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笑怒骂、挥洒自如,这是前天晚上参加全国人大代表教育改革专场访谈的郑强给记者留下的印象。
曾任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的他,2012年6月起履职贵州大学校长。对这名极具个性的学者,追捧他的学生,称他为“强哥”,封他为“最牛愤青教授”。
当“强哥”碰撞上教育改革,会吐出怎样的“金句”?
高考并不过时,重要的是改变高考的评价标准
记者:今年两会的关键词是“改革”,教育改革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过去的教育改革里积累了一些问题,像教育公平、应试教育的弊端等。你认为教育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郑强:拿高考改革来说,实际上是在做技术修正的事。高考全世界都存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过时。总理讲“不能任性”,我觉得披着改革旗号做尝试时,也要特别慎重。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比高考分数更重要,就是改变高考的评价价值,转为对孩子幸福观和人生观的认可。我始终强调这句话,读中专的、没上大学的也会幸福。因为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在便利店收钱的孩子的眼神,和读大学的孩子的眼神是一样的。
再补充一点,这需要教育工作者靠灵魂、靠文化引领。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教育导向,认为扫地的清洁工、挖煤工人,也是成功的就好了。
谈恋爱、哄老婆都靠语文,所以语文的权重很大
记者:既然认同高考仍是当前最公平的一种竞争方式,那么在考试这个层面,怎么去实现公平的最大公约数?
郑强:考试的层面,我觉得要做一些综合调整,这么说可能要得罪一些外语教授——外语不是说学了非本国的语言就叫外语,外语是一种工具,你光凭英语想在美国混一个头面是不可能的。我越来越感受到,我们能够做出科研来,实际上是跟文化有关的。所以,我始终说,不要教语文仅仅是教语文,那可是教一个民族的根。你是在教育这个孩子今后一辈子情感的根,不说别的,你谈恋爱是要语文的,哄老婆也是要靠语文的。所以语文的权重很大。我个人建议要加大国文、中国历史考试的份额和比重。
连马桶都做不好,培养了诺奖得主又怎样
记者:现在都在说“新常态”,你觉得教育的“新常态”应该是什么?
郑强: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首先要理解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是灵魂的教育、文化的树立、境界的提升、眼界的高远,是事关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事。什么是教育的“新常态”?就是我们教育工作者要沉下心,学术要慢慢做。
有人问我为什么中国没那么多人获得诺贝尔奖,就是我们过早扼杀了孩子对科学的向往。中国的孩子不是学得晚了,而是学得太早了;不是学得太少了,而是太多了;不是学得浅了,而是学得太深了。就跟庄稼一样,不该成熟的时候就没办法成熟,催肥的猪肉是不好吃的。把研究生该学的东西在中小学都学完了,然后就说成熟了,这是摧残我们的孩子。所以我说,教育应该遵循基本规律,不能快、不能深。
我们也不用喊“打造世界一流大学”这句口号,一个国家大学水平高,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水到渠成,反之培养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代表这个国家就怎样。你连马桶都做不好,还说啥呢?
很多理工科学生没有情感,这是很恐怖的
记者: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郑强:如果中小学要改革,我希望再加大体育和艺术的教育。一个人的精神是要靠身体来支撑的,一个人再伟大病了也不行。当时我在浙江大学做了一个统计,大概在考上大学的学生中,近视率达到85%,这个危害不亚于雾霾。中国的教育确实把孩子搞垮了,如果在动物世界就完了——旁边站着母老虎,还以为是自己的妈妈呢。而艺术教育是给人情感的教育,现在我发现很多理工科学生没有情感,连孝敬父母的情感都没有,这是很恐怖的。教育回归常态,就是让人回归人样。
哪一天让西部的孩子有梦,才是真正的中国梦
记者:作为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能否谈谈你的履职感受?今年你带来哪些建议?
郑强:我觉得,当人大代表要议国是,不能当成一个“劳模”的待遇。因为它不是荣誉,更多是责任。我今年提了5个建议,全部围绕教育。
记者:你到贵州大学履职近三年了,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郑强:我跟贵州大学的孩子们说话,就是想鼓励穷的孩子、高考分数不太高的孩子。我经常说一句话,考上名校把吃奶的劲儿用完的孩子未必有戏——这句话我在北大、清华都敢讲,基本上考上北大、清华的孩子吃奶的劲儿已经用得差不多了,考上贵州大学的孩子,还有余力,努努力还有望成才。
现在,我在各种场合都想说一句话,如果我们可以“飞天”、可以探月,可以运行高铁了,中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事情了,也希望大家想到,中国梦不能只让长三角、北上广有梦,不能只让北大、清华的孩子有梦,哪一天让贵州的孩子有梦、西部的孩子有梦,才是真正的中国梦。
记者:对浙大学子,你有什么寄语?
郑强:浙大的学生有江南秀才之雅气,但缺乏北大清华学生之豪迈。这就是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