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突破年三大关键点

　　成功的改革释放的是增长发展的红利，改革与经济减速没有关系。只要在具体改革中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预案，改革出现困难的时候，就能做到心里不慌，从容应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2014年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举措的起始年，许多改革政策研究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全社会大的改革共识已经形成，在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基础上，如何具体推进诸领域改革，仍存不少亟待破解的难点障碍，和需要准确拿捏的分寸及平衡点。比如，改革对近期的经济发展会带来何种影响？经济倘若出现波动会否影响改革的进程？如何避免因利益集团的阻挠而偏离既定改革轨道？等等。

　　“对这些难点要有足够的认识，对改革可能遇到的风险与挑战保持警醒并作出预见，这是坚定不移实现改革目标的关键。”具体到201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在经济存有下行压力时，改革时机与策略的把握尤为重要，“至少在今年推出改革措施的时候，有利于稳增长的、调结构的改革措施先往前排。比如说放宽市场准入。”

　　要有风险应急预案

　　“大规模地启动改革，如何确保不主动引发难以驾驭的系统性风险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国务院参事夏斌认为，中央下决心转变发展方式，提出“不以GDP论英雄”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限，但改革不可避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影响。改革关联经济增长速度，也关联就业。在进一步加快改革的同时，要保持经济增长总体态势的稳定。

　　除了改革可能带来的短期影响外，国内国际面临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国内方面，一是业已暴露的风险需要释放和化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认为，现在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扩大投资，这就要增加政府的负债，而现在政府债务率已经较高。与此同时，三、四线的城市房地产风险已经暴露，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仍然严重。对此，他表示，不能因为担心违约就埋起来，越埋越多总有一天会埋不下去，“要允许可控的局部性风险的暴露，以此把风险释放出来。”

　　二是产能过剩的矛盾需要着力攻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表示，2013年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又上升了，但贡献率的上升不是因为投资增长速度上升，而是投资增速下降的同时，新增固定资产产能的大幅释放。

　　他进一步指出，2003～2007年，新上项目投资的增速高出新增产能4个百分点，2008～2010年高出5个百分点。现在却倒转过来。新增固定资产产能释放增长的速度，比新上项目投资增速高出8～9个百分点。王建因此认为，产能的释放进一步加剧了生产过剩的风险。

　　国际方面，美国经济仍旧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认为，“今年世界形势如果出现大家预料不到的事，最可能的就是美国经济表现没有大家预期的那么好。”多位专家也表示，在美国金融泡沫没有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对美国经济给予较高期待并不现实。

　　综合改革影响、国内困难和国际风险等因素，王建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在2014年出现一定的波动，既可能是改革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也可能是国内长期积累的风险和产能过剩等矛盾所致，还可能是国外风险对国内的传导。

　　“如果经济出现较大的波动，判断出是哪一方面因素所致，并采取相应的应对举措是为必要。”王建表示，“作好风险应急的预案，这是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基础。”刘世锦进一步建议，“坚持底线思维。改革应该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推进。从最不利的状态进行考虑，做好预案，出现困难的时候，心里不慌。”

　　改革不能等更不能停

　　强调推进改革难点和风险的同时，数十位专家共同的心声则是，改革不能等更不能停，“不能因为改革面临风险，就因畏难而使改革止步不前。”

　　首先，改革任务繁重，要有轻重缓急，协调推进。三中全会部署的60条改革任务，涉及到330多项改革措施。对于诸多的改革任务，刘世锦认为，当前还是需要适当的集中，形成几个重点领域，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同时改革还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的改革也需协调推进，要防止改革措施的分散化、碎片化，不能顾此失彼。”

　　其次，部门意见如何加强共识，统一部署，协调推进。夏斌表示，中央推进改革的决心很大，但具体到各个部门，意见不一致是必然的，“各个部门有不同的管理机制，且目前部门管理存在着交叉、重复甚至是矛盾的地方，各自出发点不一样，最后的意见就不一样。”

　　再者，如何确保改革有足够的主动性。2014年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举措的第一年，但有学者将一些部门新年新政与往年工作内容相比较发现，工作的计划大多是原有计划，并未真正将改革部署贯穿其中。一些地方在改革方面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都在等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工作任务计划。大有“领导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之意，而不是主动去寻求突破。

　　针对改革面临的这些难点，夏斌表示，改革的方案和举措，不能苛求十全十美，而是要保证决策机制的科学有效。各项改革方案的提出，可以委托党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研究，也可以在社会研究机构当中公开招标，比如聘请组建固定的或临时的专家小组，适当聘请海外专家参与其中。

　　其主要任务是，在各有关部门提出的改革方案在社会征求意见的同时，提出评估意见，包括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改革方案的意见，这样再给专项改革领导小组决策定夺。他特别强调，对有关部门就改革方案协调会签中的不同意见提出第三方独立的评估意见，以便专项改革领导小组减少自己重复调研的时间，缩短决策的进程，加快推进改革。

　　刘世锦则认为，应根据不同的改革类型分别采取不同的改革策略：

　　一类是攻坚型的改革。看得比较准、风险可以承受的硬骨头式的改革，要趁现在的改革势头，集中力量实现突破，不能再往后推，以致错过改革的时机。比如政府职能转变、国企转型、财税体制改革、服务业开放等问题。

　　另一类是探索性改革。这一类改革方向和目标都已明确，但改革的路径和方法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对这些改革，鼓励基层开展试点，在试点基础上选择路径。比如说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房产税改革等。

　　改革与经济减速没有关系

　　当前，业界围绕着改革和增长速度之间是否有替代关系存在着不小的争论。有观点认为，改革和增长速度有替代关系，也就是说，要想改革，就得牺牲点速度。国外甚至有人将现阶段推出的改革概括为“抑制增长型的改革”。

　　还有观点认为，改革本身就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在谈及户籍制度改革时，更多的聚焦点是放在会给城市带来多少成本，但少有人去计算因此而带来的收益。

　　针对上述观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这些话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总体来说，改革释放出的主要还是红利，“改革在相当多的领域，可以直接带来经济增长速度。”

　　对于当前经济增速的回落，蔡昉表示，更多是因为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受到制约，成本不断提高。以前资源配置就可以带来生产率较快的提高，现在空间大幅度缩小。他的判断是，目前的增长速度下降和改革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认为改革和经济增长有替代关系，其实不利于改革的推进。”蔡昉说，假如人们认为改革成本很高，形成改革共识就比较难。尽管改革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但对待改革的积极性是不一样的，具体到实际操作上就会有更大的不同。

　　“如果你看不到改革可以带来收益的话，你可能丧失改革方式的选择。”蔡昉由此指出，只要改革总体带来收益，有的既得利益就应该付出成本，有的虽不是既得利益，但可能也要付出一些成本，“可以用改革的净收益补偿那些应该得到补偿的利益受损者。”

　　黄益平也认为，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关键是平衡短痛和长痛的问题。一些改革措施，其最终针对的是长期增长潜力。从时间跨度上，改革举措有一些是短期可以见效的，有一些则是长期才能见效的，“看待改革红利和改革前景，不应简单看它短期的增长潜力是正作用还是负作用，而应当考虑长期的可持续性。”

　　“改革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红利，也是中国走向未来的最大红利。”王一鸣最后向本刊记者表示，“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实现改革新的突破，构建新的发展动力系统，才能在原有红利逐步减弱后，培育和创造新的红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