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戴春晨 三亚、广州报道
农业布局“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农业“走出去”拓宽了道路，无论是隆平高科还是广垦橡胶集团，均获益匪浅。农业“走出去”不仅仅是去海外“种地”，还要将农业上下游产业链的投资纳入农业“走出去”的整体布局中，鼓励企业向加工、物流、仓储、码头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种子、研发等科技含量较高的关键领域投资，提升投资层次，培育一批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农业“走出去”不仅造福当地民众，也令双边农产品贸易规模增大，实现互利共赢。
近日，隆平高科与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签署5000亿元规模的合作协议，在三亚建设面向海外市场的研发中心。此举使得隆平高科的国际化版图越发清晰：在十余年公益性国际援助的基础上，另辟一条市场化拓展路线。援助+研发，将以杂交水稻种子为代表的中国种子推向“一带一路”沿线。
来做个地图游戏：将全球水稻种植分布图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图重叠在一起，有什么有趣的发现？是的，这两幅地图大部分是重合的。
水稻是全球第一大粮食作物，在水稻主产国中国之外，90%以上的水稻种植分布在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合作主体。
提高粮食单产能力，保障充足的粮食供给，依然是当前的世界性难题。让我们开下“脑洞”：靠科技进步“养活自己”的中国人，能否向海外输出先进农业科技，从而造福世界人民？事实上，中国的农业科技企业，正在做的一件事便是，将中国的杂交水稻种子，播撒到“一带一路”沿线的耕地上。以“袁隆平”冠名的隆平高科，便是走在前头的主力企业。
近日，隆平高科与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签署5000亿元规模的合作协议，在三亚建设面向海外市场的研发中心。此举使得隆平高科的国际化版图越发清晰：在十余年公益性国际援助的基础上，另辟一条市场化拓展路线。援助+研发，将以杂交水稻种子为代表的中国种子推向“一带一路”沿线。
4月27日晚间，隆平高科公布2016年业绩，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2.99亿元，同比增长13.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01亿元，同比增长2.05%；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27亿元，同比增长18.39%。业绩简报称，公司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实现了国际业务总收入同比增长。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种业企业正在“一带一路”的稻田里种上了“金子”？
“一带一路”的市场空间
隆平高科以“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名字命名，显示出这家企业和袁隆平非比寻常的关系。简单说来，袁隆平是隆平高科的股东和名誉董事长；袁隆平研发出的品种专利，隆平高科拥有优先级别的购买权。
在坚持国际化这条路上，隆平高科和袁隆平的思路一致——身为一名“梦想家”，袁隆平几乎在为中国人研究超高产杂交水稻的同时，就在从事杂交水稻的“国际普及”工作。袁隆平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两个梦想：年轻时他曾梦到超级杂交水稻技术研究成功，他和助手们在“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帚还长”的禾下乘凉，这个梦想被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而他另一个知晓度稍低的梦想则是，将杂交水稻种子推向全球，造福全球人民。
源于“杂交稻种满全球”这个想法，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及袁隆平在1999年发起成立隆平高科时，隆平高科就几乎迈出了“走出去”的步伐，成为国内较早一批“走向全球”的种业企业。
世界水稻种植区域分布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亚洲主要水稻种植地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斯里兰卡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成为隆平高科“走出去”的主要阵地。
隆平高科较早的国际化策略有很强的公益性质——教外国人怎么种植农作物。早些年，就有不少东南亚、南亚、非洲国家的“留学生”来到隆平高科总部所在的湖南长沙，一拨接着一拨地上农业科技的培训班。2009年，“中国杂交水稻技术援外培训基地”落户隆平高科，这是商务部首个援外培训基地。培训班的“留学生”分为两类：海外的技术人员、管理农业的政府官员。课程的主要内容是杂交水稻、杂交玉米技术，兼顾蔬菜栽培技术等其他内容。
截至2016年底，隆平高科承办了140余期国家援外培训项目，为近100个发展中国家培养了包括36名正、副部级学员在内的5000余名农业管理和技术人员。
隆平高科新计划是，2017年在国际培训班的基础上，建立“隆平大学”。
国际援助培训班之所以能办起来，是因为中国人有给海外部分国家“辅导功课”的技术优势。一方面，袁隆平研发的杂交水稻技术，使得中国在水稻育种领域占据了全球塔尖地位；另一方面，随着“三农”领域改革的推进和科技的发展，中国在机械化种植领域已经领先东南亚、南亚等国家。
这种技术的“代差”至今依然明显，集中的表现便是代表水稻技术较高水平的杂交水稻种植比率。海外水稻种植面积约95%分布在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杂交水稻的“普及”无一赶上中国。据2014年统计数据，东南亚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占比也不算高，世界水稻种植大国印度杂交水稻播种面积仅占比5.8%，印尼、孟加拉、菲律宾等国家的杂交稻种植比率不足5%，数据最好的缅甸、巴基斯坦分别为19.6%和18.2%，世界整体的杂交水稻种植比率仅为6.7%。
杂交水稻种植比率低，意味着前述国家的单产不及中国，粮食自给存在压力。比如，马来西亚粮食自给率约60%，政府希望未来提高到70%，这相当大部分要依靠转种杂交水稻增产。业内粗略估算，“一带一路”沿线的水稻主产国家，杂交稻种植面积比率如果达到30%，仅按照中国每亩用种量标准，每年约需杂交稻种子6亿公斤，为我国目前杂交水稻种子市场容量的两倍多；如果考虑相对低的当地栽培管理水平，每亩用种量至少翻倍，市场容量更加巨大。
而隆平高科的“国际援助”路线，既是“普及”杂交水稻的公益行动，也是有潜力的商业拓展行动。隆平高科国际部门负责人表示，通过援外培训，东南亚很多国家看到了粮食自给的曙光。不少国家都开展了具体的粮食增产行动，比如斐济已出台“重振水稻产业计划”，马来西亚制定了“北马经济带-北部粮仓计划”。
而坚持十几年的国际援助培训，在造福世界人民的同时，也给隆平高科带来了实际的好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与良好的品牌印象。在印尼，从当地农民到政府官员，都将杂交水稻称为“隆平稻”。正是看到了“隆平稻”增产的“魔力”，一些国家着手向中国进口杂交水稻种子。
这也是《“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应有之义：以“民心相通”促进“贸易畅通”。
研发先行策略
海外援助培训等公益行动，并不能解决隆平高科走向“一带一路”的全部问题。在隆平高科的国际化版图中，与公益行动并举的是市场化的商业拓展，而针对海外市场的研发，则在市场化的最前端。
隆平高科副总裁、杂交水稻国际研发首席专家谢放鸣分析称，尽管杂交水稻走向“一带一路”市场空间巨大，但也存在不少风险点：技术层面，“一带一路”国家当地的水稻种质资源少，遗传资源单一化严重；稻田有效灌溉面积少，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差，投入不足，栽培技术落后；水稻生产成本提高，新技术推广力度不够；人才层面，农业科研与推广人才缺乏；政策层面，种子繁育与生产法律不规范。
以上问题，无法单纯依靠培训海外人员或者单纯出口种子解决。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种质资源作为选育植物新品种的基础材料，以往受到国家的“预防式”出口限制；而水稻种子的表现与所处自然环境相关，国内审定的品种，有限定的合法种植范围，也不一定能完全适应异国的生长环境和消费市场。另外，某些国家对种子进口壁垒森严，中国出口的种子挤进这些国家的市场并不容易。
隆平高科的解决办法是“研发先行”，将研发端前移至市场，针对目标国的市场研发特定的杂交水稻品种。2015年，隆平高科斥资1亿元设立国际公司，主要负责在海外从事农作物种子的本地化研究、本地化生产加工和本地化销售。在2016年之前，隆平高科已经在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度、孟加拉、东帝汶、印尼、泰国以及非洲的利比里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国家设立了研发中心和育种站。
顺着“研发先行”的路线，隆平高科近日在海南三亚落下重要一子：与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签署协议，公司海外研发中心正式落户三亚。该中心将作为国际研发总部正式运营，管理下辖公司在海外的研发中心和育种站，统一开展海外育种相关工作。
无论是对袁隆平还是隆平高科，三亚都是意味深长的存在。对袁隆平而言，“杂交水稻之父”的科学生命，来源于1970年在三亚发现的水稻雄性不育株“野败”；而三亚日照长、生长快的自然特点，又使得他至今每年都差不多6个月待在三亚的试验田里。而对隆平高科而言，三亚也是面向东南亚、南亚市场绝佳的育种场地。
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柯用春表示，三亚地处亚热带，其日照时长、雨水等自然条件和东南亚和南亚等国家相类似，因而从三亚试验田培育出来的品种，比较容易适应这些国家的生长环境。而另一方面，建立面向海外的研发中心，还可以收集当地以及国际上的水稻资源，开展自主创新培育工作。
未来的理想状态是，隆平高科在三亚的试验田、在海外国家的研发中心和育种站，每年均有源源不断的新品种送往“一带一路”沿线的稻田。目前，隆平高科在海外已有19个品种在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国分别审定或者登记。
这也间接呼应了袁隆平“杂交水稻种满全球”的梦想。
隆平高科国际部门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有了适应本地市场的品种，隆平高科将进一步大力推进市场网络建设和海外销售团队建设。
锦上添花的是，2016年，在海外布局颇广的国有企业中信集团成为隆平高科的第一大股东。隆平高科借助中信集团的全球网络拓展海外市场，被市场寄予厚望。
依托早年打下的海外援助培训和市场化拓展的基础，隆平高科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杂交水稻种子年出口量达30%以上的增幅，2015年出口的杂交水稻种子4100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