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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副省长张剑飞:城镇化要防止贪大求洋

2014年03月04日00:38  中国经济周刊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副省长张剑飞:

  “老型城镇化”浪费巨大,让我们勤而不富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姚冬琴 | 北京报道

  当了6年长沙市市长、去年底刚刚升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张剑飞,依然没有丢掉做市长时“注重细节”的习惯。

  2月22日,张剑飞参加央视财经频道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对于城镇化这个宏大的话题,他侃侃而谈,从建筑色彩、城市雕塑,到路灯、道旁树,用众多案例来说明中国过去20年城镇化所产生的种种问题。

  “新型城镇化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新型城镇化一定要着力解决过去‘老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实现更高水平的城镇化,可能就是新型城镇化。”张剑飞说,不能一谈新型城镇化,就先想到一个农民工进城可以带来20万元的投资,全国加起来30万亿到40万亿元,就能有土地指标、投资规模、项目……所以要加快城镇化速度,这是功利主义的城镇化。

  张剑飞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城镇化最需要把每个细节都做好。“我们现在不缺大的思路,缺的是把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做好。老谈战略,不就浮在面上了嘛。细节跟战略相比,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反对建设造价奇高的异型建筑

  过去10年是我国城镇化速度最快的10年,城镇化率平均年增加1.36个百分点。截至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3.73%,也就是说,7.3亿人口居住在城镇。但是,在速度提升的同时,城镇化的质量并没有明显提高,反而产生了诸多问题。

  张剑飞表示,比如,在城镇化高速推进的同时,出现了耕地资源被大量消耗的情况。长三角、珠三角的许多耕地被用来建设城市。现在推进新型城镇化首先就要关注集约用地,不要宽马路、大广场。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用最少的资源、最小的环境影响,实现较高的生活水平。

  张剑飞说,过去修路,讲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强调宽、平、直,带来了大量的生态环境破坏。如果按照自然的理念,依山就市,不仅减少资源破坏,同时也与环境协调,做到美观。

  城镇化还需要科学规划,要打破过去的惯性思维,缓解大城市病,方便交通出行。“比如,很多人想到城市形态,就是‘一轴两带’、‘一主三副’、‘一网五纵六横’这样宏大的规划。中国每个县城都请了知名规划院做规划,但这些规划并不能保证是好的城镇化。”张剑飞说,城镇化过程中要防止贪大求洋。

  为什么我们勤劳而不富裕?张剑飞认为,在过去城镇化过程中浪费了大量的财富是原因之一。现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城市建设要科学规划,努力建设高质量、耐久性的工程。“工程的耐久性提高一倍,资源的消耗就下降一半,建设高质量、耐久性的工程是最聪明的集约,绝不能再干60年代房子80年代拆,80年代房子90年代拆,搬出了施工队,搬进了维修队,这样我们的财富没有得到有效的积累。”

  他还反对建设造价奇高的异型建筑。在国外一些城市,建筑风格相对统一、色彩素雅,街区整齐,显得城市很精美。

  2009年,《长沙市建筑色彩管理规定》下发,要求塑造统一和谐、丰富有序的城市建筑色彩形象。张剑飞说,对长沙的部分建筑进行外立面简化、色彩调整后,建筑显得漂亮,城市也显得宁静。

  农民市民化,必须强调权利、义务对等

  《中国经济周刊》:农民工的市民化,也是当前城镇化过程急需解决的问题。要把农民变成市民,湖南打算怎样做?

  张剑飞:现在有这么多农民在城市工作,并没有很好地安顿下来,那你再去城镇化,再去吸引人,干什么呢?得先把这些人的问题妥善地解决。

  农民工的市民化,要客观看待,我感觉这个问题被夸大了。现在,比如说像长沙,700万人口,300万在农村,400万在城市。可以说,你找不到几户人家愿意把户口迁到城市来。在农村,种粮有补贴,还有新农合、养老保险,迁到城市来没有什么好处。关键在于使农民工的收入和城市居民相匹配,医疗、养老、农民工子女上学,跟城市居民相匹配,享受的是一样的公共服务就可以。

  但是,这里面有个条件,必须要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你的贡献越大,享受的待遇就越高。

  宅基地流转或导致“逆城镇化”

  《中国经济周刊》: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如何保护好农村,建设好农村?

  张剑飞:要保护农村,从根本上还是要用经济杠杆。如果我们想着中国农民的2亿多亩宅基地可以卖40万亿元,大量流转宅基地, 农村最后肯定留不下东西来。现在,随着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小汽车进入家庭,有一个现象是,农村建房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农村宅基地权益是法定权益,爷爷、父亲、儿子、孙子都要宅基地,有无限的需求。一旦宅基地进入流转,可能农村现有的承包地都会拿去做宅基地,城市人也会到农村建房,出现一种“逆城镇化”的模式。对此要加强管理,对基本农田、宅基地的管理。

  对于农村土地流转,我也有一种顾虑。现在一亩地种粮食一年有600元左右的纯收入。如果进入商业化的流转,首先要给农民600元,然后还要请人来种,没有效益怎么办,就种蔬菜水果、种苗木。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大家都不种粮食了,将来吃什么?所以,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还要考虑粮食战略安全、农产品价格问题。

  政府债用了很贵的、期限不匹配的融资方式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城市建设、城市投资。在城镇化过程中,作为地方领导,如何突破“唯GDP是从”的理念呢?

  张剑飞:现在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经济建设是什么?肯定是要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所以我觉得,追求GDP没有错,关键是要科学。比如说,违背市场规律,不顾环境保护,不顾资源约束地追求GDP,那是千万搞不得。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政府就有更多财力来解决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您分管城乡建设,也分管金融。您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该如何很好地借用金融力量,同时又避免地方债过于庞大?

  张剑飞:我们现在进行城市建设、地铁建设、桥梁建设,服务年限大多是50年、80年、100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如果用当期的财政收入来支付一个服务百年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的,需要金融工具。假如我用三年的财政收入建成了地铁,这三年,老百姓全部勒紧裤带,之后的人不用付费,只享受,是不公平的。所以,政府负债,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对于政府债务,关键在于,一是规模问题,不能超过政府的承受能力;第二,要干该干的事情,最有效地使用资金;第三,经常项目下不能贷款。意思就是,政府运转都没钱,那你永远还不清。

  政府债这方面,我们由于过去重视不够,金融工具不够多,现在,我们在最需要用钱的时候,用了很贵的、期限又不匹配的融资方式。在国外,地铁、城际铁路发债,期限大多在20年、40年,利息可能在3%、4%左右;而在国内,现在不少政府债期限是3年、5年,设施还没建完就要还钱了。贷款利息8%、9%,甚至有的百分之十几。所以,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发挥好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为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提供规范透明、成本合理、期限匹配的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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