所为。王书金最后陈述时请求法庭认定其犯案。他表示，从小未受到正确教育，犯了罪很后悔。

　　上午12时33分，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本报记者周喜丰河北邯郸报道

　　四大争议

　　6月25日的庭审中，检方提出4大疑问，认为王书金的供述与该案实际情况在关键情节上存在重大差异，力图证明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并非王书金所为。昨日的庭审中，辩护律师则提出了不同看法。

　　作案时间

　　检方：王书金供述与证人证言不同

　　检方出示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被害人亲属及同事证言，认为证明了被害人失踪时间是1994年8月5日下午5点以后，下班回家途中。这与王书金供述的中午2点左右作案不同。

　　辩方：王书金对案发时间记忆模糊

　　检察员所认定的作案时间，也仅是根据被害人的同事余某和王某接触的时间进行推定的。王书金作为一个农民，时间观念不是很精确，况且又时隔近20年，应该允许王书金对案发时间的记忆模糊。

　　花衬衣

　　检方：王书金未供述花衬衣情节

　　现场勘查显示，被害人尸体颈部压有玉米秸，拿开玉米秸后，可见一件花衬衣缠绕在颈部。花衬衣是案件关键和最为隐蔽的证据，只有真实作案人才能供述和知晓。王书金2005年被抓到现在，从未供述花衬衣情节。仅以记忆模糊难以解释，因为王书金供述河北广平的两起案件，对离开现场时被害人尸表的状况，与警方的现场勘查、尸检报告高度吻合。

　　辩方：怀疑花衬衣是否来自案发现场

　　花衬衣究竟是从何而来？又是谁的？检察员没有向法庭出示辨认笔录，案件程序上存在瑕疵，而王书金忘记了，是记忆问题。发现被害人时，尸体高度腐烂，围在死者脖子上的衣服应该很脏，但这件衣服能够清楚地看到花色和质地，所以这件半袖花衬衫是不是来自案发现场，值得怀疑。

　　骨折推定

　　检方：尸检未发现被害人骨折情形

　　王书金多次供述双腿跺被害人胸部，上次庭审中供述，怕被害人不死，双脚跳起跺了被害人胸部，听到肋骨骨折的声音。但根据尸体检验所见，被害人康某除颈部有衣服缠绕外，全身未发现明显创口及骨折，被害人系窒息死亡。因而，该案不是王书金所为。

　　辩方：无骨折结论缺乏解剖程序

　　窒息死亡并不是被害人腹部或者胸部被踩踏的结果。王书金的惯用手段是掐脖子致人死亡，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凶杀案的法医鉴定结论是被害人系窒息死亡，与王书金的供述一致。尸检报告表明被害人没有发生明显的创口及骨折，这个结论是在缺乏解剖程序下做出来的，真实性有待商榷。只有进行全面解剖，对每根肋骨的状态进行确认，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检方认为“王书金用脚跺被害人胸腹部导致骨折”，系主观臆断。

　　被害人身高

　　检方：供述与实际身高存20厘米误差

　　身高1.72米的王书金多次供述，“我与被害人身高差不多”。被害人尸体被发现时虽高度腐烂，但从头部到四肢是完整的，测量(1.52米)与实际身高的差异不会很大。而余某证实被害人的身高是1.56米。

　　辩方：误差因被害人穿的是高跟鞋

　　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个普遍的视觉误差，一般同等身高的异性人站在一起，女性显得比男性略高一点。另外，卷宗2号卷第49页王书金供述，女的穿的是高跟鞋，所以才造成了上诉人王书金供述与被害人实际身高存在一定误差。另外，两个人都是在肢体的激烈冲突当中，王书金对身高的判定也只是大概推测。

　　追问

　　如何解释众多吻合细节

　　在庭审中，针对检方提出王书金供述的多处不符，辩方则指出王书金对现场指认、钥匙、连衣裙、藏匿物地点和方式，与聂树斌案中的笔录、证言等材料高度吻合。

　　辩方王牌证据：“一串钥匙”

　　辩方的一个“王牌”证据是关于“一串钥匙”的供述。王书金在广平县公安局侦查期间，供述“还有一串钥匙，我觉得没有用，就没有拿。钥匙放在女的西边的地上。”而被害人的丈夫侯某、同事余某也说，康某“出事前手上用橡皮筋套着一串钥匙”，现场勘察笔录也记录，“左脚西侧偏南30厘米处有一串钥匙。”

　　与控方关于花衬衣的重要性针锋相对，辩方也认为，“一串钥匙”也是只有真实作案人才能供述和知晓的情节。

　　关于被害人穿的衣服和自行车，有其丈夫侯某笔录，“康骑自行车离家外穿蓝底带圈连衣裙，带一串钥匙，她的钥匙上有皮筋，她有时用皮筋将钥匙套在手指上，有时套在手腕上，车把是向上弯的。”而王书金在供述中，称被害人“穿的连衣裙是蓝色带花的”，其自行车“把是翘起来的。”

　　辩方：没有外界信源的供述可信

　　王书金于2005年1月18日在河南警方做的第一份有罪供述上，对石家庄西郊的奸杀案已经做了基本的描述，在河北广平公安机关接手后，2005年1月24日，王书金指认了作案现场，25日，公安机关又对王书金供述这起案件进行了详细询问，与他在河南警方的供述基本一致。

　　当时，广平公安问：“你是否从报纸上或者从电视上看到过类似你这样的案子”。王书金回答：“我不识字，读不了报纸，回到家也没有从电视上看到类似这样的案子，而且在石家庄打工就没有电视能看”。公安又问：“你是否在电视上或者报纸上，或者其他杂志上看过介绍你做的这起案子？”。王回答：“从来没有过，我看电视只是好看戏，报纸、杂志我不识字，都读不下来。”

　　辩护律师朱爱民认为，王书金对犯罪事实的陈述，是在没有任何外界信息源的情况下主动说出来的，是真实可信的。

　　检方：不排除王到过案发现场

　　对于王书金供述中的诸多吻合

　　之处，检方则提出反驳意见，认为经过对证据的综合审查，不能排除王书金曾经到过案发现场，了解案件的部分情况。

　　检方的理由是，第一，王书金有在案发现场打工的经历；第二，王书金在石家庄西郊工地打工期间，正值盛夏，午休时经常在工地周围活动，其熟悉案发现场周围的环境、道路、地形；第三，王书金知道其打工地附近发生过杀人案件。公安机关曾经在石家庄东风塑料厂向王书金了解过有关情况；第四，被害人的衣物和尸体是被害人亲友发现的，直到公安机关介入，案发现场始终是一个开放性的现场；第五，王书金在石家庄西郊案被害人尸体被找到后，仍在石家庄西郊工地打工。因此，不能排除王书金到过现场，了解案件的部分情况。

　　[辩方遗憾]

　　控辩双方信息未对称，不公平

　　律师多次跟河北高院交涉，希望查阅聂案全部卷宗，并在昨日的庭审中再次提出，但均未被采纳，“所以，从我们辩护人的角度上来说，应该说我们对那个案子的信息占有量是不完整的，跟检察员相比来讲，这个地位就不公正。”

　　“就本案而言，坦率地讲，检方认为辩方的证据不够充分，同样我们也认为检方的理由站不住脚，在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而所提供的证据、论证的过程都存在合理怀疑的前提条件下，我认为根据刑诉法的明确规定，当检方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应当做出有利于被告人、上诉人的判决。”朱爱民认为，辩护律师处于信息弱势的情况下，检方要求在案件论证过程之中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值得商榷。

　　[专家观点]

　　即便难以认定聂案真凶政法部门也应及时答复疑问

　　“这可能是王书金案最后一次开庭审理，下一次开庭很可能就是宣布结果了。”法律界人士认为。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从专业角度看，仅凭现有证据的确很难认定王书金就是聂树斌案真凶，但即使如此，公众对聂树斌案仍有疑问，政法部门应该及时给出一个答复。

　　聂树斌案代理律师刘博今在此次开庭前就预测说，法庭应该不会判定王书金是聂树斌案的真凶，毕竟仅凭他本人的口供证明案件是其作为过于牵强，这是疑罪从无法治精神的体现。

　　旁听的河北省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河北张金龙律师事务所主任张金龙表示，在法庭上诉辩双方表现的都很好，法庭对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进行了很好的保护，律师显然也做了精心准备。张金龙认为，从法庭陈述来看，目前证明王书金是真凶的依据只有他本人供述，这与当前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有一定差距，这是对辩方最不利的地方。    “案子发生在1994年，物是人非改变太大，当时的办案证据标准又跟现在不一样，诉辩双方在法庭上争辩的很多情况确实很难彻底搞清楚。”旁听的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教师王韬在庭审结束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