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角色难以为继

　　文_本刊记者   刘兰

　　官员从行政机关走向国有企业，实际上并没有离开体制，只是对权力的延展，这种亦官亦商的角色错位更易滋生国企高管的独断专行、腐败横行。

　　有专家建议，唯有褪去国有企业的行政化色彩，才是治本之策。

　　官员从商，孰优孰劣？

　　8月底，云南锡业集团原董事长雷毅受贿案的更多细节被披露，其受贿金额被确定为2910余万元。而检举揭发他的，多是曾与他合作过的人。

　　翻开雷毅的履历便知，亦官亦商是他职业生涯的标签。从云南锡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到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玉溪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再到云南锡业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他经历了商、官、商身份的转变。

　　像雷毅这样游弋于政商两界，最后“翻船”的人不在少数。记者梳理了十八大以来落马的近50名国企高管，发现至少有9人曾有过党政机关的工作经历。

　　国企似乎是前官员的聚集地，据相关机构对近1600名前官员的统计，其中有1100余名前官员到国企任职，占七成左右。其实，丰富的从政经历对投身国企的官员而言，有一定优势。

　　一名长期在国企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对企业而言，处理与政府关系的花费可能是一项庞大的经营成本。官员到国企任职，无疑是国企降低成本的最合乎逻辑的选择之一。因为他们毕竟和政府有盘根错节的关系，能够减少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

　　近日，已退休3年的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兰花集团)前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贺贵元传闻被带走调查。观其履历发现，军人出身的贺贵元曾当过山西晋城市体改委主任，而就在其任主任期间，他还出任了合并重组的兰花集团董事长。官商一体的身份给贺贵元带来诸多便利，他带领兰花集团迅速扩张规模，改变了企业曾经弱、小、散的状况。

　　不过，进入国企的官员们的劣势更为人诟病，这种劣势往往体现在其专业水平不够，被国企内部人士称为“瞎指挥”。

　　原内蒙古乾坤金银精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宋文代有个绰号叫“黄金大盗”。在他执掌这家国企之前，该公司的金银品牌在国内外都有相当的知名度，拥有同行业中雄厚的资源，但在他入主后，这样一家优秀的企业被他拖入绝境，资不抵债。

　　究其缘由，除了他本身的贪婪外，还与其专业水平不足有关。宋文代在进国企之前，是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和乾坤公司的金银主业八竿子打不着。在公司出现问题后，他的解决之道是转身投资房地产，一步步搞垮企业。

　　还有些官员因为和国企的专业不符，干脆“挂职不干活”，白领工资。有的国企职工怨声载道，也有的觉得庆幸，“瞎指挥”不如“不指挥”。

　　如何让这些官员成功跨界到国有企业，专业对口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前官员们要从行政思维跨越到经济思维，从机关模式调整为企业模式，同时还要有企业家的视野和追求。

　　身份难辨，亦官亦商

　　“行政内解决级别问题，国企内解决待遇问题”成为不少人完美的“职业规划”，因为到国企任职的中高级官员通常会保留行政级别。例如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到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后，仍保留了副厅的行政级别。甚至有时，一些升迁无望的党政干部会主动去国企。

　　原江西省国资委主任李天鸥就认为，国企有行政级别跟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对国企来说有百害而无一益。国企到底是企业还是行政单位，国企高管到底是官员还是商人，模糊不清。这种角色错位极易形成国企“一把手”的“一言堂”，加上国企的垄断地位，导致国企高管贪腐多发。

　　除了“由仕入商”，也有人选择“由商入仕”。西北某煤化工企业的干部告诉记者，在他所接触的国企干部中，很多人会想尽办法到政府部门去工作。这里面有可能出现“买官”行为。

　　西部地区一名国企负责人坦言：“现行制度下，做国企亏了有国家买单，赔了有财政兜底。一些人为了从‘高管’变成‘高官’，绞尽脑汁搞政绩，恨不得把后几任的资源提前花掉，也就不惜通过超发福利向职工买‘选票’。”

　　“要避免这种弊端，就要让国企去行政化，打破双向流通的用人机制，按照职业经理人的要求选拔国企高管，取消国企干部的行政级别，让国企从政府的‘附属物’中解放出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建议。

　　在这方面，广州已做出积极探索。8月26日，广州市国资委主任黄伟林表示，广州市属国有企业未来全部要取消行政级别，去行政化，竞争充分的行业将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还将探索实施国企员工持股。

　　薪改之后，何去何从？

　　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国企高管的平均工资达77.3万元，让很多同级别的行政官员望尘莫及。令更多人不满的是，有时即使国企出现大幅亏损，国企高管的年薪依然能稳步提升。例如，2012年，42家央企出现巨亏，但其高管仍然享受着高薪待遇。

　　针对上述问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近日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进一步解读薪酬改革，称将首先在72家央企进行，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改革后的央企负责人年薪将与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挂钩，“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有的下降幅度还会比较大”。

　　由此看来，降薪之后的好处之一，可能是让更多官员失去到国企的兴趣，也更有利于国企市场化地选人用人。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深思。

　　最近，江苏中部某地级市属国有企业招聘负责人，但主动请缨者很少。有人就说，该企业开出的薪酬比以前低，直接影响了人才招聘。

　　没有了高薪，国企还能吸引精英吗？从今年的大学生就业预期来看，因为国企薪酬“降”声过高，国企对他们的吸引力也在下降。

　　也有专家担心，降薪后，会不会打击现任国企高管的积极性，重回以前吃大锅饭的时代，干多干少一个样，让国企更具有行政化色彩？

　　在采访一名国企中层干部时，他对国企降薪表露出悲观情绪，干事创业的激情降低，甚至想调到公务员系统，即使目前来看公务员的收入不如他现在的收入。

　　另一个问题是，国企高管的薪酬有上限，市场化的薪酬很有可能让下级的薪酬超过上级。如果这种趋势成为常态，国企老总们又该如何应对？

　　此外，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还说：“对于完全竞争性的国企，目前的激励方式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而对于垄断性质或公益性质的国企，又可能激励过度。”薪改关键是差异化，科学制定有针对性的降薪方案。

　　有专家提出，因考核指标的不同，对公益性央企的负责人，其薪酬可略高于同级别公务员；竞争性央企负责人薪酬则应市场化。

　　可见，薪酬改革已成为国企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国企改革的根本之道，依然是去行政化、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

上一页123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