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在采访中

　　逼出来的用人机制

　　《东方时空》90%的员工，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北漂”，这些临时工是《东方时空》干活的主力，是制片人一个个挖来的。

　　王志开始在湖南电视台新闻部工作，时间在湖南出差采访时，王志是地陪。“当时我们挺谈得来的，在湖南台还有个人，她叫罗芳华，小姑娘很泼辣，一看就是湖南妹子。我说我们要新办一档节目，你做事挺麻利的，如果你愿意可以到北京去工作。做《东方之子》的时候，我还专门打电话到湖南台新闻部通联组找到她，我说，我们现在要做这件事。后来罗芳华就来了北京做编导了。”

　　王志当时没有来，他当时舍不得离开湖南台。“我对时间说，你别逗我，我是湖南师范大学毕业的，中央电视台是顶级的，它大门往哪里开都不知道。”后来罗芳华到湖南采访，时间打电话让王志配合，节目做完了，时间让他一起去北京，看看节目。

　　时间请王志吃饭，劝他加盟《东方之子》，当主持人。王志不相信，认为时间是开玩笑：“我普通话不利索，大栅栏都念错，什么经验也没有，我只在大学主持过学生晚会，现在让我出镜亮相当主持人？”时间回答说，“那不是挺好的，你明天就去采访骆玉笙，试试看，不行再换别人。”

　　王志很紧张，问采访什么话题。时间说，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但不许手里拿稿子，不许背稿子，自然聊天就好。王志赶紧查资料，准备采访提纲。第二天，王志去了骆玉笙家里，采访很顺利，很自然地聊天，骆玉笙给王志和摄像师端茶倒水，打开柜子拿点心、花生，采访结束了，骆玉笙还问他，采访什么时候开始。王志回答说，已经结束了。这个节目播出后，王志就来了《东方时空》。

　　“王志在《东方之子》的表现很出色，他的问题很有逻辑，而且接住对方的回话，还甩出更厉害的问题。但那个节目主要是名人大家，他的水平，没有得到太多发挥，我要求地粉碎式提问，直到《面对面》的时候，面对复杂的新闻人物，在舆论监督新闻领域，他的才华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时间对记者说。

　　周兵和张朝夕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周兵分配回老家甘肃，在兰州电视台工作。张朝夕作为优秀毕业生，留在在北京，在当时的能源部电教中心工作。“两个人一个宿舍，工作环境也很好，上班不累很舒服，但就是没有成就感。”最终，张朝夕扔掉了公务员编制，加盟了《东方时空》。

　　三个月后，张朝夕又向时间推荐了同学周兵。“作为一个在兰州电视台工作的人，去中央电视台工作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周兵决定辞职，扔下铁饭碗到《东方时空》打工，家里人全部反对。“我父亲当时连我退休以后的生活都安排好了，会很幸福，后半辈子都不用发愁。”

　　周兵当时很痛苦：在兰州电视台做摄影和编导，生活很优越，工作很清闲，但内心苦闷，因为在那里工作水平不重要，重要的是喝酒的能力和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东方时空》才是他想做的节目。张朝夕当时让他做了两个《东方之子》的样片，送到北京。时间对他很满意，其中一个拍藏族的人物，就在《东方之子》里播了。

　　最终，周兵选择辞职离开，还给单位交了7000块钱赔偿费。上火车的时候，父亲问周兵，你到底想要什么。周兵为了让父亲高兴，回答说：“我一定要做中国最好的导演之一，这是我的理想。”1993年10月，周兵到了北京，住到了《东方之子》的集体宿舍里。

　　各栏目组为了省钱，《东方之子》在六里桥租了一层地下室，机房和宿舍在一起，一个男生宿舍，一个女生宿舍，其他的都是工作用的房间；《焦点时刻》租了一家旅馆的一排房间，机房和卧室都挨着，生活和工作也在一起。《生活空间》在北医三院电教中心租了办公房。

　　当时，白岩松已经结婚了，和老婆单独住一间。时间单独一间房，一个会客厅，接待客人，也用来开会。“基本上白岩松是唯一有洗衣机、电冰箱和全套家具的，每到节假日，白岩松会让老婆做一顿饭，让我们这些‘北漂’一起吃，特别温暖。”周兵回忆说。

　　《东方时空》的竞争非常激烈，工作节奏快，考核压力巨大。栏目组“宽进严留”，谁都可以来，但最终能留下来，完全靠个人的能力和吃苦耐劳。

　　时间用 “排名淘汰”的考核机制，编导们按照业务量每月进行投票排名，第11名以后的人自动卷铺盖回家；陈虻和张海潮实行的是“三个节目没有通过，编导走人”。《东方之子》当时规定，每个人，一个月的工作量是2到3个完成后能够播出的节目。每个节目都是双机拍摄，制作团队通常由1个编导、2个摄像师、1个策划组成。每个人的收入由三部分组成：基本工资每月600元，大头是节目稿酬和奖金。

　　王志回忆，当时的栏目组是这样用人的：以前什么专业什么身份工作不管，就管你干活。节目好坏的标准只有两个：观众的评价，观众来信反馈；另外一个是社会反响和美誉度。只要贴考核的墙上季度奖名单里没有自己的名字，编导就会被新人替换掉，卷铺盖走人。

　　张朝夕在一次排名中排到了第11名，他不想离开《东方之子》，找到时间，好不容易求得第二次机会，“一个月之内编出了十几个节目”，最后得到了时间认可，留了下来。

　　六里桥的地下室经常有陌生人出现，有时候脸刚刚熟一点，人就离开了。但周兵没有兴趣打听，因为自己不努力，很可能下一个走的就是自己。“我恐惧了六七年，如果我不做好节目，三个节目不被这个团队认可，马上就失业。因为我已经辞去公职了，没有退路。如果哪一天时间老师不认可我了，我拎着行李走在北京大街上，不知道该投奔谁。”

　　其实，时间自己也没有安全感。《东方时空》的节目承包方案，打破了央视节目生产的体制，在央视铁板一块的体制外，开辟了一个特区，用企业的运营方式支撑事业体制内的节目生产。

　　孙玉胜把经费管理权和用人权下放给各栏目的制片人，给各栏目确定年度经费总额，人员招聘、财务报销、人员薪酬、办公场地等，均由制片人负责，制片人成了栏目创作、组织、管理核心。作为总制片人，孙玉胜只考核节目的质量好坏，节目办不好就换制片人。

　　“一开始孙玉胜问我，要采取什么制度？是包干制的，还是报账制，实报实销？我回答说，你要是信任我，你就让我包干制，我们也可以这样去信任别人，这样就有效率了。因为你现在节目要得急，得拼命才能做出来的。他尊重了我的意见，采用包干制的办法。”时间回忆，这种制度建立了《东方时空》最核心的管理理念：“彼此信任，一级信任一级，这是非常高级的人事管理关系，你要让他做，你就要信任他，他感受到了这种信任，他只有拼命去做好，才能觉得有报效感。”

　　正是充分的放权，《东方时空》4个栏目组相互竞争，央视的新闻改革开始了，《焦点访谈》出来了，《实话实说》出来了，《新闻调查》、《面对面》、《高端访谈》也一个个出来了，后来还有了24小时的新闻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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