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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6日03:19 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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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作家麦家。

  【环球时报记者 张妮】雨中的西溪湿地像一幅绿色的水墨画,置身其中的麦家“理想谷”书店更添一份静谧和诗意。书店背面的会客厅里,刚从乡下返回杭州的麦家提前到了。牛仔裤、酒红色休闲鞋,紧身黑色T恤外罩着件条纹衬衫,这位“中国谍战剧之父”比记者想象中时尚、随和,但黑框眼镜后的眼神中透着一种孤独和神秘气质,一如他小说中的容金珍、黄依依。在自己的地盘上,他显得很放松。专访刚开始,他就点上一支烟,抽到一多半,把烟掐灭了,另一只手始终握着一只一次性打火机。他说,正在创作的新书和以往题材不同,是本“准自传”。当《环球时报》记者问他,现在成功后与之前相比,写作的意义和状态是否相同时,他顺手拿起手边一本刚出版的书,打开扉页,专注而动情地读道:“以前,小说是我的一件行头、一张文凭,因为有它,我变得有些与众不同,别人也常把我高看一头……现在,我基本上活在自己的天地里,痛苦和快乐都是自生自灭的。这时候,我深刻地感到,小说已不再是我个人的什么,而是我向往的一个身外之物。”

  名气让作家成为他人的消费品

  环球时报:在人生的上半场,您希望作品被认可,但被退稿多次。到了下半场,您终于成功了。其间的转折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您“不小心”做了件开创时代的事?

  麦家:在中国作家里,我的成长之路是走得最艰辛的,至少是之一吧。我1986年开始写作,真正被文学圈认可是2002年长篇小说《解密》在《当代》杂志发表,沉默期长达16年,其中11年都在改这部作品,它被17次退稿。过程很痛苦,也很有收获,我像把刀被迫地在磨刀石上反复磨,积淀了很多写作技巧和素材。有的作家成名后不知道怎么写作了,因为积淀太弱,花开得早,也败得早。像我这样一直在熬,要不你把我闷死在石头缝里,要么,一旦让我蹦出来,就有大量东西可以写。之后,我用8个月就写出《暗算》,没想到它很快被拍成电视剧,更没想到播出后会那么火。

  可以讲,我在中国文学圈尤其影视圈是做了一件开天地的事,把谍战这题材商业化。有时人要扮演什么角色不是自我完成的,是时代帮你完成的。你想,同样一部作品,前面十年被反复退稿,后来被捧为圭臬,被人再三复制。为什么?就是时代变了,人们对文学类型的喜好发生了巨大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写作开始走向内心,一窝蜂搞自我表达、身体写作,写人性黑暗、琐碎的东西。在这种风向面前,《解密》就是个怪胎,不讨人喜。十几年后,读者对这种类型出现审美疲劳,开始对国家主义、英雄主义这种比较阳刚阳光的文学感兴趣,我正好赶上,熬过来了,这是一种运气。现在这个品种大家也开始疲劳,类似《爱情公寓》《欢乐颂》等都市爱情剧特别火,风水在轮流转。

  当然,外部风水是一回事,个人才赋也是风水之一。文学创作要有生活基础,也要天赋和努力。我的努力是百分之百的,天赋应该是70分吧,不高。其实有很多比我有才华的人,但他们大部分没有我这么努力,也没有我这么幸运。我经常开玩笑说,越努力越幸运。

  环球时报:现在的您名利双收,但有时也希望逃避成功带来的副产品,比如地产广告代言、被无数陌生人打扰。您享受现在的成功吗?它和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麦家: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会这么有名。迄今为止我所有长篇小说都改编成了影视剧。可以说,我在商业上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又是危险的。比如现在很多人把我说成“中国谍战之父”,把我推到风口浪尖。知名度太大会伤害作家的,名气会让你成为他人的消费品。从时间上来说这是一种巨大损耗,因为作家需要安静,要有大量思考时间。同时,它也伤害了我在文学上的一些成果。有人说我的小说是通俗小说,就因为它太畅销了,畅销是通俗的证据。其实,我小说的文学性是茂盛的,但我也不想去辩解。只要你写东西就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被捧读,另一种是被误读。由于读者本身的经历、趣味、欣赏标准和你不同,一个作品自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阅读效果。这是你命运的一部分,你要坦然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

  最难破译的密码是人心

  环球时报:为什么您的小说里都有一堵围墙,为什么您说最难破译的密码是人心?您真正的创作意图是什么?

  麦家:我的小说都是“解密”主题。解密一个被人为或被时间包裹起来的历史真相,是比较浅层面的,解密人心、人性才是深层次的。小说家必须要插上虚构的翅膀,目的是让笔下的故事有更大的涵盖面,不只是这件事、这个人,要举一反三,从中看到一群人的故事,甚至是500年前后的故事。透过事件的表象去看实质,看人心的秘密,这才是文学写作。我写的这一群人是在红墙里从事保家卫国工作的,这个红墙基本上是和现实生活隔绝的,世俗阳光无法照进去,你想有饱满的世俗生活、有自己个性,在这个红墙里是不现实的。红墙是象征,象征机构、体制,甚至是大家、小家,个人在其中有得有失,有提拔有限制。进一步说,你我即使没有待在现实的红墙里,但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道自设的红墙,你不自由的时候渴望自由,当你完全自由时又要逃避自由。我的小说有一种文学和哲学交叉的地带,有人说哲学是父亲,美学是母亲,他们生下的女儿才是文学。

  环球时报:您曾表示,一般的故事能听到脚步声,而小说里能听到心跳声。像《红楼梦》这样的传世经典能听到什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

  麦家:一个好作品,确实应该要有作家的脚步声、心跳声,像《红楼梦》我觉得可以听到一个民族的脚步声和心跳声。为什么我们今天去看《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牡丹亭》,照样会流眼泪?人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和五百年前是一模一样的。好的作品是穿越时代、穿越人心的。

  作家是培养不了的,是从自己的勤奋和经历里长出来的。一个人要成为作家,首先他的经历要比较独特,尤其是童年。海明威说过,辛酸的童年是一个作家最好的训练。我小时候家人是“反革命”,苏童少年时期生过一场病,没办法上学。别人都在开开心心的时候,你突然被抛弃了,成了一个孤独的个体,你受的委屈没地方宣泄,只有自我消化,内心过早地被打开。过早尝到苦难的味道当然不是好事,但对写作是好事。另外,作家要被读者认同,或者说要从一大堆作家当中独立出来,关键是要有你自己独到的世界观、人生观,这种东西需要你从小说以外的体悟中去汲取。你要有经历,要博览群书后才会发现自我。我有句名言:读书是写作最好的准备,写作是写作最好的老师。

  美国充满傲慢与偏见

  环球时报:为什么中国引进国外的文学作品那么多,而国外翻译中国的却很少。同样是中国文学作品,为什么您的书更容易被海外市场接受?

  麦家:整个世界的全球化最多只有100年历史,100年来话语权一直在西方手上。有数据显示,美国每年出版的小说中,外国文学只占5%,中国只占其中的3%。美国其实是一个充满傲慢与偏见的国家,它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完全建立在自己的认知和想象中。其实,我们已经写出很多值得西方人看的作品,关键是他们不想看,因为他们还觉得你愚昧,不值得他关注。但我相信,只要中国持续发展下去,他们对中国文学就不得不感兴趣,因为文学是了解一个国家最便捷的途径。    

  当然,中国一些作家的作品走不出去,强烈的地域性也是个原因,比如写到人的饥饿,西方人没法理解,因为他没这种饥饿体验。上个世纪中国落后太多,我们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是黑暗的,而文学往往喜欢夸大其词,把落后的、愚昧的东西夸大到极致,你越夸大,西方越看不懂。随着我们这一代作家老去,年轻人的写作和世界接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中文的影响力也一定会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强大而越来越大。说到我的作品所以在国外受欢迎,一是因为我写作的题材是世界性的,那个职业众所周知,就算你不懂中国历史也完全可以看懂。另一个因素是,我的小说一走出去就与英国企鹅、美国FSG等国际著名出版公司合作,比如《解密》《暗算》都列入“企鹅经典文库”出版,你站得高了,有品牌了,很多人都看得到你,容易一通百通。

  环球时报:您做“理想谷”的初衷是什么?您心中的理想谷什么样?

  麦家:我做这件事有一个前提是,我有名利了,自己一辈子花不掉,想跟别人分享。另外,11年被退稿17次,对我伤害很大,如果通过理想谷,能让那些无名的作家得到一些提携,可能也是做善事吧。还有,我总觉得劝人读书是一种积公德的事,一个人只要爱上了读书,他不会坏到哪里去,就像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所说:如果有天堂,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书总的来说,是劝人从善向美的。

责任编辑: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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