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衡先生曾说：“什么能够代表中国？在我看来无外乎两者，一是秦始皇兵马俑，二是曾侯乙编钟。”
1978年，沉睡于地下20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在湖北随县出土。65件编钟连同挂钟构件、整副钟架以及竖在钟架旁的2根撞钟木棒、置于悬梁上的6个T字形敲钟槌……这套巨型礼乐重器代表了当时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巅峰，是中国文物考古、音乐史和冶铸史上的空前发现。
编钟是盛行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宫廷乐器。随着历史朝代更迭，秦汉以后编钟的铸造工艺渐渐退化、失传。为了重现这古老的中华雅乐，20世纪80年代，国家决定仿制曾侯乙编钟，让沉寂千年的编钟在当代舞台上复活。
刘佑年，武汉工控艺术制造有限公司编钟调音师，正是那个让手里的编钟奏响先秦遗音的人。
在武汉市郊这座偏僻的小院里，工人们正在以传统的方式生产古老的编钟乐器。一口编钟制作完成需要22道工艺，其中最难、也是决定成败的一步就是最后的调音。这道工序刘佑年已经做了30年。
这套编钟出土后，当时的考古学家就试着让今人在目睹这些精美乐器的同时，又能听到2000多年前的煌煌乐音，他们经过反复检测，将已脱落的受损的挂钟构件进行修复、复制，成功地把编钟在舞台上重新组装了起来，并于1978年8月1日下午在遗址不远的一间礼堂进行一场编钟音乐会。当年20多岁的刘佑年有幸在博物馆第一次听到了那套古编钟的现场演奏，中华雅乐的魅力让他至今不能忘怀。
“高雅的不得了，它这个不比西方的钢琴逊色，而且它的音特色更鲜明。”
机缘巧合，1986年刘佑年进入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加入了研制编钟的队伍中。研发人员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曾侯乙编钟的古代音律变成当代人可以配器演奏的现代音律。
“古人这个标准的乐音就和我们现代的不一致的。你如果是复制，按照古人音乐的标准，它和我们现代的乐器配器演奏，绝对不能吻合。这个难就是说我们说调音，没人教你的，你就去摸索。”
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循，一切从零开始。研究所花费了将近十年才研制出了可供当代人演奏欣赏的编钟乐器。可是没想到第一次交付专业的民乐团使用就遭受了严重挫折。
刘佑年说，音乐总监的耳朵是金耳朵。每一个钟每一个钟来听，结果11口钟都不行，这相当于三分之一的钟都被专业音乐人士宣判了死刑。当时真是不服，说你为什么说11口钟不好呢，我们认为都不错呀。”
刘佑年去请教专业人士。音乐考古的研究人员告诉他，由于钟体合瓦形的独特结构和不匀厚的钟壁以及激发点和节线位置关系，所有编钟都能击发出两个乐音。而且，下层的大钟，声音低沉浑厚，音量大、余音长；中层较大的钟，声音圆润明亮，音量较大、余音也较长；中层较小的钟，声音清脆、嘹亮，音量较小、余音较短；上层钮钟声音透明纯净，音量较小、余音稍长。各组钟配合演奏发出令人惊叹的交响。
刘佑年想起年轻时第一次听到曾侯乙原钟那种震撼的感觉。他和同事们再一次申请重新考察研究曾侯乙原钟，寻找灵感。
编钟调音是通过打磨编钟内壁的形状、薄厚来实现的。看起来朴厚沉重的编钟体，其实是一个制作上精妙的共鸣腔。腔体上的各个部位与乐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准、音色、余音的延时长度等多项音指标错综交织，共存于编钟内壁中。
“老祖宗太牛了，我们没有想到它里边有些开了槽的，更多的这个壁厚的这种变化的，我们真是没想到，有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有了亲身做钟的体验，刘佑年终于看懂了古人做钟的门道，那些曾经以为是制作缺陷的凹槽、不均匀，原来都是古人为了追求完美音色而做出的细微改变。
有了目标就有了动力。那个酷热的夏天，刘佑年吃住在车间，一口钟一口钟地做试验，汗水和铜粉混合在一起，皮肤严重过敏长出一层红斑。经过一年苦心研究，他们铸造的编钟终于可以发出媲美曾侯乙墓原钟那样悠扬动人的乐音了。
刘佑年的徒弟刘厚海说，这个钟一拿出来，铸态的情况下一敲，师傅他就知道了哪个地方不行，哪个地方需要再调。
刘佑年说，编钟的调音是一个不可逆向的过程。这个壁厚，你越打，就会越薄，那个音就会越来越降低。你一出差错，磨过了，那这么大一口钟就废掉了。
这最后的打磨，没有什么现代科学仪器够帮得上忙，既要保证音准又要不失编钟特有的清越悠扬的音色，这细微分寸的拿捏全在调音师砂轮下的毫厘之间。为了这毫厘的精准，刘佑年如同苦修禅功一样，熬练三十年，经历了几千次调音校准。
从那之后，高品质的编钟乐器就成为我们国家的国礼，到访欧洲、日本等地。在香港回归、奥运会等国家重大活动中也有他们制作的编钟隆重登场。
如今在湖北省博物馆，刘佑年团队仿制曾侯乙编钟每天都会奏响。“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当今天的人能够通过乐舞理解曾侯乙编钟所蕴含的丰富的礼乐思想和当时古人的精神追求时，是刘佑年最享受的时刻。（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一本政经工作室 张芊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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