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城中村调查

　　城市繁华街区，转个弯，隐匿其中的城中村便一览无遗——无统一规划，乱搭乱建引发各种隐患。多年来，城中村以一种尴尬的身份存在于城市中，又因各方利益博弈成为政府拆迁改造的难点。

　　太原城中村改造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遭遇理想和现实的冲突。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太原调研考察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太原市从2003年就启动了城中村改造，尽管下了很大功夫，但是基本徘徊不前。11年来只完成3个村整村改造，仅占应改造总数的1.7%，到现在还有170个城中村。

　　太原城中村改造为什么徘徊不前？改造遇到的瓶颈在哪里？先期完成整村改造的城中村，是怎样面对这些难题的？10月23日，本报记者走进太原第一个完成整村改造的城中村——下元村，实地调查走访，对话城中村居民，寻找城中村改造中遇到的困惑，了解百姓对于改造的期盼，破解改造难背后的原因。

　　A　村民最关心的是补偿承诺能否兑现

　　严格意义上来说，刘福龙的身份已经不是下元村民，而是太原市民了。

　　2011年4月，下元村被列为太原市城中村改造整村拆除的重点村，当年5月开始拆迁，次年7月实现整村拆除，成为太原市第一个实现整村拆除的城中村，第一个回迁安置房实现五证齐全的城中村。

　　整村拆除后，下元由村转变为社区，人口性质由农业转变为城市，土地由集体确权为国有，村管理集体经济转变为股份公司。然而，这些在刘福龙眼中，都不是最重要的，在这次整村拆迁中，他最关心的是自家房子拆迁后，当初村委会拿出的补偿承诺能否兑现。“我家一个院子几十间房子，只换来一个纸上的承诺，心里不安呐。”回忆起当初拆迁时，村里给大伙看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刘福龙说，他和村民们心里都在打鼓：“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是靠出租房子挣钱，房子拆了，等于断了收入来源，承诺说会给回迁补偿，但谁知道将来咋回事。”

　　今年47岁的刘福龙，是土生土长的下元村人。下元村志上明确记载了村名字的来历，由5个自然村组成的下元村，原先的村址并不在这里，人们为种菜方便而逐渐东移，起房盖屋，因地势低，久而久之被人们习惯称为菜園子，后“園”简写成“元”，下元村由此得名。

　　城市的快速发展，噌噌上涨的地价，让刘福龙这一代下元人不用再像父辈一样，靠种菜卖菜来维持生计。

　　1997年，嗅到商业气息的刘福龙跟着形势，在自家不到三分地的院子里盖了3层楼房，3年后又加盖了两层。“5层40多间房，每年抛去各种开销，可以收入个七八万。这在下元属于中等，并不是最高的。”刘福龙说，那几年，随着下元周边商业的繁华，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在翻盖院子，大部分村民都成了职业房东，某种意义上说，下元村可以说是太原其他城中村发展的“带头大哥”。

　　十几年来，刘福龙和其他村民一样，舒舒服服地做着房东，每天早上起来，打扫打扫楼道，处理处理租户们反映的下水不通、跳闸等问题，其余大部分时间，悠闲得到处转转，跟老邻居们打打麻将、聊聊天，日子过得富足、惬意。

　　直到2011年，整村拆迁改造的消息传来。平静的日子被打破了。最初得到消息的不安和怀疑，可想而知。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而言，整村拆迁，意味着告别祖辈居住的宅院，告别已经熟悉的生活方式，告别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不是一件小事。

　　B　失地村民：只要失地不失利对改造还是赞成的

　　拆，是摆在城中村改造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尽管困难重重，但下元村依然用一年多的时间，在太原市第一个完成了整村拆迁改造。

　　之所以能较快完成拆迁，站在刘福龙的立场，他认为，还是村民们认可了村委会拿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我们村地处城市中心，其实大伙儿也都明白，城市发展是必然的，我们最担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拆了以后还能不能回来，二是利益受不受损失。不能失地又失利，只要不失利，而且还能改善生活环境，对改造还是赞成的。”

　　走到一处正在施工的工地前，刘福龙停下了脚步，指着眼前机器轰鸣的工地一角说，“我家就在那里。”顿了顿，接着说，“将来，这里是一个叫‘公园时代’的项目。”

　　公园时代是下元村整村拆迁改造中引进的项目之一，是集写字楼、住宅、商业、娱乐等为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下元村拆迁改造中，共引进三个这样的大型合作开发项目，项目完成后，利润由房地产开发商和下元村双方按事先协议的比例分成。

　　村民们最担心的房子问题，也得到了妥善解决。“我们并没有因为拆迁而离开这里，反而会生活得更像一个体面的市民。给我们回迁的房子不是小产权，是真正的大红本，平均每家能分到五六套，都是楼房，条件好。”刘福龙说。

　　就在公园时代项目不远处，是一处名叫“智诚·御河骏景”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也在施工中，这是下元村引进的三个大型合作项目之一，其中有一部分住宅被用作村民的回迁安置楼。下元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有货币补偿和住宅安置两种，大多数人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住宅安置。拔地而起的回迁安置楼主体已建起，下个月村民们就能选房了，刘福龙盘算着，如果能选到25层以上的房子，是不是就能每天俯看汾河美景了。他说，这样的生活场景，不止一次在他的脑海中出现过。

　　在从房子被拆到分到回迁房的这段过渡期，刘福龙一家每年还可以领到7—8万元的过渡费。自己因为已经用积蓄买了一套商品房，暂时也不会考虑入住回迁安置楼。下元一带100平方米的房屋租金价格一年大约为1.5万元，回迁房分到手之后，全部租出去，每年也能净赚七八万。“以前虽说住在城市中心，但过得还是农民生活，吃水靠的是村里打的水井，冬天自己烧锅炉，成天灰头土脸。”刘福龙说，其实，没人愿意守着城市黄金地段过落后生活。现在改造后，居住环境舒适了，不用为私搭电线怕起火、消防通道被堵这些麻烦事操心了，“我们两口子现在也闲着，打算去打工，一年再赚3万块钱，这日子也不赖。”

　　C　失业村民：拆迁改造别把我的饭碗给拆没了

　　同样是下元村民，王红岁因为没有宅院，一拆就能置换几套房子的好事和他无关，19岁就开始在村集体企业工作，今年已经48岁的他，差点儿因为这次整村拆迁丢了工作。

　　王红岁的父亲是下元村民，后来到太钢当了工人。王红岁随父母在外面长大，19岁才回到下元村。当时太原正在河西地区(现在的万柏林区)大力发展工业，太原重型机器厂、大众机械厂、太原煤气化公司等重点工程纷纷落户下元，土地逐渐被征用，下元人开始办村集体企业，想方设法给村里挣钱。

　　回村后，王红岁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村办企业下元建筑构件厂当工人，小伙年轻，不怕吃苦，一干就是十多年，其间娶妻生子。随后，妻子在村集体企业晋华酒楼上了班。1996年，太原市启动迎泽西大街打通工程，下元村200间民房连同下元建筑构件厂一起被拆，王红岁又被安排去其他的村办集体企业上班，晋华酒楼随着整村拆除也被拆，妻子随之失业。

　　从一上班的几百元，到后来当了村治保员年薪1.5万元，王红岁说，这么多年，他都非常感激村委会给自己提供“饭碗”，一人挣钱养活全家。2011年，整村拆除的消息传来，乡亲们都在谈论拆迁安置的时候，王红岁则皱紧了眉头，村子没了，20多人的治保员队伍还会存在吗？

　　这样的担心没过多久就成为现实。因整村拆除，村里的治保员队伍裁员。“好在村两委班子考虑到我一直在村集体服务，而且全家就我一个挣钱的，最终把我留下来了。”王红岁话里话外对自己所在的下元村充满感激之情。

　　在整村拆除之前，下元村一共有13个村办集体企业，吸纳了村里80%的人就业。如今，因为拆迁改造，13个村办企业只留下一个，其余都关停，现在全村2796人，有1300多人处于无业状态，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王红岁这样的情况，户口在，但没有宅院，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这类人员的过渡问题，也是绕不过去的难题，如果处理不好，极容易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下元村的解决办法是，尽量先给生活困难的家庭解决工作，暂时无业的，在过渡期，村里给提供过渡费。同时，跟合作的开发商协议好，等将来拆迁改造后的几个项目运营起来后，优先吸纳下元村的无业人员就业。

　　如今，还是治保员的王红岁工作更加卖力，对于未来，他有了更长远的打算：“建起的楼盘都有商铺出租，我想着也租个柜台，让老婆打理，能多赚点儿钱，让家人日子过得更好一点。”

　　D　村支书：解决城中村的各种问题拆是惟一的办法

　　在城中村的拆迁改造过程中，村干部，一直是很有争议的一个群体。

　　尽管处在城市中央，但是大多数城中村也跟其他农村一样，依靠浓厚的宗亲血缘关系进行自治管理。下元村有两个大姓，“刘”和“王”。刘四龙在这里当了18年的村支书兼主任，德高望重，现在他的身份是下元社区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作为整村拆迁改造的领头羊，面对采访，他已经不太愿意过多讲述过程，只是一再强调：“很艰难，很痛苦”。但他也坦承：“要想让城市发展，解决城中村积累的各种问题，惟一的办法还是拆，得改造。”

　　从2011年拆迁开始，只要刘四龙在办公室，每隔几分钟总会有人敲门，进来的村民多是反映情况的，家里有个大事小情，大家都习惯来找书记说道。刘四龙的手机来电频率比敲门的人还要多，一个电话刚挂掉，没过几分钟又响了。“你想到的、想不到的问题，都会在拆迁改造中接踵而来，让老百姓把几辈子积攒下来的家业变成一张白纸，怎么放心？”沉默了十几分钟后，刘四龙终于开口，“祖辈都住在村里，乡里乡亲的，拆好了是为民造福，拆不好就要背负骂名，关键是解决好怎么拆的问题。”

　　在刘四龙看来，“人”是城中村拆迁改造中的核心问题，村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没了，甚至连养家糊口的工作也失去了，未来的生活怎么保障？利益怎么维护？这些都是村委会应该且必须去考虑的。

　　没有成功改造范本可以参考，其他城中村拆迁后因各种原因不能按时回迁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都无形中让下元的整村拆迁改造工作增加更多不确定因素。背负这一历史使命的下元村两委班子，像过筛子一样和区政府一起筛选优质合作企业，制定公平合理的拆迁安置政策、考虑建立新的股份制企业，为乡亲们想未来……任何细节都不能忽略。“所有的工作都做到公开透明，用制度规范改造过程，这样才能赢得村民的信赖。”刘四龙说，除过公平合理的拆迁安置方案，村里特别从开发商那里争取到十几万平方米的商业和住宅项目，将来每个村民都有20平方米的商铺，由集体统一对外出租，租金用来给村民分红。此外，每个村民还可以无偿分得20平方米住宅，在此基础上，每个人还可额外获得10平方米的平价住宅指标。

　　为使拆迁后的建设能顺利进行，现在的下元社区居委会专门成立了由主任助理刘湧、李海金等人组成的项目建设手续办理工作组。专人专事，下元村城中村改造安置项目——智诚·御河骏景，成为太原城中村改造史上首次以挂牌交易方式取得项目用地的楼盘。也就是说，住进这个楼的下元村民，是太原市第一批拿上房产大红本的城中村民。“现在外界对村干部各种议论很多，我们要排除一切外来干扰，想尽一切办法让其余改造手续办理更快一些、让回迁安置楼盖得更快一些、让居民们搬进新家更快一些……”连续说了几个更快一些，刘四龙猛抽了一口烟，看看窗外说：“现在就是再难也要咬紧牙坚持干下去，居民们搬进新家的那一刻，才是我们能松口气的时候。”

　　太原市金刚堰路1号，是太原城中村改造领导组办公室所在地。最近，随着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太原的调研结束，这里的工作人员工作更忙碌了，走路的脚步更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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