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敏尔 贵州省省长

　　●陈敏尔，“60后”省部级官员，比起理论和数据，他更倾向于生动的描述。他不避讳贵州的贫困，但坚称不会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对立，谈到贵州扶贫、城镇化、政府改革等话题，他的言论让人印象深刻。

　　以政府的权力减法换取市场的活力的加法，以政府的工作效率提升企业的发展效益，以政府公务人员的辛苦指数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陈敏尔谈政府自身改革的理念

　　精准扶贫

　　“不能用手榴弹炸跳蚤”

　　新京报：你曾在东部发达省份工作过，这对你后来到贵州参与“扶贫”工作有帮助吗？

　　陈敏尔：说来很巧，我在宁波任市委副书记时，分管三农和扶贫，当时帮扶对象是贵州省黔东南州，后来调到贵州，以前是想办法怎么帮扶贵州，后来是想办法怎么让贵州得到更多帮扶。

　　新京报：那扶贫贵州，带来了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陈敏尔：贵州还有较多的人口属于贫困人口，政府帮扶有个扶什么、怎样扶、怎样扶得更高效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这次来贵州团讲了，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三个“真”都讲得非常好。

　　他说精准扶贫，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不能用手榴弹炸跳蚤，这非常生动形象。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精准扶贫”？

　　陈敏尔：谁贫困？因何贫困？他在哪里？这个“他”要到人，说某地区、某县、某乡，不够，要某村、某户、某人，扶贫对象越具体就越精准。

　　还得知道他需要什么，不同地区的人，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民生需求，扶贫内容越实在越有针对性就越精准。

　　还有就是方式方法要直接，不打弯。

　　新京报：怎么理解“直接，不打弯？”

　　陈敏尔：扶贫很多都是要一竿子直接到扶贫对象身上去，不然中间能量就消耗掉了。比如我们从今年开始，扶贫项目管理下放，扶贫资金审批权力下放，省委不要直接管项目管资金，至少分到县，要相信下面的人比我们更聪明，比我们更有感觉，更直接。

　　还有，扶贫的精准性是个性，还得有共性的内容，就是要做好农村基层基础设施问题，让毛细血管畅通，还得有造血的能力，让大家自己有发展的活力与内生的动力。

　　城镇化建设

　　小城市城镇化并没冒进

　　新京报：贵州近些年开展“生态移民”工程，作为扶贫的一种方式，效果如何？

　　陈敏尔：要生态移民的地区，往往是原居地不具备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基础设施上不去，如果上去又要很高成本。

　　新京报：能举个你接触过的实例吗？

　　陈敏尔：比如我们一个村有18个变电站，但亮一个100瓦的灯泡，旁边还得备个蜡烛，这很典型。一个村18个变电站这能行吗？成本花得起吗？即使我们有好灯泡，但没有充足的电流，电压上不去，还得用蜡烛。

　　这样的地方，遵循自愿前提，有序地组织移民。移到县城、产业园区，让他们有房住，有工作，能得到基本的保障。

　　新京报：这是否意味着最后还是落脚“城镇化”？学界有观点认为，一些省份存在城镇化冒进现象。

　　陈敏尔：城镇化冒进往往出现在大城市，中心城市越来越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也有城市的空心化、空城化问题，对于这些，“冒进”的帽子可以戴。

　　但小城镇，我认为没冒进，是后进，是城镇化水平太低，所以要高度重视小城镇建设。小城镇上连大县城，下连农村，要规划小城镇，加大小城市城镇化进程，这有利于中国城镇化和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它是个统筹的接合部。

　　政府改革

　　减政 减负 减支

　　新京报：贵州在推进政府改革，包括政府职能建设方面，有没有新的考虑？

　　陈敏尔：有啊，我们首先是三减，“减政”，下放权力、转变职能；“减负”，减少对企业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减轻企业和民众负担；“减支”，政府减少支出。

　　新京报：先前提到的扶贫管理项目、资金审批下放，这是不是也属于简政放权的内容？

　　陈敏尔：这都是改革的内容，是指令性的，必须的。

　　新京报：这些改革已经开始实施了吗？

　　陈敏尔：都有数据可以支持，如审批事项减了多少项，行政支出减了多少钱。还建设了公共资源的交易中心、电子政务中心。

　　政府自身的改革必须作为重中之重，你光叫别人改是不行的。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实习生罗婷

(原标题：政府权力做减法 市场活力做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