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难治的顽疾

　　五花八门的手段

　　回顾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腐败是封建时代一个无法根治的毒瘤。而最普遍、最熟练运用这种敛财、枉法工具的，还是掌握着大小权力的官吏们。

　　中国历史上几个著名的贪官，无一例外都是权臣。东汉外戚梁冀，专断朝政近20年，被迫自杀后，其家产没收、变卖所得相当于东汉政府一年租税收入的一半。南宋宁宗时的右丞相陈自强以卖官鬻(音同裕)爵闻名，但凡有人来求官，他都派人先谈好价钱。地方官呈送到京城的公文封函上，如果没有注明“某物多少一起献上”，他根本不打开。

　　到了明清时期，官员腐败已成常态。据历史作家张宏杰统计，朱元璋刚坐稳天下，腐败就开始蔓延：刑部尚书(相当于部长)收受罪犯贿赂，指示属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代替罪犯坐牢；宝钞提举司(相当于印钞厂负责人)和户部官员勾结，印了700万锭纸币，自己私藏了143万锭；兵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借抓捕逃亡军人的机会，收受军人家属贿赂22万锭……那些远离朱元璋视线的地方官员，胡作非为的程度更加惊人：苏州知府陈宁为了完成征收农业税的任务，把抗税户抓起来，用烧红的烙铁烙，得了个外号叫“陈烙铁”；浙江农民交纳的农业税比国家规定的数额多出45%，全部落入地方官的腰包，农民交不起税，他们就上房揭瓦，赶牲口……

　　贪腐的手段五花八门，贪腐的官员也像麦子，割了一茬又一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清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会被大小官吏奉为做官的原则，会出现和珅那样“集古今之大成”的巨贪了。

　　朱元璋的酷刑

　　为了保证官僚系统的正常运转，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没有放松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管——商代会对腐败官员处以墨刑；春秋战国时期，有了专门负责监管腐败的官吏；秦代刑罚更严，受贿一个铜钱就要在脸上刺字；汉代有了官员回避制度，汉武帝还对知情不报的官吏实行连坐；至唐代，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出巡，刺史赵元楷因大肆铺张接驾，被太宗怒斥是学隋炀帝的亡国习气，活活被吓死了；宋代文人地位较高，依祖训不得诛杀，但官吏贪赃仍被定为不赦之罪……

　　最严酷的刑罚出现在朱元璋时期。二月河说：“朱元璋是赤贫出身，要饭起家，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对官吏腐败的仇恨程度已经到了‘变态地步’。他在全国各地培养专门的剥皮手、设立剥皮井，规定官员贪污到60两，就要被剥皮，然后倒吊起来，在剥皮井里面风干，以警示世人。”

　　朱元璋的反腐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几桩大案，死者数万人。再往后，甚至到了无日不杀人的地步。有些衙门的官吏快被杀光了，朱元璋不得不让一些有罪官吏先戴着刑具回衙门办公。当时的一些刑罚，光听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挑筋、挑膝盖、断手、抽肠、枭首、凌迟……可各种酷刑用尽，贪腐案的卷宗照样堆积如山。朱元璋临终前只能感叹：“早上杀掉一批，晚上又来一批，如之奈何。”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在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下，官贪政腐的顽疾不可能得到根治，这是封建专制统治难以克服的弊端。当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腐败的机会遍地都是。

　　百年治贪的得失

　　因为《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这3部作品，二月河被称为“帝王作家”。他写这3个帝王，至少有一半的篇幅在写吏治、写治贪、写反腐。几百万字写下来，二月河发现，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人整肃贪污的出发点有公有私，态度有宽有严，结果也就有得有失。

　　康熙的困惑

　　在清代，要做个清官是极难的。康熙早期曾经狠抓吏治，“察吏以安民”“大臣法则小臣廉”等观念在吏治实践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康熙大帝》第二卷中，二月河用专门的章节描述了“治贪官圣君矫如龙”的精彩情节：隆冬时节，微服私访的康熙来到永定河大堤上，遇到一名官员不顾众人反对，逼迫民夫们踏着冰冷的江水挖河堤。在场众人中，唯有固安县令杨么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在一旁观察许久的康熙忍不住拍手叫好，却引来这名官员及随从预备暴力相向。情急之下，康熙命身边陪同人员将这名恶徒当场打死，并公开身份，对杨么大加赞赏。一番作为，让河滩上欢声雷动，众人齐声高叫：“万岁圣明！”

　　然而，嫉恶如仇的康熙始终没有对贪官采用重刑，且越到后期越讲究宽仁：“治国宜宽，宽则得众，倘若吹毛求疵，则无人可用，天下岂有完人？”在这种思想下，贪腐现象在康熙晚年愈演愈烈。

　　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认为，面对登峰造极的贪腐行为，康熙皇帝已不大相信有纯粹的清官存在了。一次，康熙与大臣们谈到当时几个著名的廉吏，把每个人都质疑了一番：曾任湖南巡抚的赵申乔，因为把全省官员参了个遍，被康熙怀疑“怎么别人都贪，就你干净”；另一位清官张伯行喜欢刻书，而当时刻一部书要花费千金，康熙怀疑这些钱来源不正……

　　既然认为天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清官，康熙的治吏力度逐渐缩小，最后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的程度，对封疆大吏更是能忍就忍。曾任江宁织造的曹雪芹祖父曹寅，向康熙反映地方官吏的贪腐行为，建议进行改革，康熙却表示：“银钱无多，何苦积害。”

　　宽纵之下，再完备的法典也形同虚设。王跃文曾总结：依清初朝廷规定，官员不得同商户往来，凡向富户借银一千两者论斩。但事实上，这规定从来都没有做到过。清代京官外放，必须送银子给在京的老同僚们，方便日后有事得到关照，这份礼叫“别敬”；冬天来了，还得给京官送银子，叫“炭敬”；夏天来了，也得给京官送银子，叫“冰敬”。“三敬”之外还有寿礼、灯节、妆敬等诸多名目。清代京官比较穷，外任时拿不出银子送“别敬”，就得向钱庄或富户借贷。借钱出去做官，等做了官，哪有不连本带息捞回来的道理？

　　积重难返之下，晚年的康熙认定，官员的贪污意识不可能彻底清除，腐败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治。二月河认为，这其中有一定的正确性：“贪婪是人的本性，贪腐是社会病，控制一下才能好一点。从这个层面来说，没有根治腐败的手段。所以得不停地治吏。”

　　雍正的养廉银

　　在康熙、雍正、乾隆中间，雍正是抓吏治最严、也最有成效的一个。“雍正出台的四大制度，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火耗归公、密折监督，都遏制了官场的腐败风气。大小官吏的利益因此受损严重，他们的怨气很大。为了有所弥补，雍正又出台了官员的养廉银制度，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高薪养廉。”不过，二月河并不认同这一制度。他认为，和前几项改革相反，养廉银对反腐根本没起到什么作用。

　　“我和王岐山同志也谈到这个问题：高薪不能养廉。宋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历史上，宋代的官员工资最高，官员收入是汉代的6倍、清代的10倍，但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高薪养出了什么呢？养出了文恬武嬉！文官爱钱，武官怕死。工资高了嘛，谁都不愿意为国家吃点苦、干点事，更别说为国家捐躯了。最后把政治军事搞得一团糟。

　　“我看到过一个资料，包拯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大约是650万元。650万元只养出一个清廉的包公，更多的是养出高俅、秦桧之徒，养出一帮逼着人们上梁山的贪官污吏。

　　“现在，普通公务员工作稳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收入足以养家糊口。所以，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几千人竞争一个名额的事情时有发生。如果再追求高薪养廉，公务员队伍会变成什么情况？他们本来就有很多隐性收入、软收入、灰色收入，如果国家还用高薪去迎合那些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人，人们对这个职业的追逐将更疯狂，会花更大代价去走后门、贿赂官员。何况工资再高，也无法与贪污受贿的数额相提并论。对于贪欲无穷的人来说，给多高的薪水都是不够的。”

　　乾隆的权术

　　到了乾隆那儿，反腐逐渐成为帝王权术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控制臣子，乾隆有时甚至故意让官员腐败——没有污点的人不能用，当脑后的小辫子被皇帝抓在手里，臣下只能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这样的情况下，乾隆的所谓治贪，常常只是出于威慑的目的，并不动真格。在《乾隆皇帝》的后半部分，二月河花费大量笔墨，写和珅发迹、发狂的过程。乾隆的庇护、和珅的贪婪无度，通过他的笔触跃然纸上。

　　乾隆后期治贪的原则是“常流水，不断线”。平均一两年办一个相当于省部级的督抚，再办一批“县处级”官吏，而且，追究时不能查得太严，有松有紧，紧的时候要从重、从快、从严，松的时候要从轻、从慢、从宽，“只拉弓，不放箭”。

　　乾隆这种把反腐当做权术的态度，严重影响了肃贪的效果。历史作家张宏杰曾总结过，乾隆中后期的吏治腐败呈现出3大特点：一是涉案数额变大，案件增多。官员贪污数额从数万到数十万两白银不等。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仅一个贵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款24万两白银。

　　二是腐败官员向高层发展，且数量越来越多。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各级无一幸免。乾隆在位的后20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20多人。乾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三是“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官员们对腐败不仅习以为常，而且不以为耻。权力寻租明码标价，所有人心照不宣。在这种环境下，清官反而没有立足之地，不行贿受贿、不懂潜规则，在官场根本无法生存。不贪污纳贿，就无法建立和操纵关系网，更谈不上建功立业。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须的。“腐而不败”，成了做官的最高境界。偶有败露，常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到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5起贪污大案，涉案人员众多，“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

　　到了乾隆晚年，一方面，他几下江南，穷奢极欲，等于带头腐败。另一方面，人口激增、经济总量膨胀、贸易顺差等盛世表象，也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一切已积重难返。

　　正因如此，二月河把自己的3部作品命名为“落霞三部曲”。在他看来，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开创的康乾盛世，支撑起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时期。尽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达到封建社会的又一个顶峰，但腐败暴露出这个王朝真正的走向。“当我们看着太阳落山时，满天的彩霞绚丽、迷人，但它们不能持久。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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