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不在发展金融，错在对地下金融的破坏性估计不够。”神木县一位政府官员私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即使在县委决策层面，关于促进区域金融发展，甚至是跨越发展，大家是有共识的，“神木有啥资源？不外乎两个，一是有煤，二是有钱，既然占了民间资本这个优势，那就得发展民间金融。”

　　雷正西调去榆林市之后，有关他主政期间为何未控制住地下金融，神木官场、坊间两个舆论场都有议论。

　　“诚信神木”的理想与现实

　　2013年7月22日，陕西省政府召开第14次常务会，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意见》首次明确，“支持神木县争取国家级金融改革试点”。

　　这条被外界解读为“力挺神木”的省府决策，公布时点正好距“7.15”非法聚集事件一周，公布之后第4天，雷正西从神木县委书记岗位上平静离职。9月16日，雷正西出任榆林市委秘书长的消息，才正式向外界公开。

　　回到5年前雷正西在北京的那一场演讲，论及金融信用体系构建，他说，“有两句话说得好，一句话是‘没有诚信的或者没有信用的金融约等于金融诈骗’，第二句话是‘所有交易的基础就是信用’”。为此他踌躇满志，表示要打造“诚信神木”。

　　而5年后离开神木时，现实似乎没有与他的理想一致。在他身后，是若干非法集资大案、数千件民间借贷讼争，以及一个身陷借贷泥淖的贷款人、投资人群体。

　　“7.15”之前，黎名和一些贷款人曾撞见雷正西。“我上前问他，神木烂包了，你到底管不管？民间借贷破坏了神木的四大体系，你知道不知道？”黎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当场掰着手指头一件一件算。

　　“首先破坏了经济体系，现在神木很好的企业到银行贷款，报到省行，一听是神木，就不给放款；其次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体系，亲戚间想借个千把块救急都很难；甚至连人格体系都破坏了，有些人手头有钱，看到现在这个局势，他就是不愿意拿出来兑现还账”

　　贷款人、投资人将所有责任加于雷正西个人，显然是不公允的。后来的情形证实，这种情绪极易为个别人利用，并最终经由一条短信催发了“7.15”非法聚集。泄愤短信中所说“现任领导要跑”，原意即指“7月15日是雷正西高升调走的日子”。《东方早报》报道，广场上一些人喊出来的口号，就是“打倒雷正西”。

　　雷正西并没有在7月15日调走，他去职神木的确切时间是7月26日。雷正西上调榆林以后，现任榆林市委副书记尉俊东兼任神木县委书记。

　　“金改”能不能救神木

　　陕西省政府在“7.15”事件一周后，推出《关于金融支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表达了“支持神木县争取国家级金融改革试点”意图，这既可视为省府层面支持神木发展民间金融，实际又为神木民间金融走向定了调子。

　　此次省府有关金融改革的构想还包括：“在榆林进行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探索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路径和模式”；“在延安开展农村金融改革创新试点”；“依托府谷充裕的民间资金，试点设立围绕支柱产业的产业链型的小额贷款公司，鼓励已设小额贷款公司增资扩股、业务创新，以及联合组建小额贷款集团公司，推动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联合改制为村镇银行，支持设立大型再担保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

　　陕西省迎着“7.15”事件的风口，推出一揽子“金改”决策，这一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在另一个民间资本充裕的东部城市温州，已经有迹可循。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金改”大幕正式开启。而在此之前，正是“吴英案”为代表的一批集资诈骗案或非法集资案，将温州民间金融的混乱现实推至舆论一线。因此，温州“金改”后来也被解读为，“民间借贷乱象倒逼中国金融改革”。

　　这一次，陕西的“金改”能否如愿，尚待观察。但假定陕西果能步温州后尘，闯关“金改”成功，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温州的今天就是神木的明天。然而，时下的温州还不是一个“好老师”。

　　《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第34期《温州改革在半程》，报道了原兼任温州市委书记的陈德荣去职之后的温州现状，“今年7月初温州市委常委会，接替陈德荣担任新任市委书记的陈一新公开温州经济数据：在2012年度的16个主要经济指标中，温州市大多数指标在浙江倒数行列，其中的GDP、GDP增幅和财政总收入等9项指标倒数第一，另外4项指标倒数第二。”

　　曾经瞩目于国内的温州“金改”，眼下陷入“改皮不改骨”、“改革效果不佳”、“改革成功概率下降”等不佳评论中。《中国经济周刊》9月刚刚推出的一篇报道，被以“温州企业抱怨金改无破冰之举”为标题，在网络广泛转载。

　　事实上，包括吴敬琏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一开始即对温州“金改”，尤其对采用“金改”治疗民间借贷痼疾这一决策安排，持谨慎态度。吴曾在2012年5月间公开表达：“我不是很看好温州的金融综合改革，这种试验当然有一定意义，但如同病人吃阿司匹林或抹万金油。”

　　《北京青年报》今年8月24日刊登上海学者周俊生文章，文章说：“温州这个民营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早已成为国家(“金改”)试点，但它并没有因此而在此次经济增速下降的潮流中力挽狂澜。”

　　周俊生对陕西“金改”动议投了否决票：“神木的民间金融已经够发达了，对于神木来说，让它进入国家级的试点地区，并不能解决现在神木所出现的民间金融乱象，也不可能指望让那些满城讨债的人安定下来。”

　　“逆金融”与贷款人的希望

　　视线重新回到黄土高坡窟野河畔那个真实的神木县，“金改”愿景太远，讨债现实更近。原本隐于地下的数以千件计的民间借贷纠纷，在崩盘之后都涌进了公、检、法的大门。

　　当省府、外界正急切讨论神木民间金融的去路和命运时，神木县的贷款人、投资人更关心每一起牵涉自身的案件能否获得最大程度的公正处理。

　　《瞭望东方周刊》接触了多个贷款人、投资人群体，他们千差万别的表达，总体呈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单方面推断，本地相当数量司法人员参与到民间借贷、融资当中，或者与涉案人有亲戚、同学、朋友关系，因此建议回避办案；二是在“张孝昌案”、“刘旭明案”等大案中，对特定县级官员、省人大代表、当地巨富、办案人员展开实名举报，举报其暗箱操作案件，致处置不公。

　　对这两个方向上的质疑，贷款人、投资人所提交的文字材料多倾向于对人际关系的描述，另有证据尚需司法机关确认效力。部分贷款人、投资人解释，取证难在于办案不公开，因此建议彻底公开案情。但也有贷款人对此建议持模糊态度，这显示了“受害人”群体自身的复杂性。

　　9月6日，“刘旭明案”的一位投资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尉俊东已和部分股东代表开了见面会，会上通报了办案情况。“反正意思是说，谁吃了利息要想办法追回来。”

　　这恰恰是一个逆金融过程，实际是通过政府、司法干预，让已经发生的民间借贷融资回到借贷、金融尚未发生的初始状态。

　　如果这一工作思路确定用来处置神木的民间借贷烂摊子，预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尉俊东及神木县政府或难照顾到“金改”，他们将不得不动员更多司法、行政力量，投入到大大小小的追债与追利工作中去。

　　目前，公开信息渠道并未显示神木已定调上述工作思路。《瞭望东方周刊》9月6日获悉，“刘旭明案”中的一些投资人已开始给尉俊东写信，投诉侦查办案不力，追缴资产不力。

　　投资人在另外一份自制的“调研报告”中，心情复杂地阐述了他们的“希望”：一方面，投资人由于对神木本地公、检、法不信任，特请求异地办案、异地关押、异地审讯，请求“为了追回诈骗款，此案由中央、陕西省、榆林市司法机关挂牌督办”。

　　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委婉陈情：“请尽快查明案款的去向并追回，以挽救上千个濒危的家庭；受害人的目的是尽最大努力减少损失，只要能追回损失，不追究刘旭明的刑事责任也可以。”

　　计算神木未来

　　煤炭产业让当地人致富后，买房置地成为投资的不二选择。一个县城人口只有十几万的地方，房价最高时超过万元，高于省会中心城市西安

　　文 | 郝建国

　　神木经济遇到了麻烦，首先地下钱庄千百亿元的“集资诈骗”让一批曾经的富翁陷入无法自救的困境，而房地产的泡沫让不少市民资产大幅缩水。另一方面，面对煤价的持续低迷，往日一掷千金的煤老板们的预期也大不如前。

　　在这样的经济生态环境中，无论城里还是城外人，都流行唱衰论调，感觉“神木真的不行了”，甚至预言刚刚推行不久的全民免费医疗也会断炊。实际上，上述判断或印象缺乏实证支撑。

　　煤炭优势就是神木经济优势

　　神木当地有句民谚：“船烂了还有三千钉子”。意思是，对于一条大船而言，即便其木质船身毁灭，仅拿三千枚铁钉卖废品依然是一笔不小的钱。用这句民谚形容神木经济，再恰当不过了---神木年煤炭产量过亿吨，每吨按当前平均300元计算，产值就是300亿元，这还不包括下游的兰炭(煤炭粗加工产品，用于冶金)、聚氯乙烯、火电、电石、金属镁、浮法玻璃等产值。

　　这两年煤炭价格持续低迷，目前当地煤价仅相当于2009年的60%左右。搞企业的人都明白，对于一般的行业而言，40%左右的价格跌幅足以让企业陷入亏损或停产状态，但神木的煤炭产业情况不同，它有比较优势，即便全国煤炭价格每吨再下降100元，神木煤炭产业依然可能实现盈利。

　　神木之神，就好像上天赐予。我们都知道大同以煤炭储量大、产量大著称。位于陕西神木、府谷，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的“神府东胜煤田”探明煤炭储量2300亿吨，相当于70个大同矿区。神木在神府东胜煤田腹地，境内储量超过500亿吨，国内罕见，且煤质优良，属特低硫(污染的关键指标)、特低磷、特低灰、中高发热量的优质动力、气化和化工用煤。

　　除了储量大、煤质好以外，神木煤炭埋藏浅、易开采，也是其他矿区无法比拟的。到过神木县城西北部矿区的人们发现，那里很多地方揭开地面四五米的土石覆盖，煤炭可直接露天开采。

　　即便井下开采，与其他矿区的斜井、竖井不同，神木的煤层近似水平，断层稀少，且煤层可达8层之多，单层最大厚度12.02米(西南一些矿区有的地方煤层不足1米)。

　　煤矿井下作业有三大危害，一是瓦斯爆炸，二是透水，三是冒顶。这三大危害影响建矿成本，影响安全生产，也直接影响产量。但是，神木的煤矿上述危害很小---它顶底板稳定(多为整块岩石)，瓦斯含量极小(甚至无瓦斯)，地下水文条件好(鲜有透水事故发生)。

　　神木煤炭的比较优势就是神木经济的比较优势。虽然目前神木经济高歌猛进的势头暂时不再，但基本面是好的，未来几十年它仍将是全国少有的靠资源快速发展的少数县域之一。

　　煤老板目前还是有钱可赚的

　　当然，不是说神木经济没有问题。在2007~2011年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神木的“集资诈骗”、“非法集资”可谓多发，传销式的游资流动让二到三成的家庭卷入其中，部分小户血本无归。

　　以笔者一位亲戚刘小清(化名)为例，他从六七户亲戚、熟人那里以月息2%的利率集资130万元，然后以月息2.5%的利率放给上线王某，王某最终以月息3%的利率放给“集资大王”刘某，目前刘某涉嫌“集资诈骗”被逮捕。而到出事前，刘小清收回的利息不足40万元。这意味着有六七个家庭积累的近百万资金将化为乌有。

　　影响神木经济的另一个产业是房地产。煤炭产业让当地人致富后，买房置地成为投资的不二选择。一个县城人口只有十几万的地方，房价最高时超过万元，高于省会中心城市西安。

　　刚性需求不足，住房供过于求，房价下跌便是必然。现在房价泡沫破裂才刚刚开始，预计神木房价下跌空间在20%~50%之间。不过，县城居民多半参与了单位福利分房或集资建房，高价购买商品房的多为投资者，几十万元的损失对他们而言不至于伤筋动骨，更不至于牵涉到银行的安全。

　　最后说煤老板。单就生产成本而言，神木的煤老板目前还是有钱可赚的。但具体到每个煤矿，情况又不大相同。当地的煤矿硬件普遍先进，都上了综采设备，加之产权多次转手倒卖，一座设计年开采120万吨的煤矿，现任煤老板在鼎盛时期接手的价格多在10亿元以上。

　　若拿到市场上评估，这煤矿自然是不值10亿元的，那都是炒作价格，或者说是期货价格，也就是未来5年、10年该煤矿正常生产时可能产生的价值。

　　问题在于，多数煤老板并没有10亿元的现金，而个体户的身份又从国有银行那里贷不到款，所以煤老板多多少少都会在民间资本市场上借贷，通常利率是年息20%左右。

　　假如煤老板资产负债率为50%，也就是他向民间借了5个亿，那么一年要支付的利息就是1个亿。每吨煤利润100元左右，120万吨的煤矿年毛利1.2亿元，扣除1亿元的财务成本，还有多少可赚？

　　这还是按风调雨顺年头的估算，一旦遇到政策、监管等方面的变数或者其他意外，煤老板面临的风险不言而喻。

　　当然，期货交易的诱惑在于预期。未来煤炭一旦涨价，煤老板们的春天就会来临，届时神木经济可能会迎来又一次勃兴。

　　(注：作者为榆林籍，现任《华商报》主任记者，长期关注陕北政经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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