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北京，绿绽枝头。在这春色无限的日子里，笔者第三次走进了北大红楼，红色砖墙、红色窗棂，这幢坐北朝南的北洋风格建筑，承载着红色的历史烟云，感觉庄严、肃穆，历史的厚重感随处可见。
北大红楼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今五四大街）29号，为北大老校舍之一，原名“京师大学堂”。工作人员告诉笔者，作为中国革命的起点，北大红楼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先驱者艰苦卓绝的历程，在经历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洗礼之后，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红楼，这座年仅91岁的年轻建筑，建成伊始，便成就了北京城内一段极不平凡的历史。为了保持历史原样，一楼的楼道和展室依旧是木地板，地板上的大红漆泛着新刷后的红光，走在上面发出阵阵咯吱声。楼道比较昏暗，圆形的老式吊灯散发着幽幽的光亮，深枣红色的木门，黑色的老式门把手，默默地记载着岁月的痕迹。
走进红楼，一楼门厅中间是蔡元培先生的铜像。北大因蔡元培，从此确立其现在传统和校风；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这一切皆源自红楼。1916年身在法国游学的蔡元培先生，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从此北大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适逢蔡元培就职第二年，红楼落成，北大图书馆、校部机关随之搬入其中。在红楼，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大力整顿和改革，他实行“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聘请胡适担任哲学研究所主任。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成为蔡元培整顿和改革北大的重要力量。在蔡元培校长革新精神的指导下，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思想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蔡元培一生清廉，在北京任职多年，却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一直租住他人房屋。他生活俭朴，是民国时代十分难得的清廉官员，他曾经写下抒发崇尚廉明刚直、憎恨邪恶贪浊的诗：“洁身自好或非鲜，嫉恶如仇得见难”。晚年旅居香港，生活极端拮据，去世时，无一间屋、一寸土，还欠下医院一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也是由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代筹。出殡时家中无钱聘乐队，由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找来十面锣，在出殡队伍前敲打……蔡元培的清廉，更使送葬人落泪。
红楼的盛名，源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中，李大钊与陈独秀同是领军人物，当时流传一首嵌名诗盛赞两人曰:“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李大钊曾用笔名‘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
沿着门厅往东走，进入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套间，这里是时任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用房，外屋会客、里屋办公。李大钊为人友善质朴，不少师生都喜欢到这里聊天。在红楼这间普通的办公室里，李大钊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广泛接触社会，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当年，红楼一层曾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所在地，纪念馆依据研究成果对图书馆旧址进行部分复原，目前有图书馆主任室、第二阅览室、登录室、第十四书库以及新潮杂志社和学生大教室等六处陈列。据当时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建时14名成员之一的张申府回忆：“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图书馆成了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许多激进的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大家也常常在此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求救国拯民的方法。”在李大钊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红楼落成。在其影响下，一时间红楼成为新思想运动的中心，许多进步教员、学生聚集在此读书、座谈。五四运动后，李大钊等在红楼建立了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从此这里变成了北方革命的中心。
北大红楼有光辉的历史，亦有苦难的岁月。
1937年9月3日，日军进驻红楼，红楼成为日本宪兵部，楼内的地下室成了宪兵队本部“留置场”（拘留所），许多爱国志士如国画大师李苦禅、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青年学生和教授如邓之诚、蓝公武、孙道临、张东荪等都被关押在这里，遭受非人迫害。据工作人员介绍，“留置场”的大门在一楼东端，有台阶通到地下室，中间为东西纵向通道。地下室甬道两边全是狭小的单间屋。靠西头的两排约14间囚室，进门有不到1平方米的地面，迎门和左侧都是木栅，故称“笼子”。正面牢门只有1米高、半米宽，牢门右下方留了一个只能送进饭碗的小洞。往东是刑讯室，室内放有许多刑具，此房隔音设施很好，里面施刑外面几乎听不到声音。看守所东西头各一门，看守的宪兵分班轮值，日夜巡逻。刑场设在红楼后边的广场上，抗战时期成为日军滥施淫威的地方。
以自由民主为旗帜的北大红楼，在被日本占领期间，拘留了传播知识、教授文明的师生，成了关押、残害中国人的人间地狱。这是红楼历史上最黑暗和耻辱的岁月。
红楼，红色中国的起点。今天，红楼依旧，尽管没有粉刷一新，但浓浓的红色，就像一支火炬，高擎“永恒的风景”。这里典藏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种精神!（文/郭云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