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和平生前在神木胡家讫台村开发了总建筑面积为23万平方米的高层项目。据《中国房地产报》引述王和平父亲的说法，“王身后的3 亿元外债几乎全部都是民间借贷”，“那天去闹事(‘7.15’非法聚集)的主要是工地上没领到工资的工人，还有一些买了房子的业主”。

　　正是在张孝昌、刘旭明、王和平等操盘手的精心侍弄下，“黄金”、“煤矿”、“房地产”三个财富关键词，才在神木县变成了犹如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泡沫，在经过“人人放贷”的羊群效应之后，大面积崩盘的民间金融败局在所难免。

　　《经济参考报》8月底披露榆林市官方消息：神木县法院去年至今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32.17亿元，涉诉人数7658人；神木县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借贷案件7起，涉案金额43.1亿元，涉案人数1247人(户)。

　　与此同时，神木以外，民间借贷和融资在榆林府谷、绥德等地也呈加速蔓延态势，“根据榆林市相关统计，2011年至今，榆林各级法院受理案件11714起，非法集资案件报案34起，涉案53.6亿元，第一层次的受害群众是7940余人。”

　　前述黎名这样的贷款人，即为“第一层次的受害群众”。但实际上，“黎名们”通常还会以自身信用、以稍低利息，从亲戚、朋友、地下典当行、投资公司吸纳资金，转手再贷给“张孝昌们”吃息差，由此，在“黎名们”身后，实际又拼接起N层借贷、融资关系。

　　《南方周末》曾援引相关人士测算，“由于层层委托，仅张孝昌一案涉及人数可能过万”。此前，多家媒体对神木民间借贷牵涉资金规模进行估算，估值区间集中在200亿到300亿元。

　　800亿民间资本

　　神木民间借贷风潮背后，是满满一池民间资本。

　　陕西本地报纸《华商报》2013年7月披露数据，“神木民间资本体量达800亿元”。陕西省决策咨询委财金组委员、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冯涛对整个榆林市民间资本规模做过一次测算，公布测算结果为2045亿元。

　　民间资本的累积过程，在神木缺乏太多的故事性。这个2008年才摘去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中国产煤第一大县”，2012年GDP破千亿，经济体量相当于陕西南部汉中、安康两个地级市加总。

　　神木人正是在过去近十年的煤炭能源经济整体迈进中，从办煤矿、矿区占地补偿、煤炭运输等等环节，广泛介入到财富与资本分配中。因此，神木民间资本累积的故事主线，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煤。

　　“但不是所有神木人都有钱。总体而言，北边的乡镇都不错，因为是煤区。南边很多乡镇不产煤，照样穷得叮当响。”黎名说。《瞭望东方周刊》对照各种渠道公开的神木县“首富”、“十大富豪”、“亿万富豪”信息，发现其出生地绝大多数在神木北部乡镇。

　　神木人所说的“有钱”，往往是指一个人能随时拿出手的钞票。9月6日，《瞭望东方周刊》从“刘旭明案”维权代表处拿到一份统计报告，报告显示部分向刘旭明入股的投资人及其金额为：单某450万元、池某680万元、崔某军700万元、王某平2600万元、项某芳3000万元、杨某燕3400万元、胡某刚3700万元、王某1.2亿元、张某莲2.2亿元。

　　关于神木民间资本向民间借贷逐步演进的过程，《经济参考报》认为，“购买煤矿需要大量资金，很多老板就以高额利息向社会融资，最初介入的人暴富，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迷信煤价只涨不跌，想方设法筹钱投到煤矿。”

　　该报呈现了部分细节：“一位企业老板说，神木借贷之风最初是从鄂尔多斯传来的。‘2005年、2006年的时候，这边做生意的，朋友之间互相拿钱周转一下，从来不谈什么利息，都是帮忙的性质。2008年开始，风气就变了，互相借钱都要先讲好利息，好朋友、亲兄弟也是一样’。”“有很多人手里没钱，就抵押房产从银行贷款出来再放贷；有的开饭馆、小商店赚了点钱，也学别人高息放出去。”

　　这里盛极一时的民间借贷景象，同样出现在《中国经营报》的记述中。该报援引神木当地人的说法：“当时，在煤价暴涨之后，不要说在神木县城，仅在煤矿聚集的西沟、店塔等大镇上，大大小小的投资公司、典当行就有上百家之多。有的钱庄，在宾馆开两间客房作为办公场所就宣布开张。你走在神木的大街甚至背街小巷上，随时都会看到典当行、担保公司的招牌。街面上的典当行、担保行以及一些商贸公司、石化公司、房地产公司、货运公司甚至小卖部，都成了从事地下金融的不合法机构。”

　　神木当地一位银行人士则向《中国经营报》透露，2010年，神木街头巷尾的各类投资公司、典当行，最多时估计有上千家。

　　实际上，民间借贷的潘多拉魔盒一朝被打开，今天广泛见于媒体报道的“两个神木”，便互为一对因果同时呈现出来：一个是“全民放贷”的神木，一个是“满城都是讨债人”的神木。

　　神木金融改革梦

　　如果说，“张孝昌案”中的小户群体，对神木前任县委书记雷正西心生抱怨，缘起于资产争夺战中雷的强硬表态。那么，面对民间借贷大面积崩盘，家财散尽的放贷人、投资人，几乎将一切后悔、愤怒、遗憾等负面情绪，齐集对准了雷正西过去数年间的施政。

　　“神木的民间借贷为啥这样疯狂？全是雷正西搞的。”包括黎名在内的大多数受访者，常常忽略自身在这场行动中的冒进，转而将责任全部推给雷正西，“他在神木这些年，明里暗里都鼓励咱放贷。”

　　事实上，缺乏必要证据证实雷正西个人在民间借贷问题上究竟持怎样的态度。不过，这位当过中学教师，又有党委政研工作履历的陕北县官，任内对发展金融业以及对金融创新的倡导，的确不遗余力。

　　2008年11月20日，时任神木县长的雷正西，在北京领取一家企业机构颁布的“金融生态县”奖项时，面对国内金融界专家、学者，作了近3000字的演讲，阐释其金融构想。

　　谈及农村金融改革，雷正西认为，“对神木县而言，就是通过加快组建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激活沉淀资本，利用好神木民间多达165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

　　2010年9月，雷正西履新神木县委书记，随之提出“五个神木”施政纲领，即“民生神木、民主神木、创新神木、人文神木、生态神木”。到2012年底，官方《神木报》对照该施政纲领总结成绩时，披露神木业已形成煤炭、兰炭、电力、化工、载能、建材六大支柱产业，以及“金融、物流、加工制造、现代特色农牧业等非煤产业方兴未艾”。这一排序显示了金融业在神木非煤产业中首屈一指的地位。

　　2012年10月26日，神木县在中央财经大学学术会堂举行了一场“金融改革创新试点研讨会暨金融产业规划专家评审会”，推出了《陕西省神木县金融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供专家评审。

　　两个月后，神木官方公开表述，要“加快争取全省金融改革试点县”。神木“十二五”规划中，甚至要打造陕晋蒙区域金融中心，设计全县金融信贷规模达到670亿元，年均增长25%左右。同时，规划还进一步展望，要“组建神木大宗物品交易场所，探索设立期货市场”。

　　从现在呈现的事实看，雷正西执政期间，合规民间金融的扩张步伐总体上稳中有进。据神木县金融办公开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全县经批准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共有22家，融资性担保公司2家，全县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达到26.12亿元，“尚未发现一家参与非法集资行为，公安机关也没有发现一例有关小贷公司和担保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被诉案件。”

　　但地下金融扩张已至疯狂境地。“张孝昌案”、“刘旭明案”等动辙数十亿资金体量的集资大案频频曝光，数以千计的借贷讼争突然浮出水面，显示着神木过去的地下金融近乎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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