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正科级6000元，正股（副股）级3000元，合同工2000元……这不是发奖金，而是东莞市大朗镇教育募捐活动的“捐款参考标准”。这个由东莞市大朗镇教育局发起的慈善募捐，自本月8日开展以来遭到了来自镇政府基层公务员的质疑——教育募捐竟设“最低消费”？

　　（据8月18日《广州日报》）

　　跟所有强制捐款的事后说辞一样：地方部门坦诚“标准”确实有，但只是“参考标准”而非“执行标准”，实际操作时“一切还是以自愿为原则”。这样的解释，不过此地无银罢了：既然自愿，何苦列个参考标准？又是表格、又是短信，这是“自愿”的架势吗？这个参考标准，理据何在、为谁参考？

　　有趣的是，大朗镇教育局还解释了此“参考标准”的来历：“没说依据什么来定这个标准，有领导捐8000元，图个好意头，下面就一层层来……我们也只是倡议而已。”好在领导捐的是8000元，要是一高兴捐个几十万，那下属都别活了，砸锅卖铁也来不及。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层层定价的捐款通知，究竟是不是“领导意思”、领导有没有权力表达这个“意思”？二是如此揣摩“领导意图”的通知，执行走样中的“理解错误”，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再说，明知走样而不闻不问，是否有心照不宣的默契？

　　捐款是好，强捐则大谬。一旦预设数字化政绩目标，层层加码的爱心，就可能成为以慈善为名的巧取豪夺。此前有媒体消息说，去年北京房山区某居委会曾有一位工作人员，为完成一个名为“博爱在京城”的捐助活动下达的指标，只得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进行垫付。调查发现，房山区红十字会与街道以及社区之间，存在层层摊派募捐指标的情况，如果基层单位完不成，则需要基层干部掏腰包自行消化。凡此种种，并不鲜见。爱心捐款是没有“最低指导价”的，真要分类定价下去，不过是权力摊派的游戏罢了。这种饮鸩止渴的权力思维，起码有两重负面效应：一是爱心变味，令慈善背上恶名；二是骄纵了“权力融资”的非理性，但凡缺钱，都能一纸公文化解难题，程序正义被虚置。

　　教育捐款，口头上称自愿，实则却像强捐。好在一切有迹可循，“最低消费”也是究责的举报信，就等着有人去拆开信封。

　　（原标题：慈善募捐岂能设“最低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