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家暴不能隐忍,采用科学的干预手段可以改变施暴者,为此,全国人大代表和专家建议,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反家暴体系中来——
反家暴,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张浩/漫画
又是一夜未眠,梅女士红肿着眼睛,望着渐亮的窗外,长叹一口气。20年了,被丈夫拽过来就打的场景,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她已经没有了眼泪,只是,想起还在上学的儿子,眼泪又止不住往下掉。
每次丈夫发作的理由都不一样,有时是在家庭聚会后,前一秒还说说笑笑,下一秒关上家门就开打;有时候是丈夫在外不顺心,铁着脸进家时,她的心里就开始哆嗦,接下来不是一顿骂,就是摔东西……
为了孩子,工作体面、能力不俗的梅女士面对丈夫的暴力一直选择忍,“孩子小的时候,不能分,是不想让孩子被别人歧视,现在是担心离婚影响他以后成家。”
而在18岁的儿子心里,他恨透了自己的爸爸,不止一次劝妈妈离开他,而每次梅女士反过来劝儿子,“不要恨他,他毕竟是你的爸爸。”
“等孩子成家了,再考虑离婚。”梅女士对记者说。而活着,对梅女士来说,已然不易,20年里,她浑身是病,乳腺癌、结肠癌,幸好发现得早,才死里逃生。
施暴者,心为什么那么狠
恶语相向,拳脚相加,很多受害者像梅女士一样想不通,为何亲爱的人,心会那么狠?
“人心里有压力很正常,可以找心理医生、跑步,现在还有专门供发泄的假人,各种方法都可以疏导压力,唯独不能家暴,不能通过伤害他人来宣泄。”江苏省律师协会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孙韬对记者说。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系副教授董妍告诉记者,家暴的发生首先与施暴者的人格特点有关。“很多施暴者有较强的控制欲,往往什么事情都要‘我说了算’,受到反驳时就会施以暴力;同时,嫉妒、自卑心理较强,情绪调节能力较差,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怒火。”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术语叫投射,是指一个人在童年期所遭遇的痛苦或者愉悦的体验会很容易重复发生在他亲密关系的人身上。比如小时候遭受过度惩罚或者父母间冲突带给他承受不了的痛苦,在他进入成人期后,基于父母给他儿童期留下的伤害或者创伤,会很容易把这种伤害和创伤施加在家人身上。像丈夫经常殴打妻子的,很有可能是小时候因妈妈给他留下非常痛苦的身体和心理记忆,他结婚后,把这种过去的情感投射到妻子身上,通过家暴,让自己心理创伤得到释放,让身体觉得舒服。”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剑飞分析道。
“小时候受过创伤的人,多数是积压了很多很多负面情绪,而最大的情绪可能是愤怒和痛苦。当这些负面情绪积累到一定量,过了临界点时,对有的人来说就构成了创伤。人一旦遭遇过创伤事件,内在的负面情绪是非常大的,在他身体里面压都压不住,就像垃圾箱一样,装不下了,要往外冒了。这个时候,如果有身边的人引发他过去相同或相似的感觉时,这个负面情绪就会像疯狂的困兽,发泄到投射对象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没结婚时好好的,结婚了之后就出现很多问题;不生孩子的时候好好的,生了孩子之后就对孩子百般苛责,甚至殴打。”王剑飞说。
作为配偶和子女,绝大多数不了解施暴者小时候的家庭情况,对家暴防不胜防。“我接触的多起家暴案件中,起因都不是受害者的错,施暴者通常找一些不相干的理由,借机发泄。对于受害者,肌体的伤害可以随时间化解,精神上的伤害却很长时间难以抚平。因此,对家暴必须零容忍,把伤害减少到最小。”孙韬说。
“像梅女士这样一味隐忍,实际上保护不了孩子,时间过长,反而会对孩子造成一种更大的伤害。”王剑飞说,儿童期在家庭遭受心理创伤的孩子,在他(她)自己有了孩子时,很容易把这种伤痛直接投射到自己孩子身上,一看到孩子就想起当年的自己,为了释放过去的伤痛,也会用家暴的方式表达。
“根据国际上公认的研究,如果丈夫第一次打了妻子,即便他再怎么保证,都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孙韬说,“阻止家暴的发生,最关键的是第一次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报警、告知亲友寻求帮助。如果选择忍气吞声,在心理上给施暴者可以驯服和控制的暗示,下次他还会这样做。”
“因为施暴者创伤的形成是连续多次形成的,所以,在成人期,他的情绪也不是一次就能释放完,会持续发生。”王剑飞说,第一次家暴发生后,受害者必须要寻求干预。如果任由施暴者发泄完,受害者就会形成心理创伤。
制止家暴,除了法律还需心理治疗
“寻求外部干预的主动性,对家暴防护工作能否顺利开展有重要作用,如果当事人主动,在外界支持系统的帮助下,家暴恶性循环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深圳第一家反家暴公益组织深圳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主任李孟说。
然而,很多受害者不愿意选择外部干预,并且对制止施暴没有信心。对此,孙韬说:“反家暴法明确了家庭暴力是违法行为,并且旗帜鲜明地告诉你,你绝对不可以暴力,哪怕一次也不行。”
“现在当事人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我接触的三宗人身保护令案里,男方都不敢再违反了,因为法院的裁定同时抄送了派出所、居委会,最重要的是裁定里写明了后果:一旦再次发生家暴,将被处以罚款、训诫和予以拘留,严重的还要负刑事责任。这种警示作用很明显,我的一个当事人被家暴后,法院下发了人身保护令,一次她喝了点酒,回家壮胆子想和男方吵架,男方立马从二楼跳窗而逃,说‘我才不上你当,你故意激怒我,让我动手打你,让法院把我拘留……’男方的反应说明,施暴者非常清楚自己行为的法律风险。”
“家暴和别的暴力不同,是一种心理上的因素主导的,有两面性,不敢对其他人,只敢对身边的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艺军对记者说。
李孟说,很多家暴发生后,受害方找到他们后提出的求助要求是,希望能在维持婚姻关系前提下终止暴力。“顾及子女等问题,这是很合理的要求,但实际操作中是比较困难的,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目前我们对基于受害者的主动要求,提供心理辅导的服务基本能够满足。但对施暴方的教育服务却很难开展。而绝大多数家暴的发生,根源在施暴者,并不在受害者。如果施暴方的问题不解决,即便离婚了,施暴者在其他家人或再婚配偶身上,还可能会施以家暴。”
“如果能把反家暴的重点放在施暴者身上,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李孟说,在香港地区,一旦被法院裁判有家暴问题,施暴者就必须被强制参加男性施虐者心理/教育治疗小组,通常得参加15次或以上的课程。每次课8到10人一组,都是有家暴情况的人。在社工的带领下,通过小组的形式一起学习,通过情绪管理、性别意识、沟通技巧、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个人成长一系列课题,从意识层面到行为层面逐步改变施暴者。
反家暴法可能暂时制止了施暴行为,而要改变施暴者用暴力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还必须要进行心理治疗。“心理治疗能够真正地改变他们。”王剑飞说。
一个曾经接受过短暂心理治疗的施暴者对记者说,“记忆里,我妈妈几乎每天都发脾气。成家后,在觉得烦躁时,我不由自主地就冲着妻子发脾气。其实,发完脾气我就很后悔,我想和过去的自己决裂。但是,很快就会有下一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接触的一个案例,妻子动不动就打孩子,打完又后悔、难过,但又抑制不住打,有时候像虐待一样,持续了一年多,孩子见到妈妈就恐惧到了极点。通过心理咨询了解到她小时候就是被她的妈妈打大的,有时爸爸也狠狠地打她,这个妈妈就是在创伤中长大的。找到原因和情绪点之后,帮助她释放情绪,等释放完之后没有负面情绪搅扰了,人就变了,再看到孩子做错事时她就没那么生气了。”王剑飞说。
亟待完善的社会干预体系
在心理治疗方面,国外一些法律已经很细地规定到强制性勒令施暴者进行心理矫治。“这从科学、人道的角度,对施暴者自己、对相关人都有好处。”皮艺军说,“家暴有自己的特点,通过道德教化、法律惩处来解决家暴,并不能完全奏效。家暴后当事人回到共处的封闭空间,婚姻关系、亲子关系都没有断绝,如果法律干涉后,干预者要站在受害者角度上考虑具体解决方案:如果受害人告发了,司法机关对施暴者要制裁,有的受害者觉得会遭到对方更激烈的报复,或者从利益角度考虑,家里财源就断了,受害者会改换或阻止进一步处罚。在这种情况下,对家暴的处理应该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不是依法惩处那么简单。因此,有没有完善的体系干预家暴,很重要。”
“有类似经历并希望改正的人,坐在一起,定期进行团体治疗,心理学上叫共情,他们能够产生相同的情绪,这种同伴教育更有效。”皮艺军说,经过这种科学的干预,施暴者情况会好转,但到了适当情景,还可能复发,因此需要长期、定期的矫正。目前心理咨询的收费参差不齐,2016年北京海淀区开始试点把这笔费用纳入医保。“有家暴的家庭,如果因没有能力支付心理咨询费用而得不到及时的心理危机干预的,希望有关部门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王剑飞建议。
湖南省长沙市牛角塘社区居委会主任王宏霞对记者说,解决家暴当事人再就业,尤其改变女性的无业困境,也是反家暴体系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我们社区下岗居民较多,2013年社区反家暴协会成立后处理的8起家暴事件里,几乎都有下岗的阴影,结合这样的情况,我们协会在疏导家暴情绪之外,还下力气帮助他们再就业,也希望政府的再就业培训能传授一些更实用的谋生技能。”
“反家暴法实施后,到我们中心来的求助者有所增加。”李孟说,“但目前还缺乏实施细则,各部门具体怎么办,没有指引和规范。比如唯一监护人对孩子施暴的,该怎么办?前几天我们接到学校社工的求助:后妈打孩子,孩子生父公差在国外。这种情况,我们处理起来就很被动。可以报警把孩子从家庭中提出来,但之后照顾孩子的责任主体不明:救助站福利院都不合适,社会组织没有这个权利,警察没有庇护中心来安置孩子,孩子过夜、读书都成了问题。而且遭遇了这样的创伤,孩子更需要耐心细致的陪伴和关心,目前没有一个组织能够满足这样的需求,如何处理很困难。”
目前香港对家暴的处理办法,有非常详细的执行细则。“它区分开亲密关系的成年人之间家暴和对未成年孩子的家暴等不同情况,作出不同且细致的处理措施,对其中的责任主体的要求和职责明确具体,无法推卸,整个预防保护体系比较健全。”李孟介绍道。
应鼓励更多社会团体参与
“最紧迫的还是要更加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的广泛参与。在国外,反家暴很大一部分是社团在做,采用工作坊和团体治疗等方式,他们很专业,有科学背景。都是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不需要花政府的钱。我们目前反家暴总是强调依法,但司法机构、街道等政府机构很多做不到科学有效干预,需要专业社会团体更加深入广泛地介入,政府应该提供平台,允许、支持、鼓励他们来做,来弥补反家暴工作的不足。就像市场经济一样,总有人来弥补,而这些人比政府职能部门更加专业。目前因为社会团体参与少,社会也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潜力。”皮艺军说。
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在深圳运行时间比较长了,现在已经形成了网络密集的社工系统,社工可以深入到社区、学校和家庭。反家暴工作离不开法律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根据不同个案提供不同服务,比如心理方面的问题,由心理咨询师解决;现实层面的问题,比如子女安置、财产分割、社会支撑网络等问题的解答,就由法律工作者提供服务。“中心一年处理大概300宗家暴咨询案例”。李孟说。
除了社会公益组织,社区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与家庭有着天然的联系,王宏霞所在的社区是国内较早成立反家暴协会的一个,她介绍道:“我们协会充分发动小区楼栋长的积极性,由他们摸底,了解到有家暴萌芽的或者已经发生家暴的情况后,第一时间上门家访,把问题收集起来后,交给协会专业的心理和法律工作者进行分类和分析。为了帮助家暴当事人彻底地走出家暴阴影,我们协会还吸引了社区的统战人士,比如齐白石后人、企业主、民主党派、少数民族、黄埔后人和宗教人士,他们的加入给反家暴工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和支持,切实地解决了不少家暴家庭的实际困难。”
代表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黄河科技学院院长 杨雪梅
目前,以反家暴法为重点的反家庭暴力干预体系,主要集中在事后惩治,而事前和事中的察觉与制止还不够。此外,建立完善的社会干预体系需要考虑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这一特点。应大力支持社区、单位、专业机构等组织反家暴的潜力,为他们提供宽容的接纳平台和各方面资源,让反家暴能够深入持久有效地开展下去。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东莞鼎泰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职工 王馨
2015年3月,全国妇联公布过一个数据,全国2.7亿个家庭中,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这是反家暴法出台前的数据,反映得不一定很充分。现实中遭受家暴的家庭和个体,不仅是女性,也有男性,还有孩子、老人甚至兄弟姐妹等,人数可能要远远超过上述数字。我们需要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到反家暴的社会干预体系中来,同时也需要向先进国家学习更科学的反家暴干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