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还缺什么？
“最关键是深化体制改革。这方面不改革，中国无法出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智库。”
撰稿｜张昕樾
我们还缺什么？
《新民周刊》：前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您觉得距离这一目标，我们的智库还缺什么？
章琦：最关键的是深化体制改革。否则，中国无法出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智库。我们中国首先要完成依法治国进程，科学治理。有宽松的环境，才能让真正的民间智库，独立地发声，独立地建言，而且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收取回报。这样才能够生存下去，发展起来。
第二是资金问题，官方机构与民争利。
中国很多企业都认国外的咨询机构。很多上市公司愿意花上千万请麦肯锡、兰德，就是为了一个品牌，在公告上可以写上战略是请麦肯锡做的。中国的民间智库则接不到活，有活也被官方智库抢走了。我们的权力机构下面养着很多所谓的机构、公司，它们就去揽这样的活。但它们做不到位，不出彩，也不需要出彩。官方智库有国家财政支持，不像民间智库是走市场的，完全要以智慧和能力与市场交换。我们还算好。我和院长艾丰原来都是体制内的，因为有很多积累，渠道通畅，加上我们熟悉政府运作程序，了解决策机构需求，所以才把“凝聚智慧，影响中国”作为我们的理念，不断去求索、创新。所谓新型智库，就是和原来的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都不一样。官方的有些智库应该退出，纳入到市场化来运营。
第三是人才之忧。
西方的智库有政－商－学“旋转门”的说法，不经过官场的历练，没有这个经验，对官方的程序、规则、运作，以及语言都不懂，就无法展开充分的交流。但在我们这里都是关上门的。我原来是政府官员，90年代下海出来的，后来就没人愿意出来了。新毕业的大学生都想考公务员，或者到社科院去吃官饭，有保障。这就是人才不能流动导致的问题。政府有些部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造成人才巨大的浪费。应该让高端的人才出来，走向市场。
最担心的偏差
《新民周刊》：您在策划时最重“势”。您认为中国下一步的大势是什么？
章琦：深化改革开放，这条路是人间正道。如果能够成功，中国是可以实现复兴梦的，屹立于世界之林，但是一定要不出偏差。
《新民周刊》：您最担心的偏差是什么？
章琦：最担心极左复辟、“文革”复辟。对世界好的东西，我们应该是敞开胸怀去学习。在给中央领导的信里，我写了：“‘普世价值观是存在的。’喜欢自由、民主、富裕，这是人类共同的。再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也有自由、民主、富强，不要自己否定自己。”
“右”的还翻不了船，“左”的绝对会给中国带来颠覆性的灭顶之灾。我现在给中央建言选择的是既不左，也不右。
眼下反腐是必要的一步，也要讲策略，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大国治理。
我最近思考给中央提议的是，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贪欲是人的本能。据我看，现在的反腐还可以更加彻底，换一批新人，如何确保他们不腐败？根本性的问题是要建立制度，一个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人；一个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人。其次是放开媒体监督，让媒体起到应有的作用，当然媒体也要依法治理。第三是让人民来监督，把举报法制化、制度化。先让新的官员不敢腐，有畏惧之心，最后养成习惯，转变到不想腐。第四是给官员高薪和高退休金，让他们活得有尊严。
出类拔萃才有机会
《新民周刊》：您从事智库业，看来和您从小的理想——追求“著书立说，成名成家”大有关系。这种抱负，和您小时候的家庭教育有没有关系？
章琦：我父母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每天忙得不得了，在工作上拼死拼活，没有精力来管我。但我从小就是很乖的孩子，闷头学习，老师给予了我很多帮助。小学一年级就让我当班干部，还派我到上海市少年宫学习。更重要的是，我喜欢读书。四年级就开始读长篇小说，看得最多的是古典文学。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位卑不敢忘忧国，让我很钦佩；管仲、张仪、诸葛亮，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约翰·克里斯托弗》我读了两三遍，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人家都能够这么奋斗，最后成为大音乐家。我一边吃饭一边看书，睡在被窝里面打着手电筒看书，上学走路都看书，有一次差点撞到电线杆上。没办法，就是痴迷到这个程度。这些书籍鼓舞了我，让我从小就立下一个志向，人生一次，要把光和热发挥出来。
《新民周刊》：您遭遇过很多磨难，但最后都闯过去了。回顾过去，您最受益的人生信念是什么？
章琦：一个是任别人说三道四，我走自己的路，还有一个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即使让我章琦扫大街，我也要扫成一个劳模。
当年我已经被保送到了北大中文系，被“文化大革命”断送了。后来我去了大兴安岭。上世纪60年代末，去大兴安岭对上海人而言，意味着前路渺茫，有可能一辈子就扎根在荒山野岭。我是豁出去了，但我所看到的场景，火车开的时候，很多人哭昏在地。这让我想到了杜甫的一首诗《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我在最艰苦的筑路队呆了一年。修路完全是体力活，一个连队只有一台压路机，其他全部靠人工。只穿一条裤衩，挑土篮、抡大镐，跟劳改犯一样。我当时被锻炼得能挑200斤的担子。
但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我很能安慰自己。我得奋斗出去。我是整个连队里第一个离开的。这要归功于我的第三个人生信念：成功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个作家，经常给《解放日报》投稿。你想一个小孩能写什么稿子，但《解放日报》对写稿者非常好，不刊用会回一张明信片。我就跟他们建立了这么一种联系。他老给我寄明信片，我还给他写，最后积攒了有上百张明信片，把那位编辑给感动了，终于给我发了一篇稿，还让我成为了《解放日报》年龄最小的通讯员，当时我才15岁。我凭自己的努力，打开了另外一片天地，专门有作家、记者给我们上课，教怎么写稿、抓新闻。经过专业指导，后来我的稿子就写得很好了。
后来我的这套本事，在大兴安岭就用上了。我参加了《大兴安岭报》办的通讯员学习班，他们一看我的稿子写得最专业，就刊发了。这下大家都知道了，大兴安岭还有这么一个人。主管的宣传干事，将我留了下来，协助他办报。
后来我们农场改为区，要成立区文艺宣传队，又把我调过去当编剧。不到一年，文艺宣传队要解散了，区政治部主任发现我是个人才，安排我到区广播站当编辑。区广播站当时只有两个编辑，我是知青里面唯一的一个，另一个编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从此我就真正走上了新闻的道路。
我在大杨树广播站发了很多文章，小说、散文、通讯、消息、诗歌，十八般武艺全派上用场，就这样，我在大兴安岭很出名。后来大兴安岭要成立广播电台，就把我调去当记者了。这就应了一句话：机遇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否则整个大兴安岭那么多知青，怎么会选到我？你得出类拔萃，才有机会。
《新民周刊》：对年轻人，您有什么想说的话？
章琦：我们当年当下乡知青的时候，是看不到希望和前途的。不知道四人帮能被粉碎，以为自己这辈子已经完了，更根本想不到后面还能回到上海，还能上大学。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坚信一条：天生我才必有用。拼命地武装自己，相信总有一天能用上。
在我眼里看起来，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条件好得不得了了，很幸福啊，不少人都受过高等教育，跟我们比起来，有择业、搬迁、言论、婚姻、读书、出国的自由。年轻人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不要一个劲地抱怨现状，要力争通过奋斗去改变自己，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也是我这一生都持有的信念。首先是自我完善，然后是替天行道。
编辑：SN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