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接受采访。新京报记者 贾鹏 摄 昨日,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接受采访。新京报记者 贾鹏 摄

  昨日,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接受采访。新京报记者 贾鹏 摄

  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做为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公民逝世之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提案,公民自愿捐献体系建立后,原《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已不适用,建议尽快修订《器官移植法》或打造升级版《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条例》。

  停用死囚器官两个月来,公民自愿捐献效果如何?自愿捐献体系如何保证公平透明?耗时多年建立的公民自愿捐献体系如何惠及更多人?昨日,黄洁夫接受了记者采访。

  死囚器官停用

  381人参与公民器官捐献

  新京报:1月1日起停用死囚器官,现在来看效果怎么样?

  黄洁夫:据我了解,实施以来再没出现过一例。这是我从那些医生中间得到的反馈。一是地方法院不敢了,反腐高压线在那,政府已经明令谁触犯就要调查;二是医院不敢了,器官捐献委员会已经发了通知,哪个医生做了,要吊销医生执照。

  新京报:这两个月器官捐献的数量怎么样?

  黄洁夫:我可以提供一个最新的数据,从1月1日到3与3日,我们国家公民器官捐献是381人,937个器官,如果加上角膜,已经有1200个左右了。

  新京报:和去年相比呢?

  黄洁夫:去年全年是1700多人捐献。今年,我们公民的器官捐献能做到1万例以上,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新京报:现在器官移植需求的缺口导致了地下交易的产业链,你怎么看待?

  黄洁夫:我们器官移植事业多年来不阳光,处在暗箱操作的状态,人们想捐献也不知道怎么捐献,又没有建立国家的捐献体系。今年前两个月的数字已经说明,如果这个体系是阳光的,会有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愿意捐献。

  新京报:国内公民捐献器官的意愿怎么样?

  黄洁夫:2014年,中国青年报做了一次43000多人的社会调查,45%同意捐献,45%反对捐献,另外10%没有表态。对45%的反对者又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其中有64%的人说,不愿意捐献是因为国内器官捐献和死囚混在一起,如果停用死囚器官,我相信这64%的人中有很多人会信任我们现在的体系。

  公民捐献体系

  吁器官移植入全民医保

  新京报:在我们建立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里,现在有多少人在等待器官移植?

  黄洁夫:现在大陆器官供需比是1比3。昨天(4日)最新的数字是,我们全国在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是2.2万,这个数字是已经进了全国169家有器官移植资质医院的病人,都已经进入我们的COTRS(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了。

  新京报:器官捐献之后如何保证分配的公平?

  黄洁夫:这个涉及到很多体系。器官移植包括器官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移植手术、移植后登记和移植监管五个体系。器官获取组织在第二个体系中至关重要,要切实保证器官获取和分配符合科学与伦理原则,确保供体器官高质量与活力,来源是公开公平可溯源,分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新京报:国外的器官获取组织都是非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国内也是这样吗?

  黄洁夫:这个讲起来比较复杂。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提过,可以在网上找到,如果感兴趣可以查。

  新京报:建立了公民捐献体系后,怎样保证更多人受益?

  黄洁夫:实现公平首先在于法制的建设,法制健全了,捐献体系才能扎住根,老百姓捐献的意愿就会高,这样才会形成大气候。

  我们医生都知道有10多种病在大病救治里,其实最应该放在大病救治里的,就是器官移植,因为它是生和死的选择,如果我们的捐献体系是阳光的,形成了气候,那就向政府提出来,应该把器官移植纳入到全民医保里面。

  新京报: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公平?

  黄洁夫:我们建立公民捐献体系,就是希望以后穷人也能做器官移植。

  专业人才培养

  掌握器官移植至少三五年

  新京报:人均收入水平是制约国内器官移植数的原因之一,器官移植的费用大概在多少?

  黄洁夫:目前我们国家器官移植不在基本医疗服务之内,一个肝移植需要几十万,第一年的维持需要五到六万,第二年也要四到五万;肾移植第一年差不多七到九万,从第二年以后也要五到六万,这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

  新京报:此前器官移植有材料费,现在公民捐献后还有吗?

  黄洁夫:如果公民捐献后还有材料费,那这个体系就不是阳光透明的,去年1700多捐献者中,很多都是穷人,没有谁说捐献了要钱,因为如果给钱,家属会觉得是对亲人的一种亵渎,器官捐献归根到底是生命的礼物。

  新京报:你说过目前国内器官移植能力也是有限的,现实情况是怎样的?

  黄洁夫:过去器官来源不透明,这种环境下很难培养出太多医生,因为都是偷偷摸摸的。所以把能做器官移植的医院从600多家减到169家,全国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也只有几百人。

  新京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久?

  黄洁夫:器官移植是很尖端的技术,建立了捐献体系等于敞开一条路,有了好的环境就能起步做这件事,我想过上三五年,可以培养出一些好的医生。这还不是从医学院出来的,一定是有经验的外科医生。

  器官移植前景

  提案呼吁条例修法

  新京报:对于公民器官捐献在国内的前景你怎么看?

  黄洁夫:首先是形成气候,然后大陆也可以像香港那样,香港现在有很多社会组织捐钱,建立基金会,这样对于整个社会就公平了。

  新京报:我们的基金会现在怎么样?

  黄洁夫:我们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刚开始,上个月刚刚完成所有的手续,然后就收到了第一笔800万元的捐款。

  新京报:此前听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要修法,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黄洁夫:我这次的提案就是要修订,因为2007年的条例已经不适用当前的情况了,我也希望媒体能呼吁,我在提案里也说了,2007年出台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修订势在必行。

  新京报:建立这个公民器官捐献体系用了多年,如今你怎么评价这个体系?

  黄洁夫:我提供一个消息,今年春节期间有个法国的小伙子,在中国旅游时发生了意外,脑死亡了,他的父母得知现在中国器官捐献渠道是阳光的,捐献了孩子的两个肾,一个肝,两页肺,救了另外四个人。

  我们通过外交部,给法国大使馆发了感谢信。这件事说明,我们建立这个体系,至少已经得到了国际友人的认可。

  新京报记者 贾鹏

(原标题:对话|黄洁夫:死囚器官停用两月 公民捐937个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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