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统一的市场要让地方政府从争企业转向争人

　　20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五中全会，相继对做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做出战略部署。

　　时至今日，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带着很多旧体制遗产，妨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

　　在广受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经济学家华生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就目前我国市场经济所处的阶段、着重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如何进行土地流转、新型城镇化等改革热点问题一一回应。

　　华生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即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的提出者和推动者。

　　让地方政府从争企业转向争人

　　《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 从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年来，“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屡次被提及，您怎么看今天所提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与20年前的提法的背景及内涵的变化？

　　华生：我理解的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首先中国是统一市场的国家，但也明显的存在地区利益的分割和竞争。

　　过去中国有几类经济增长动力，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地方竞争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包括地方的招商引资，采取更优惠的条件吸引外资，各地开发区的发展，这都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其中地方政府就扮演了独特的作用，这在国外是少见的，地方政府扮演角色的好处就是有综合协调的能力，提供一站式服务，涉及到很多部门的问题当场就会给你协调，所以这个使得我们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的力度也是特别的大。

　　但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协调实际上是和市场经济还是存在矛盾的，因为各地方政府是根据行政地区划分地盘的，这个就跟“统一有序”的市场有冲突，比如地方政府的贸易保护，如果对地方经济利益有所损害的时候，就会有抵制。

　　这个时候提出“统一开放 有序竞争”，很大程度上和过去30年的发展路径有关，依赖地方竞争，地方割据的消极方面逐渐扩大，这个时候在政治上是加强统一，从市场角度说，是要打破地方政府人为的对市场的干预，尤其是行政性和保护主义的影响。

　　《21世纪》：这就涉及到分税制等改革，对地方事权和财权的一些调整。

　　华生： 对，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跟财政税收体系就有关系。现在的分税制，地方要想增加财政收入，在招商引资的地方竞争中就有自己的一个利益尺度。

　　换句话说，什么样的财税和分税体制就会影响地方政府什么样的行为，他会想如何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中央提出要建立统一开放的体系，就要从根本上改革体制，尤其是财政税收分配的体制。

　　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为什么容易出现问题，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

　　国的税收是以间接税为主，以企业税收为主，个人交的税很少，不像美国等西方国家，个人税收占一半以上。我们是企业主导，地方政府想增加税收就需要拉企业，没有企业就没有财政收入，这样就难免会有对当地企业的种种行政扶持和保护，所以就会影响统一市场。

　　个人税收为主的时候就需要争人，这就需要靠好的服务、社区条件来争取，从长远角度来说，各个地方都争人这就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比较一致。当争企业的时候，这个行为可能就会出现扭曲。所以，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和财政税收体制有很大的关系的。要实现这个目标，财政税收体制要有深入的改革。

　　改革首先要围绕两亿多农民工

　　《21世纪》： 对三中全会有人期待是“三位一体的改革”，有人讲“五位一体的改革”，也有学者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的2.0版，你提出通过社会改革推动整体改革，其中也涉及到包括新城市化、土地改革等很多方面，怎么看待这种多维度推动改革的思路？

　　华生： 从经济改革来说，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尤其市场经济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社会和政治都要发生变化，对于这些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怎么走显然大家认识是不太一样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挑战。

　　目前来看，这次三中全会主要还是集中在经济体制方面，其他的是辅助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和20年前的改革有什么不同，重要的不是区分几维，关键对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特点有清晰判断。

　　新世纪以来，中国开始了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新阶段，现在各种社会矛盾，都和这个时代连接在一起。20年前，农民工还刚刚进城，现在两亿多已经进城了，但这两亿多并没有融入城市，而是处于一个断层上面。

　　那么这个阶段要解决“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不能脱离这个时代特点，两亿多人在这里不上不下。

　　克强总理说每年还有一千万的人口要转移，两亿多还安定不下来，再过十年变成三亿多，社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同时这些人大多数子女还在乡下，那么中国经济打造什么升级版都很困难。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这么高，这些人根本进不来，这个情况是中国独特的。

　　《21世纪》：我们在其他国家找不到经验，自己又面临着双重转轨的过程，你认为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由何处突破？

　　华生： 要紧紧扣住城市化转型的时代背景，因为这个阶段就是几十年。

　　改革首先要围绕这两亿多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家属大约有三四亿人口，差不多是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怎么办？包括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我们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深圳，本地户籍人口只有几百万，常住人口几千万，这些常驻人口都没有选举权，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广东经常发生外来人口和本地原住民的冲突事件，从统一市场的角度来说这些是不可想象的。

　　“统一开放”从户籍制度就没有开放，社会福利制度都不是开放的，认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知道该干什么了。

　　《21世纪》：你觉得在市场经济体系建立的漫长过程中，当下中国，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向城镇转移的这部分人口问题？

　　华生：对。这不是一部分人口，是占中国社会人口的大多数，逐步都在转移。按照世界上城市化发展的规律，城市化率超过30%是刚刚进入加速期，到城市化率到70%以上才会慢慢放缓。而且这个转型与经济增长方方面面相联系，劳动力不升级，经济怎么会升级？不能单纯靠环境投入、人力投入，因为人口红利也开始减少了，环境透支已经很大了。也不能仅靠投资，我们的投资比率已经很高了。

　　下面要靠提高全要素生产力，需要把人力从生产效率低的地方向高的地方转移，但现在转移出现了问题，他没有地方住，安顿不下来。后面的人看到前面的人都在大街上，他怎么转？会影响这个过程。

　　另外一方面，转移过来需要提升他的人力资本，不仅他需要提升，他们的后代也需要提升，所以这就带来了财政税收制度要改，户籍制度要改，住房政策要改，土地制度要改，要解决现在社会存在的问题，不改的话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比如现在经济发展动力就已经不足了，就业的问题、蛋糕分配的问题就更加紧张。社会的紧张度更不用说了，层出不穷的犯罪情况大多是什么人？都是看不到发展前景的人。这是和社会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最后可能会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

　　不能让大资本下乡圈地

　　《21世纪》：这部分人除了要解决在城市落脚的问题，原来在老家的土地，包括土地确权流转等改革方案，您觉得土地流转改革如果推进应该注意那些问题？赞同什么？反对什么？

　　华生：农民进城之后，土地要流转转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明确两条，第一是进城的农民可以安居下来，如果20岁农民工进城，四五十岁又得回去，土地处理掉了，他回去之后怎么办？土地可以流转，但是前提是他得有新家，否则把农村的土地转了，将来会出大问题的。

　　第二，土地改革是为人的城镇化服务的，是为农民工进城服务的，还要为留下来务农的农民服务。不是首先为资本炒作赚钱服务，也不是为地方政府好大喜功服务的，不要把关系搞颠倒了。这也就包括了把土地流转给谁的问题，如果全村20户人家，18户进城了，那么土地要流转给谁，应该流转给剩下的这2户，这样将来农村和城市的差距才能缩小，最后就变成2户人家种原来20户的地，规模扩大了，生活水平也会提高。所以我说，地应该流转给留下来的农民。进城的农民成了市民，留下来的农民也富裕了，这才是良性循环。

　　所以不能让城市资本获得这些土地，否则剩下来的农民会更惨。农民即便要想改善生活，要扩大规模，怎么能和城市资本竞争呢？他没有办法竞争的，你想邻居走了田不种了，我作为农民出点小钱把它拿下来是可以的，但是大钱是没有的。

　　《21世纪》：没错，如果卖给开发商，或者其他城市资本，就能获得一笔相对较高的补偿，可以帮助农民在城市买房子，但是如果卖给其他农民，他没有一次性补偿这个能力，怎么办？

　　华生： 乡村的土地、偏远地区的地卖不了什么钱，靠这点钱进城买房子基本不靠谱。要解决农民进城安居问题，关键是让他们在城市分享土地和住房权利。所以资本下乡，对离开的农民没多大帮助，但对留在村里农民打击却是致命的。资本一搞就是几百亩地几千亩地，搞所谓现代化的经济作物，观光农业，那么剩下的农民和他们肯定没办法竞争了。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城市化转型期是严格禁止资本下乡的，美国的主要农业州也是禁止资本下乡的，因为农业最适合家庭，即使种几千亩土地，现代化耕种用不着公司化。而且美国是人少地多，中国8亿

　　农民，就算再过20年，我们还有1/4的人是农民，人均也是才4亩地，如果搞大农场，那其余的人去干嘛？凡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土地有限。台湾、韩国、日本都没有农场，也只是专业农户。

　　中国一共18亿亩农地，所以不能违反规律胡干。严格的来说，土地流转应该是先进行土地整理，去掉田埂整理成块，比如韩国日本台湾都是政府大力推进土地整理事业，帮农民做土地整理，而不是带着功利心去琢磨人家的地。土地改革方向不能错，如果错了，中国会大折腾了。资本下乡可以，不能圈地，只能做产前产后服务，这也是国际经验。

　　政府不能简单的简政放权

　　《21世纪》：有学者提出政府要从“发展型政府”向“现代政府”转变；从初级的、运行低效的市场须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过渡，现代政府和成熟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您觉得这样的转变应如何完成？如何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华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任何东西都不能绝对化。比如人，成熟了也老了，欧洲美国成熟了，经济增长2%就不得了了，因为我们不成熟，现在才有活力，增长才能达到7%-8%。 即便我们有劣势，但有很多的提高方式，比如农民一转，提高生产力， GDP相应提高了。

　　在这个阶段上，政府要是完全服务型的政府，不起发展的作用，也不切实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现代化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政府都是起很大作用的，这跟发展阶段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要注意到随着发展程度的提高，政府要逐步的转型。转型其实是一个过程，和人成长一样。因为我们还在发展，今后的20年是转型的主要时期，因为城市化转型还在过程中，政府要适应这个变化，所以政府要从越来越多的领域退出来，服务做的少的领域要开始做好。

　　《21世纪》：这跟大家现在讨论比较热烈的“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也是相似的概念。

　　华生：其实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是永远的问题。美国前总统里根说过，政府不是答案，政府本身是问题，说明美国也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共和党就批评奥巴马是大政府，搞全民医疗。所以这不仅仅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没有政府，黑社会出来了，那更麻烦。

　　政府和市场是对冤家，要把问题看透彻了，没有一个清楚的边界，划完守住就万事大吉了，需要不断探索，有人觉得有好的边界我们没有去做，我是不相信的。但是要看到中国政府现在管得太多，要大规模减少审批、下放审批权。但是简单的说下放审批权，达不到目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放就会乱，一乱又需要统，真不管就出事情了。因此中国过去总在“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中循环。

　　今天其实政府放的还很有限，百姓和公司要办事情经常很难。怎么才能放而不乱呢？要学习西方法治国家的办法，从审批制度改到门槛准入制。比如说设民营银行，谁能办要找关系，那还有统一市场有序竞争吗？要学习法治，设立门槛，符合条件申请就可以了，没有问题就让人家过，没有达到门槛的话，找谁都没有用。审批是人治，不是法治。民营银行现在炒作得如此厉害，但是谁能办民营银行，没人知道。或者给个低门槛假门槛，如企业上市，但够门槛后能不能上，还是政府说了算。

　　《21世纪》：在推进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过程中，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国资改革，想要让国企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按办企业的理念和规律经营，未来对国企改革的趋势是怎样的？

　　华生：在今天的政治架构下，核心问题是首先解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问题。私有化问题复杂，争议更多。

　　政企分开在党里的文件已经说了几十年了，但是分开了吗？企业都归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管，这都是政府手上的工具，这步都迈不出来，就没有必要探讨更复杂的了。第一步是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新加坡淡马锡，包括到中国投资的哈佛基金会，美国的很多基金会都是公有的，问题不是谁有，而是如何运作的，所以要先走第一步。

　　《21世纪》：您是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推动者，您觉得现在我国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建设，关于政府调控价格方面，应如何进一步理顺要素价格？

　　华生： 我以前讲过关于价格双轨制改革这一块，现在能源资源部分还没改完，商品价格还没有扫尾，如油、电、水、气等等，既因为存在垄断性，也因为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改革的阻力很大。我们看那些所谓价格改革的听证会，社会现在很难达成共识。要素的价格如利率、汇率的市场化，用人用工和福利制度的户籍歧视、身份歧视都涉及到太多既得利益结构调整，这里需要有大的改革决心，而且既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