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的多面人生

　　虽为清华大学物理系高材生，但于光远最终却成了经济领域的大家。同时，他还在哲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颇有建树。晚年时，于光远更是提出“玩学”，自称大玩学家

　　文｜《小康》记者 曹伟 北京报道

　　2013年9月26日凌晨3时，一代学术大师于光远先生于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作为一名学者，如果能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提出于国于民都影响很大的学术理论，足可欣慰。而于光远提出的这类理论，远不止一种。

　　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其研究领域的广泛度一样，于光远的诸多头衔亦见证着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轨迹。从宏观到微观，无论是参与国家未来命运走向的顶层设计，还是探索和呼吁国人生活方式的转变，治学态度专注严谨的于光远在这其中的影响都极为深远。

　　大家：参与市场经济

　　“我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于光远、薛暮桥、孙冶方三位先生是中国经济学界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培养了几代经济学人，对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曾在于光远身边工作多年的著名经济学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张卓元向记者谈及于光远时，做了上述评价。

　　虽为清华大学物理系高材生，但于光远最终却成了经济领域的大家。

　　1956年，于光远率先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迄今为止，已有三千多万字的著作，可以说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影响着中国几代人。

　　于光远的研究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文革’前，我们在大学里学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是于老先生等人合著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吕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1966年“文革”开始，三年后，于光远被下放至宁夏五七干校。在遥远的西北，虽然远离学术氛围，但在那里的三年，于光远却从未停止过学术上的思考。那时的于光远或许也没有想到，他的工作经历会随着邓小平的政治命运而波动起伏。1975年，已恢复副总理职务、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向中央提出建立一个新机构——政治研究室，由国务院直接领导。

　　已是花甲之年的于光远进入了政治研究室。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该室共有七个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和邓力群。

　　然而，随着“四人帮”的迫害，1976年，邓小平被迫再次离开政治权力中心，此时的国务院政研室也变得岌岌可危，但其最终还是“等”到了邓小平复出，直至1979年才宣告完成其历史使命。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却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前掀起了中国思想解放的浪潮。

　　在当时的中国理论界，按劳分配被视为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基础。1977年初，于光远第一个站出来，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

　　张卓元说，1977年，中国理论界开始拨乱反正，于光远“在经济学界是一马当先”。他连续组织并主持了五次研讨会，批判“四人帮”歪曲诬蔑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从理论上澄清了几个重大问题。

　　自此之后的几年，于光远的研究便涉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并作了开创性的理论研究。

　　据当事者撰文回忆，1977年2月25日，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在北京召开，马上引起很大反响，二次小范围的讨论后，紧接着又是两次范围更大的讨论，两年中，共进行了五次讨论，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

　　这是当年中国经济界的一次创举。在邓小平的支持下，1978年5月5日，国务院政研室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章，题目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六天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两篇文章引发了全中国思想解放第一次高潮。

　　1978年秋冬之交，中共党内高层开展了一次大讨论，这次端正思想路线的大辩论从一个哲学常识开始，那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的交锋，并与“两个凡是”短兵相接。于光远自始至终作为这次历史转折的见证人，他后来说，那段历史“对于今天和未来有用，甚至宝贵”。

　　后据媒体报道，于光远一直珍藏着邓小平亲笔拟就的那篇被看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3页纸提纲手稿。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亲自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讲话稿起草完之后，这份提纲手稿就一直留在于光远那里。

　　提纲上有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思想：一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明确提出“这是一个大政策”。这是改变长期形成并成为顽症的平均主义分配体制，以“先好起来”的示范作用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个基本政策；二是在强调下放自主权，发挥国家、地方和企业三方面积极性的同时，已清楚地预见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问题，大胆提出了通过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的观点。

　　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得极其可贵，并被认为是邓小平后来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最早萌芽。

　　后来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年之际出版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也成为于光远一生所著之书中最具影响力的书籍。

　　在2005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候选人资料中，推荐人对于光远的评语是：他是一个兼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深切的学术关怀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学术活动中，总是试图寻找二者间的支点，来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

　　于光远在2008年初撰写的“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一文中说，同那时(1978年)相比，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但是，要实现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现代化)的目标，我们面前的道路还很漫长，而且恐怕并不顺利和平坦。“30年前指出的民主不够、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今天并没有完全解决。有的问题根深蒂固，不是一时可以解决的，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

　　杂家：百科全书的人生

　　有人称于光远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936年，21岁的于光远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他曾一度梦想成为一名物理学家。但此后，于光远并没有延续这一领域的研究，而在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进行深入探究。

　　于光远对于哲学的喜爱，在初中时就已显露苗头。在上海读高中和大学时，他就爱看一些有关自然哲学的书。他最早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也是从自然哲学问题开始的。其本人生前就曾回忆，他因为喜欢哲学，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就选修了张申府教授的“形而上学”课程。

　　后来在于光远撰写的《学术自传》一文中对于自己的跨界研究有这样的记述——他刚开始是从跨界两门学科开始的。

　　“我的大学生涯是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度过的，可见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当一名社会科学家的意识。但是，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因为认识到革命不仅需要科学的知识，而且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于是我在保持对自然科学兴趣的同时，又逐渐对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和对社会科学理论的钻研，自然而然地又成为了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我的学术兴趣和研究经历展现了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即兼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但研究兴趣在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

　　于光远曾不止一次向别人提到，“要说研究成果，恐怕主要还在经济学和哲学方面。”但同时，他也涉猎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中国社科院在介绍这位该院早期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时称，他还对中国诸多交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例如自然辩证法、国土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与数量经济学、未来学、休闲学等。

　　其中还提及“此外，在伪科学甚嚣尘上时，他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对制止伪科学的泛滥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伪科学的反对，更多来自于光远的自我批判和反省。

　　于光远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宣部科学处和理论宣传处处长，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7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顾问；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曾任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对于“坚持真理”，于光远的眼中揉不进沙粒。有媒体报道，于光远经常对人讲起自己的“丢脸”事儿：1958年“大跃进”，他曾写过文章帮着鼓吹小麦高产。他还到毛主席那里汇报过一个省委报告下面把苹果嫁接到南瓜上，南瓜和苹果都长得多么多么大的事情，而事先，他并没有核实过。

　　于光远说：“这些丢脸事，我记了一辈子，时常讲起，讲给别人听，更是讲给自己听，时常警示自己。发生这件事情后，使我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我们不仅要重视发展科学事业，而且要重视捍卫科学精神。我认为，把丢脸的事讲出来就如同洗脸。讲一次就洗一次，越洗越干净。”

　　正是这种治学严谨的态度，成就了于光远在许多学科领域的成果。他倡导跨学科研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建立国土经济学；提出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学，先后出版了《经济、社会战略》、《战略学与地区战略》、《论地区战略》等著作。

　　他发起组织的“经济学活动周”，对各地区各部门拓宽经济思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消费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灾害经济学、环境(或生态)经济学、旅游经济学……他为促进以上这些学科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或许中国人历来都认为，“玩”是对生活和工作消极应对的方式，在很长时间之内都避而不谈。于光远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作为经世济民的大家与涉猎广泛的杂家，其实于光远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搞调研、做研究，真正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并不多。然而他在进入老年后，却出人意外地提出了一个在中国人看来并不属于褒义的生活状态——玩！

　　或许，除了于光远，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同时写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吃、喝、玩》、《儿童玩具小论》……这些看似不相干的书籍，而于光远也无愧于一部打开的“百科全书”。

　　于光远生平

　　于光远，生于1915年7月5日，上海市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7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顾问。1978年兼任马列所第一任所长。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和理论宣传处处长。1964年至1982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曾任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作为经世济民的大家与涉猎广泛的杂家，其实于光远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搞调研、做研究，真正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并不多。然而他在进入老年后，却出人意外地提出了一个在中国人看来并不属于褒义的生活状态——玩！

　　于光远休闲《小康》缘

　　于光远因最先倡导休闲文化、休闲产业和休闲经济而被称作“于休闲”，休闲学研究是他晚年对中国学术界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他也因此与致力于休闲领域研究与传播的《小康》杂志结缘

　　文｜《小康》记者 曹伟 北京报道

　　生前，于光远就曾开玩笑说过，将来自己的墓志铭上就写一句话：大玩学家于光远走了。

　　学到老，玩到老

　　他对玩相当有研究，他把玩看做“人的根本需要”。1983年，他写过《儿童玩具小论》；1988年，写过《玩具(大纲)》；1996年，写过关于“大纲”的《补充》。另据一篇纪念于光远的文章介绍，每当有朋友去国外或国外友人来访，都少不了给于光远带来世界各地、形色各异的玩具。

　　对于研究“玩学”，于光远喜欢引用《道德经》中的一句话：“多闻数穷，不若守中。”他认为，人的心灵要保持清净，而不要旁骛太多，没了章法和智慧。因为，人一忙就容易乱，头脑不清醒；人一忙也容易烦，心情不能和平；人一忙就容易肤浅，不能研究问题，不能冷静认真思考；人一忙就容易只顾眼前，不能高瞻远瞩。

　　在其所著的《休闲游戏麻将》一书，于光远就指出，休闲、游戏、麻将，都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由于它们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丰富多彩，我们的生命才充满阳光，我们生活的世界才有创造的源泉。

　　于光远说他永远不要落后于时代，早在2001年，他就开始率先研究并倡导旅游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并出书《吃、喝、玩》来表达自己“学到老、玩到老”的“大玩学家”观点。

　　这其中其实更多包含了于光远看准了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脉搏。于光远较早就曾指出，“休闲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

　　于光远也因最先倡导休闲文化、休闲产业和休闲经济而被称为“于休闲”，休闲学研究是他晚年对中国学术界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其实早在1993年，于光远就提出：“休闲产业的诞生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规律。”

　　多年间，于光远出版了多部关于“玩学”方面的书籍。就像20年前提出中国改革方向那样，于光远不遗余力为玩正名：“休闲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之一，休闲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休闲业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休闲、休闲业是一门艰深的学问，因此需要加强休闲学的研究。”

　　与《小康》的缘分

　　休闲业的发展的确伴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前进。作为中国国内较早关注“休闲产业”的《小康》杂志于2006年发布了中国休闲小康指数，此举也在当年被新华社称之为“开启了中国休闲元年”。当年这个指数是63.5，七年时间过去，据《小康》杂志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休闲指数已经达到了72.8。

　　《小康》杂志在休闲领域的研究与传播也引起了于光远的关注。

　　2007年，于光远为由《小康》杂志主办的中国休闲产业经济论坛发来贺信，并指出“休闲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

　　2009年10月，年届94岁高龄的于老亲自参加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学协会休闲研究委员会与《小康》杂志社等机构共同主办的“国际社会学协会休闲研究委员会中期会议”。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记者回忆，作为中国休闲学开拓者的于光远一莅临会场便将整个会议推向高潮。虽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关注着中国休闲产业的发展，并热情参与和休闲相关的学术活动。他为当年的大会题字：关注国计民生中的休闲；关注休闲中的人文关怀；关注休闲中的文化取向；关注文化中的休闲现象。

　　“人类正面临着‘休闲’带给我们的挑战和各种机遇。”于光远在论坛上指出，休闲问题是全世界需要特别关注的新的社会文化经济现象。他认为休闲是科学技术进步带给人类的一件最重要的“礼物”，它既可以成为人类“成长”的助推器，也可以因“闲”不当，而让人类沦为“魔鬼”。

　　休闲研究作为中国较为崭新的学术领域，正是有一批像于光远一样有识的大家引领发现休闲领域，并不遗余力地推动与促进，使中国的休闲事业一步步走入新的境界。正因如此，“2010中国(国际)休闲发展论坛”的主办方《小康》杂志社将“中国休闲终身成就奖”颁发给了这位中国休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