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国经济重在改革“有为”

　　无论是释放市场潜力与活力，稳定经济增长，还是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化解潜在风险，都有赖于改革的深化，需要突出强调改革的增长效应

　　文/余斌

　　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期，总体态势趋于稳定。预计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略高于7%，CPI涨幅3.5%以内。现阶段，维持7%～7.5%的GDP增速，既有利于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也有利于逐步增强微观主体对中速增长的适应能力。

　　今后一段时间，应继续坚持宏观政策稳定、微观政策放活、社会政策托底的总体思路，稳中求进和以稳促进相结合，在维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着力深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激活、释放市场潜力与活力，积极引导、改善市场预期，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推动我国经济转型有序平稳进行。

　　从本质上讲，经济危机和体制改革，都会触发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前者是一种市场的自我纠正，冲击和震荡力度更强；后者是一种风险意识下的主动调整，方向会更清晰，短期冲击相对较小，但达成共识并付诸实施比较难。我国新一轮改革的重启，其实已经开启了一场“改革与危机的赛跑”。而如何在推动有效改革与坚守风险底线之间寻找平衡，成为决定这场赛跑结局的关键。

　　增长仍然面临下行压力

　　目前，欧盟正逐步走出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并推动全球市场信心改善，但也存在失业率和私人部门负债率偏高、结构调整缓慢等问题，经济增速超过1%的可能性较小。

　　美国经济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就业状况逐步改善，美联储开始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由此导致流动性收紧和利率上升，将抑制房地产复苏和私人消费、投资的增长，经济增长将有所放缓。

　　日本实施非常规宽松货币政策、汇率大幅贬值和刺激性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导致能源资源进口成本上升、物价和长期利率上涨、政府债务压力增加等，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到1.5%左右。

　　美欧经济复苏有利于新兴市场的稳定发展，但需要高度关注美国QE退出的影响、资本流动的冲击，以及通胀压力等潜在风险因素。

　　总体上看，201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略高于2013年，发达经济体逐步回升、发展中国家相对减速的增长格局将维持不变，我国外部经济环境和外需状况有望小幅改善。但受出口竞争力变化和占发达国家市场份额缩减的影响，预计2014年我国出口增长仍将维持在8%左右的较低水平上。

　　2014年国内投资、消费的增长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占34%，房地产占25%，基础设施占21%，三者合计占比达到80%。

　　受终端需求不振、产能过剩及利润偏低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总体趋缓，内部结构继续分化；融资平台负债率较高、税收收入下滑、土地收入增幅下降，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能力明显不足；房地产区域格局日益分化，三、四线城市供给已相对过剩，部分城市库存较高，房地产投资增速趋于下降。

　　在居民消费升级、政府增加民生支出等带动下，文化体育、商务服务、节能环保、批发零售等产业投资有望继续高增长。但相对于基建、房地产和传统制造业，成长性行业支撑作用尚不足，预计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有下降。

　　随着“三公”消费泡沫被挤出，高端餐饮、娱乐、礼品、会展、旅游等产业受到一定冲击；商品房销售前景不容乐观，与住宅相关的装修、建材、家电、家具等消费将受抑制；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企业效益不佳、结构性就业困难等，也直接影响消费增长。

　　同时，电子商务、信息网络、小额贷款服务等持续完善，信息、文化、教育、健康等消费热点不断涌现，高端餐饮娱乐场所有望积极面向市场转型，消费结构逐步改善。预计201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有上升。

　　着力化解五大潜在风险

　　当前，经济运行中需要高度关注并着力化解以下五大风险。

　　其一，资金供给宽松与价格攀升。从宏观看，近年来货币供应量增速明显高于GDP名义增速，社会融资规模快速扩张，流动性总体充裕。与此同时，货币市场流动性偏紧，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上升，“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普遍存在。

　　其根源在于，金融系统资源错配、期限错配等，大量新增资金被直接或间接配置到房地产、基础设施等领域。房地产泡沫和隐形政府担保，支持货币信贷的快速扩张，扭曲金融资源配置，推高市场利率，并挤出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其二，房地产市场趋势性分化，泡沫膨胀与崩溃风险并存。经过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以后，房地产市场区域格局发生了趋势性变化。三、四线城市呈现住房和土地供给“双松”状态。由于住房供给持续增加，人口集聚速度趋缓，三、四线城市开始出现供大于求局面。

　　与此相反，一、二线城市则呈现住房与土地供给“双紧”状态。由于就业吸纳能力强和公共服务较为完善，城市规模仍处于持续扩张状态，刚性需求旺盛，但这些城市住房用地占比偏低，土地和住房供给相对不足，价格上涨压力较大，导致泡沫进一步膨胀。

　　其三，地方财政收支压力与债务潜在风险加大。2010年以来，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新增贷款有所控制。地方融资平台被迫转向“影子银行”融资，银行表外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加速脱媒。经济增速回落使税收收入增长放缓，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土地财政收入，而支出刚性强，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

　　其四，产能过剩调整较为缓慢。市场需求不足，往往导致整个行业处于利润低下甚至亏损状态，企业大面积破产倒闭风险增加，有可能引发金融和财政风险。同时，低水平恶性竞争，使优秀企业无法脱颖而出，行业不能顺利实现优胜劣汰和转型升级。加快产能调整，是实体经济重新恢复稳定盈利能力的关键。但众多产能过剩行业，正是地方保GDP、税收和就业的重点，往往得到地方政府的多种扶持，加上没有形成有效的退出机制，很多“僵尸”企业被迫艰难维持，产能调整步伐缓慢。

　　其五，出口竞争力有所下降，国际市场份额缩减。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在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下降。在国内完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在2012年出现十多年以来的首次下降。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仍将对美元缓慢升值，而与我国形成竞争关系的其他国家的本币大多保持弱势，将继续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深化改革是根本举措

　　1960年以来，全球有101个国家经过短期快速增长，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到2008年，只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等13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完成了追赶任务，迈入高收入行列。大多数国家在追赶过程中出现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从经济增长速度看，存在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情况：一种是成功实现工业化、基本完成追赶任务后的增长减速；另一种则是在追赶任务没有完成、增长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时，因体制、战略、政策调整滞后或出现失误，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甚至倒退。

　　201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低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经济增速自然回落的时点，又高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收入水平。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用典型的国际经验难以充分解释。这一方面说明，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快速崛起，历史上没有先例，当今世界也不同于以往，国际比较存在一定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机制更加复杂，增速回落具有一定特殊性。

　　我国人均GDP超越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期，但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落入陷阱的风险因素。例如，城乡、区域、行业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这些问题的存在，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瓶颈，导致经济增长在追赶进程尚未结束时出现回落。如果处理不好，则落入“非典型”中等收入陷阱也不完全是杞人忧天。

　　从另一个角度看，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往往都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顺，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我国在人均GDP相对较低时出现增速下降，也说明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红利所在。

　　现在，从稳增长、控风险的角度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突出强调改革的增长效应。增长阶段转换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高速增长期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速增长会自然到来。

　　如果新旧增长动力的接替不成功，新的发展方式未能及时确立，中速增长也难以稳住。一旦经济增长出现大幅下滑，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相反，如果能够在新的增长平台上保持相对稳定，则为市场主体的自我调整、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新一轮改革的起始阶段，也是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选择和优先出台增长效应明显的改革举措。如打破垄断，放宽准入，取消不合理限制，提高基础产业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完善产品和要素市场，纠正资源错配和扭曲，等等，都能释放被抑制的增长潜力。□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