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二月河小传

　　在河南省南阳市的市委大院里，隐藏着一个小小的院落。外面是窄巷、砖墙、爬山虎，里面是小楼、水池、藤萝架。一楼会客的房间很大，只是略显凌乱，几乎没有任何装修。一切都透出上世纪80年代的气息。

　　这是著名作家二月河的家。2014年5月末，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前去采访时，正赶上他的哮喘病犯了。采访开始前，二月河喝下妻子递给他的一碗药汤。但除了沙哑粗重的声音外，他并不像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

　　书虫子

　　二月河的哮喘病是在山西大同落下的。那时他是个工程兵，名字还叫做凌解放。从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枪林弹雨的1945年。

　　那年11月3日，中共山西省昔阳县委正在开会，有人进来报告说，县武委会主任凌尔文和妇联主席马翠兰得了个儿子。大家欢欣鼓舞，给这个新生的婴儿起了个颇有特色的名字：凌解放。

　　名字的寓意在接下来的4年里果然实现了。随着战事的变化，凌解放跟着父母辗转河南各地。解放军占领南阳后，凌尔文和马翠兰分别留任邓县武装部政委和法院副院长。

　　父母工作很忙，儿时的凌解放常被独自留在家里，或寄宿亲友、同学家。他不受拘束的性格从小就表现得很明显——上课从来都坐不住，字写得缺胳膊少腿，放了学就跑到河边摸鱼抓螃蟹。不过，他对看小说很有耐心，大部头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全都读完了。那时他并没打算当个作家，只是幻想着有一天能驰骋疆场、建功立业。

　　机会确实来了。1968年，在被红卫兵连续抄了3次家后，高中毕业的凌解放参军去了山西太原，成了一名工程兵。他脑子里装着“将军梦”，干的却是打坑道、挖煤窑的工作，天天在地洞里钻来钻去。

　　1968年，凌解放跟着部队到达大同时，当地已经开始下雪。“煤井下面是恒温，不管冬天夏天都是16度，但井上很冷，零下二三十度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井上井下温差能达到四五十度。我那时年轻，不懂得保养，在井下累出一身汗，打着赤膊在风筒里吹凉，穿上潮湿的棉衣回到井上，又冻得直打哆嗦。”二月河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自己就这样得了气管炎。年轻时，他一度以为已经痊愈，没想到年老了，病又找回来了。以前写书时，咳得厉害了甚至会吐血。

　　对抽烟的喜好，也是在大同养成的。煤井下面很危险，晚上坐在煤井下休息时，听到煤柱子被压得咯吱乱响，很吓人。“大家商量着，觉得应该有一个和生命同步消耗的东西，开始从每个月6块钱的津贴里拿出钱来买烟抽。”

　　尽管条件艰苦，但凌解放没忘了看书。半夜里，他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毛主席著作。地上的报纸，甚至一片台历，他也要捡起来看看。就这样，他被调到团里当了通讯员，负责办黑板报，一篇通讯还上了《解放军报》。部队换防辽宁时，为轻装和“破四旧”，要把书全烧了。凌解放偷偷从火堆里扒出《辞海》《莱蒙托夫诗选》。后来，他干脆到驻地农村找书。《二十四史》成为他的日常读物。好不容易借到一本《聊斋志异》，因为别人追着要，他连夜抄了半本。

　　帝王传

　　1978年，凌解放转业回到南阳市委宣传部当了干事。当每天的工作变成打开水、拿报纸、接电话、喝茶看报，他又坐不住了，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一直热爱的《红楼梦》。

　　1980年，他将得意之作《史湘云是“禄蠹(音同度，意为蛀虫)”吗？》寄到有关刊物，却石沉大海。一气之下，他把稿子寄给红学专家冯其庸。冯其庸看过文章后，很赏识这个年轻人，鼓励他用这种风格写小说。凌解放就此开始文学创作，但最初几部作品都被退稿。直到1982年，已是中国红学会会员的凌解放到上海参加研讨会，听到有学者感叹没有文学作品表现康熙的文治武功，37岁的他当即表态：“我来写！”

　　经过两年的准备，1984年，二月河走上了“帝王小说”写作之路。“刚开始写《康熙大帝》时，我们全家住在29平方米的房子里。我把所有资料捆成一捆放在床下，在地上铺张报纸，匍匐着钻到床底下，一点一点地查资料。”他回忆说，因为自幼对冰雪消融时的黄河印象很深，《康熙大帝》第一部定稿时，自己便以“二月河”作为笔名。

　　《红楼梦》对二月河写作的影响很大。初中后期和整个高中时期，他曾将《红楼梦》读了五六遍，之后又陆续读了10来遍。写“帝王系列”时，考虑到书中的时代和《红楼梦》产生的时代差不多，二月河觉得语言特色也应该跟着红楼梦走。书写出来，很多人以为二月河是清代人。

　　1988年，4卷共160多万字的《康熙大帝》完稿。第一卷《夺宫》出版后引起轰动，香港、台湾相继推出繁体竖排版。1989年，《康熙大帝》获河南省优秀图书奖。1990年至1992年，二月河又创作了《雍正皇帝》3卷共140多万字。1998年，根据此书改编的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引起全国热议。1994年至1996年，二月河写完了《乾隆皇帝》前3卷共130余万字。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政治长卷。

　　历史观

　　随着作品影响力的不断增加，争议声也不绝于耳。其中一种说法是，二月河在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

　　“第一本书出来后的第二个月，就有报纸用了一整版篇幅，以通栏标题《二月河的唯皇史观》对我进行批评。这在当时是作为很严肃的政治问题提出来的。”二月河有点紧张，就给冯其庸写了封信，说不知这件事是否有什么背景。冯其庸写了一幅字寄给他：“浊浪排空君莫怕，老夫看惯海潮生。”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写作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只要作品里有地主，就一定是坏蛋。人们现在衡量我的作品，有时还是会沿用这样的模式：康熙是人民的敌人，是反动阶级，你为什么要歌颂？”

　　二月河告诉记者，自己判定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主要看3点：第一，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没有贡献。“我不管你什么出身，做出贡献的我就歌颂，反之就批判。”第二，在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有没有贡献。“不管什么出身，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想办法让老百姓生活得好一点，我认为就是好人。反之我都觉得不是好人。”第三，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发明创造等方面有没有贡献。“蔡伦、郑和是宦官，毕昇是平民，司马迁是残疾人，黄道婆是道士……不管什么出身，只要在历史上做过好事的，我就歌颂。”在二月河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

　　“不同时期的观点不是恒定的。抗战时期就不讲成分，只要抗战就是好人，成分再好但成了汉奸也要照打不误。土改的时候，要把土地分给农民，让农民有地种、有饭吃，本身就是很大的进步，如果这个时候你反对，也是错误的。”对于批评，二月河很少反驳，而是希望人们在慢慢的认知过程中进行选择，可以维持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和平地探讨。“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是个多元体，允许你说话，也得允许别人说话。大家都能把话讲出来才是一个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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