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疲劳

　　王书金、聂树斌案19年全记录

　　在中国，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小说家、导演或者编剧能构思出如此戏剧感的故事，但它的的确确正在上演。

　　故事从中国北方一块最普通的玉米地开始，所有人的命运注定与它有关。19年前的那个夏天，一场发生在石家庄西郊这块玉米地的命案，彻底改变了几个家庭的命运，被污辱者，被怀疑者，被伤害者，被利用者……在真相的迷雾里，弱者相互攻讦，同情与宽恕陌路。

　　没有真相就没有宽恕，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无数人加入了追问真相的队伍里。19年之后，当我们重返现场，那曾经郁葱的玉米地早已不复存在。

　　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强调的，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相信对于聂树斌、王书金这一典型案件，最终会得到法律施以的公平和正义。

　　玉米地命案

　　本刊记者/滑璇 韩永(发自石家庄、邯郸、荥阳、北京)

　　直到许多年以后，段月珍仍然无法弄清自家玉米地里发生的命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1994年盛夏， 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新华路西段，路南一片五六十亩的农地里，一人多高的玉米长势正旺。

　　玉米地西边是方台村，东边是孔寨村。靠近玉米地正中的位置，一条3米宽的土路横贯南北。依据水源灌溉的东西走向，玉米也由东往西种植，每垄宽约半米，垄与垄之间有一条40公分的垄沟。

　　时近八月，玉米都已绣了穗，秸秆粗壮，连片成长的玉米地很像一片绿色的森林，有风吹过，会发出森林一样的哗哗声。

　　段月珍家的口粮田就在这片玉米地里，地不大，只有一亩。自从上世纪80年代村里统一分配口粮田，那块地就归她家打理。

　　那时，段月珍的爱人在石家庄市里开车，下地种田的活计就落在她的肩上。小麦玉米轮番种植。每年初秋收获时，棒子能掰上千八百斤。一家人日子虽然不算富裕，却过得平静踏实。

　　然而，这份踏实终将被一起凶杀案打破，而案发现场恰是段家的这片玉米地。

　　“段家地里死了人”

　　1994年8月11日早上8点多钟，太阳还没升到头顶，石家庄市液压件厂的100多名男职工便被要求出门“寻一个人”。

　　要找的人是工厂技术科的女描图员康玲玲，几天前，36岁的康突然失踪了。

　　液压件厂在玉米地西侧，只一墙之隔。出门后，工人们按公安机关指定的区域，在土路两侧的一条条垄沟间仔细搜寻。尽管全厂男职工几乎倾巢而出，但找了近3个小时仍然未果。

　　电焊工焦瑞生一直在土路西边的田间搜索，3个小时里，他从北头找到南头，仍无所获。正当他沿工厂的边墙向北走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喊：快，找到了。

　　听到喊声，焦瑞生赶紧爬下边墙，朝着声音方向跑过去。当时正值盛夏，酷暑难耐，前一个周末又接连下了三天大雨。等焦瑞生跑过玉米地和横贯南北的土路时，在路东十几米远的东西向垄沟里，看到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眼前的一幕，让焦瑞生终身难忘。

　　铣车工李国平当时也在玉米地的搜索大军之中，正走在玉米地东侧，比焦瑞生离事发地近得多。一听说人找到了，他快步走向现场。还没到跟前，离着四五米远，一股异味迎面袭来。11年后，李国平还记得，不远处有一只红色的鞋子。此外，遗体东北侧三四米远的地方，有一辆自行车。

　　焦瑞生说，当时近距离观察现场的一共四五个人。由于场面过于不堪，他们很快走出玉米地，回到南北土路上。

　　段家地里死了人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不胫而走。胆小的段月珍与邻居结伴，想去现场看看。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敢走近细看，隔老远瞟了几眼就迅速跑开了。

　　“洗完澡人就不见了”

　　段月珍远远望见的遗体，正是失踪多日的康玲玲。身边人对她的最后记忆，是1994年8月5日，一个星期五的下午。

　　康的丈夫侯军回忆，8月5日当天，二人在家吃过午饭后，差5分1点，康便骑着自行车离开。通常，康下班后，5点半到6点之间便会到家。然而这一次，她再也没有回来。

　　康的同事余秀琴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当天下午4点半。余秀琴描述，康当时身穿蓝底带图案的连衣裙、红色塑料凉鞋，推着自行车来到厂门口，二人一起去给车胎打气。然后，康就“骑车出了车间”。

　　离开车间，康并未直接回家，而是到厂里的澡堂洗澡，洗到一半时，碰到了同事王丽平。由于水温不稳，王丽平洗了10分钟，便在5点20分离开。平日习练武术的康对此却毫不介意，还说“我愿意洗凉水澡”并留在浴室。

　　此后，似乎再没人见过康玲玲。

　　当晚，侯军做好晚饭等待妻子回家，直到7点仍不见人。由于单位离家太远，康玲玲夫妇与液压件厂的许多职工一样，在工厂附近的孔寨村租住了一间平房。侯军以为她在单位加班，便去厂里寻找，却得到康已经回家的说法。侯军又想起岳父前两天还专程跑来商量买房事宜，以为妻子大概为此回了井陉矿区的娘家，便作罢。

　　然而，直到三天之后，8月8日(周一)晚间，康玲玲依然没有回家，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侯军的心头，这让他半夜难眠。

　　第二天清早，侯军起来去厂里找人，还没出门，迎面碰到匆匆而来的余秀琴。余秀琴与康不仅是同事，还是井陉老乡，平时常在一起练拳练剑，私交甚密。1994年，各地还在实行大小礼拜休假制度，事发的一周是小礼拜，只休周日一天。发现康玲玲周六、周一两天没来上班，余秀琴便向井陉的工友打听，听说康并没有回矿区的娘家，便到康家里来找。

　　“玲玲呢？”“不是在你们厂里吗？”“没有啊。”侯军一听，着了急。

　　侯军带着余秀琴先后来到石家庄市区的各家亲戚处寻找，都未找到。以防万一，他还专门跑回井陉，妻子果然不在。听说女儿没了踪影，康父急忙随女婿从井陉赶到孔寨，并一起到当地的留营派出所报案。据后来的媒体公开报道，派出所对康父的答复是：你们先登报吧，登了段时间没消息再立案。康父不死心，从派出所出来又找到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他焦急地告诉民警，女儿可能丢了。然而，分局的答复也一样：先登报吧，我们不立案。

　　数年后，康父告诉聂树斌案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当时自己还去石家庄市委找过领导。因为大门不让进，康父与门卫发生口角并被打。市委保卫部的工作人员一个电话打到康父所在的井陉矿区，要求单位过来领人。矿区却说：人退休了，不归我们管。

　　8月10日，立案不成的康家在工厂保卫科的帮助下继续撒网式寻找。侯军通过亲友四处打听消息，康父则和厂里的部分职工在女儿上下班那段不足一公里的路上反复找寻。

　　一团衣物

　　导致8月11日大规模搜索的是康父发现了一团衣服。

　　10日，余秀琴与康父在横贯玉米地的南北土路西侧寻找。晚上7点左右，二人在玉米地南段走进一条长满杂草的小道。小道北侧堆放着不少从地里锄下的杂草，细心的康父在其中一堆草里胡乱一翻，发现了一团衣服。

　　“这是不是玲玲的衣服？”康父问身边的余秀琴，余一看，康父手中的正是一条蓝底蓝绿圈图案的连衣裙，里面还裹着一条粉色内裤。多年后，康父回忆寻找衣物的过程时说：“别的草堆都没有动过的迹象，只有这个草堆像是被人动过。”警方在之后的现场笔录中，这样描述埋藏衣物的具体地点，由尸体发现处向南90米，在南北土路西侧48米。

　　8月中旬，晚上7点天还未黑。余秀琴小跑回厂里报告，而康父坐在草堆旁守护现场。一小时后警方赶到，天色已晚。他们拿走了埋在草里的衣物，留下了一句话：等明天下力量找。

　　第二天，100多名液压件厂职工被发动起来，几小时后，工人在段月珍家的那块玉米地找到了康玲玲的遗体。

　　石市公安局郊区分局的现场笔录显示，公安人员从当日11：50开始勘查现场，并于14：05结束。现场笔录记载，尸体现场北距新华路204米，西距南北土路15米。尸体左脚西侧20厘米处有一鞋尖朝西的红色塑料凉鞋，左脚西侧偏南30厘米处有一串钥匙，尸体北侧偏西1.5米处有辆头东尾西倒置的女式自行车。以上三件均为死者遗物。尸体脖子上有一玉米秸，且在脖子上绕有一件衬衣，开口在北侧。

　　整个现场勘查过程中，侯军只被带到衣物埋藏地，并对自行车、鞋和钥匙进行了辨认。他说，“尸体现场，一开始没让我见。后来收尸时让我看了看。”康父一样没能靠近女儿的遗体，他对媒体回忆，公安机关“在那里检测、取证，折腾了一天。到晚上7点，他们通知把尸体带走，才算是立案了”。

　　地被撂荒了

　　自从地里死了人，段月珍就对那里尽量回避。每次浇地、锄草必须经过时，她都是一溜小跑，“心里害怕得不行”。

　　就那么一亩地，玉米也就种上八九垄，人怎么就死在我家地里了？段月珍一直困惑。

　　“原来我家的西红柿棚就是村里人家的祖坟，人家死了人就往我家地里埋。”段月珍觉得自己既倒霉又憋屈，“谁想没几年口粮田里又死了个人，吓得我都不敢从那块儿走了。”

　　事发后的一两个月，几乎每天都有人往段家的玉米地里去，测量、绘图，还不时有人来询问情况。段月珍有些烦了，再有人来，她就直接回绝：你们不要问我了，我已经够倒霉了。但没隔太久，侦查人员还是拿着一件浅色带花的衣服跑来要她辨认，“他们让我认，我怎么认得出来。”段月珍摇着头，有些不高兴。

　　在段月珍的记忆里，从土路边到遗体被发现的地方，那一片玉米被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踩得乱七八糟。事发当年，她的玉米地少收了至少二百来斤，“那一小片也有没被糟蹋的，可是掰棒子的时候我根本不敢去。村里人问起来，我说不要了”。

　　村里有人给她出主意：你去找死在你家地里的人赔钱呀。段月珍和丈夫对此并不认同：人家亲人去世已经很倒霉了，我们只是跟着倒霉，哪里还能再去找人家要钱。

　　虽然没有亲见，段月珍听村里人说，死者的男人曾去她家的玉米地边给女人烧纸。此后近十年时间，段都很少再去打理那一小片田地，任其自生自灭。

　　2000年以后，村里统一回收村民口粮田，段家交地时异常痛快。在他们看来，交了地，简直就是丢掉了一个负担。后来，玉米地被村里租给一些从大名县迁来的菜农。这些人开来一些机器，开始在玉米地上重新耕种。

　　被怀疑者聂树斌

　　找到女儿康玲玲的遗体，康父第二天来到石家庄市委，他对此前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做法十分不满。报案却不立案，这是什么公安！康父愤愤不平地抱怨。这一次，老人得到的答复是：已经立案。

　　康父曾告诉聂树斌案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当时的石家庄市委书记赵金铎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

　　但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谁是凶手始终是个疑问。直到1994年9月23日下午6时20分，郊区分局民警张日强、杜同福在附近的电化厂宿舍区发现了一个骑着山地车的年轻人。

　　1994年11月30日，石家庄市《社会治安报》上，与张、杜二人同为专案组成员的民警焦辉广发表了通讯稿《青纱帐静悄悄》， 文中这样讲述抓捕过程：只见他从防水堤大路上拐进平房宿舍区，不时地左顾右盼，两位侦查员猛冲过去，拦住去路，张日强突然喝问：“站住！干什么的？”那家伙一惊，掉头想跑，被杜同福一把拽下自行车。

　　这个被拽下自行车的青年，就是时年19岁的聂树斌。

　　山地车青年

　　如果不是焦辉广的这篇通讯稿，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大概永远也搞不清，自家老实巴交的独生子，怎么就成了拦路强奸杀人案的嫌疑犯。

　　据焦辉广描写，1994年8月11日以来的一个多月中，警方先后查访了8个村庄、12家工厂企业的1000余人次，并摸出13名嫌疑人，后被一一排除。

　　9月8日，警方在电化厂宿舍区内，从一退休工人处得知，入夏以来总有一名20多岁的男青年骑一辆蓝色山地车在附近闲逛，并几次尾随妇女上厕所。这个人“留平头，长方脸，小眼睛，不像市里人”。

　　令人生疑的是，据说8月初，这个人还在孔寨村方向出现过。

　　老工人的话立刻成为重要线索，侦查开始向电化厂宿舍及聂树斌所在的鹿泉方向辐射。之后的几天，几名菜农也称见过一个骑着蓝色山地车的青年来回游荡，尾随过路青年妇女。在焦辉广笔下，一位农民大嫂向警方反映，一名骑着蓝色山地车的男青年“悄悄骑到菜地边土路上，不怀好意地看着她”，等她抄小路回村回头看时，“那家伙的样子活像一只垂涎三尺的恶狼”。

　　1990年代中期，山地车还是稀罕物，并不普及，在农村更显扎眼。9月23日，当聂树斌骑着蓝色山地车在电化厂宿舍区“出现”时，很快就被警方发现。聂母张焕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聂平常没事时，确实喜欢骑车闲逛，有时也会走出老远，但他总是玩玩就回，从不夜不归宿。

　　但那一晚，聂树斌没有回家。

　　第二天上午，警察找到了聂树斌家，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在外上班，张焕枝也下地干活，家里没人。下午，张焕枝在家见到三名自称郊区分局的便衣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只说“你儿子被逮了”。张焕枝听了吓了一跳，一下靠在墙上。警察也没有交代聂树斌究竟犯了什么事，只说有作案嫌疑。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张焕枝觉得当时被吓蒙了，没顾上多问。“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他说是警察就是警察，根本不会怀疑。”她说，要是换了现在，至少要查查他们的工作证，就像每有记者到来，都要检查记者证一样。

　　从9月24日起，之后的一个多月里，警察往聂家跑了三四次。他们搜查聂树斌的房间时，还从抽屉里拿走了一个小本。张焕枝说，儿子从来没有记日记的习惯，里面写了些什么，家人到现在都不清楚，但警方说“里面写了一些内容，要拿走”。

　　警方还拿了一件衣服要聂家辨认。张焕枝记得，一个警察坐在北屋的椅子上，抬高的手里拎着一件花衬衣，“这衣服是你们家的不是？”张焕枝看了看，“不是。”警察又扬扬手：你看仔细点。张焕枝再次确认：不是。

　　“那是一件女人穿的花衣服，长袖，上面有蓝色的花，一朵一朵的，并不大。”张焕枝说，上面也有小碎花，比一块钱的硬币稍大，但是很少。这个细节也成了19年后王书金案二审开庭后，张焕枝指出检方在证据上“造假”的理由。此为后话。

　　康父告诉律师李树亭，破案期间，警方也去过他家几次。一次拿走了女儿的照片，一次拿走了两件衣服，其中一件是花衬衣，另一件是连衣裙。康父说，“这些衣服都在公安局放着，我们要，公安局不给。后来(警方)又拿了衣服让我们辨认，一件也是花衣服，一件是连衣裙。”不过康父表示，之后拿来辨认的衣服并不认识。

　　出事以后，张焕枝去过儿子学校。她说，对于聂树斌犯事，老师、同学的反应都是“抓谁也不能抓聂树斌啊”。杨中山是聂树斌在校办厂工作时的领班，带过他一年多。在杨中山眼里，聂树斌实在、老实、话不多，“他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行为，干活还行，不偷奸耍滑”。

　　“你儿子自己都承认了”

　　知道聂树斌被抓后，张焕枝开始往郊区公安分局跑，一是要看看儿子，二是想问问他到底犯了什么法。一周之内，她从鹿泉骑车去了两三次，次次都被堵在门口。“连门都进不去，怎么找人，怎么问？”张焕枝皱着眉头提高了声音。

　　见不到儿子就赶紧找律师。通过聂父二嫂的关系，张焕枝辗转找到在法律服务社(现石家庄市新华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张景和。“张景和从前好像不是律师。聘请他的时候，我给了2000元。”张焕枝回忆，“那个时候2000就挺多了。”

　　对于整个聂案经过，张景和理应是最有发言权的非公职人员。然而，据他的家属透露，如今77岁的张景和由于疾病缠身，已在医院住了多年，根本无法回忆近20年前的旧事。

　　一开始，聂家人都以为，聂树斌最多也就是个小偷小摸。更从未想过，从不惹事、有些口吃的聂树斌犯下的竟是强奸、杀人的大罪。甚至，在找律师的那段时间，聂家还如期操办了聂树斌姐姐的婚事。

　　直到不久后的一天，聂学生在工作单位石家庄联碱厂见到一张逮捕证，上面清楚地写着聂树斌“强奸杀人”。据媒体报道，老实少言的聂学生当时死活不肯在逮捕证上签字，狂喊着“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警察说，签吧，你儿子自己都承认了。

　　儿子强奸杀人？张焕枝怎么也想不通。“树斌从来没跟女的干过那种事，怎么会去强奸？而且那个女的三十好几了，树斌才二十，怎么会去强奸她？”在张焕枝眼中，儿子性格内向，甚至有些懦弱。1993年儿子在家里连只母鸡都不敢杀，第二年怎么就能跑出去杀人？张焕枝说得非常直白：他没那个胆量。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满脸泪水”

　　一审开庭前，张焕枝在二嫂家第一次见到张景和，时间不长，只有半小时不到。18年后，见面时的大部分细节，已然忘却。她只记得张景和告诉自己，对玉米地中的命案，聂树斌前5天都不认，第6天却突然改了说法。当张景和询问聂树斌，“之前你怎么不认”时，聂树斌没有回答。再问“现在怎么又认了”，聂树斌流着眼泪，略带口吃地说了两个字：打哩。

　　对于这个说法，张景和曾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间接否认。媒体报道显示，张景和一共与聂树斌会见3次，但聂从未喊冤，每次都承认事情是自己所为。

　　在聂树斌供认犯案时间的问题上，《青纱帐静悄悄》也有描写：9月29日，在侦查人员强有力的政策攻心和确凿的证据面前，聂树斌自知再无法抵赖，终于缴械投降，供认了拦路强奸杀人的全部犯罪事实。9月29日，正是聂树斌被抓的第6天。

　　至于口供内容，张景和告诉张焕枝：现场什么样，口供就什么样。依据此前报道，张景和曾经透露，聂的口供里包括尸体摆放方向、自行车样式、内衣颜色等。这一切，均与现场吻合。但张焕枝强调，张景和说现场没有指纹、脚印，也没做过DNA鉴定。

　　从二嫂家回来，张焕枝左思右想。她认为，儿子天生口吃、不会回嘴，审问时必然吃亏。“过去，我也错怪过他，都是事后才明白，因为他说不出来”，张焕枝说。而且，前5天为什么一直不认，第6天就认了？从此以后，张焕枝每次回忆起来都非常后悔“当时怎么就没问问张景和儿子身上是不是有伤？”

　　接下来的几个月，聂树斌音信全无。张焕枝再次见到儿子，是在1995年3月3日，案件一审开庭之后。

　　1995年，石家庄中院还在靶场街，马路不宽。那天，张焕枝赶到法院，却因为案件涉及受害人隐私没能入场。除了法官、检察官，走进法庭的只有康父与张景和。张焕枝一直在街上等，直到一个多小时后看见张景和与一名法官一道离开，庭审结束。

　　张焕枝匆匆走上法庭所在的二楼，刚一推门，就听见聂树斌号啕大哭。她赶快跑进去，看到聂背对自己，还没跑到跟前，就被几名法警拦住。张焕枝大叫一声：树斌！儿子抽泣着回头看了自己一眼，满脸泪水。这是母子二人最后一次相见，相隔七八米远，没有说一句话。

　　对于庭审情况，张焕枝事后曾找张景和询问，张景和说他抓住证据不足这一点努力辩护，但法庭并未采信。

　　康父也向李树亭回忆过此次一审场景，“一开始法官先说了一些程序问题，之后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依据康父的说法，庭审中没有进行调查、质证和辩论，张景和只说“孩子年轻，从轻处罚”，并让聂家多赔钱。

　　在李树亭看来，这次庭审过于简短，“从时间上看，留给律师说话的机会不会太多。”李树亭说：“这样的案子如果放在现在，开庭最快也得半天，一般都要一整天。”

　　1995年3月15日，聂案一审宣判，认定聂树斌强奸、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判处聂树斌赔偿康家丧葬费及其他费用2000元。

　　宣判后，聂树斌和康家同时上诉，前者的理由是量刑过重，后者的理由是存在疑点、民事赔偿过低。与一审相比，二审干脆没有开庭，只作书面审理。1995年4月25日，河北高院减轻了对聂树斌强奸妇女罪的量刑，但整体维持了石家庄中院的原判。

　　那段时间，张焕枝说她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执行死刑

　　五一前后，正值春夏之交、天气转暖之时。

　　1995年4月28日，和康玲玲出事的那天一样，也是一个周五。在张焕枝的叮嘱下，聂学生挑拣了三件单薄的衣服，骑着自行车来到关押聂树斌的看守所。

　　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正忙着，一看聂学生来了，马上问道：你怎么又来了？聂学生说：天热了，我给儿子拿两件单衣。听到这话，工作人员放下手中的活，转身离开。十几分钟之后，一个人冲着聂学生一个劲地招手：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来给你说说。聂学生走过去，对方说，你儿子走了。

　　“走了？去哪了？”聂学生不解。那个冲他招手的人说：往后不要再来送衣服了，你儿子昨天被枪毙了。

　　聂学生只感觉脑子里“嗡”的一声，差点晕倒在地。回到家后，张焕枝听说儿子已不在人世，关切地问道：你刚才怎么回来的？聂学生说，我都不知道骑自行车怎么样骑回来的。之后，聂学生一头倒在炕上，一言不发。

　　许久，聂学生躺在床上幽幽地告诉张焕枝：你坚持住，我也坚持住，咱们不管，一定要再去问问。张焕枝说，人都枪毙了，问又有什么意义。外表憨厚、不善言辞的聂学生说，那不行，必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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