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梁的“转型”，加上姚明和郎平进入协会，几人的共同特点：都是体育专业人士且是业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体育明星、名人，这种变化也预示着中国体育改革逐步进入“偶像代言”时代。
姚明是中国篮球国际化最成功的一名运动员，他入主篮协，也意味着中国体育的顶层设计者们对中国篮球固有现状“破冰”的决心。在姚明入主后，中国男篮历史性地首次成立双国家队。可以说，姚明是中国篮球改革和成长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和姚明一样，巨星郎平成了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副主席。郎平非常熟悉和了解中国排球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多年海外执教的经历也让她具备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她任职排协副主席，无疑中国排球联赛如何深化改革起到很大的帮助。同时也是协会向实体化过渡的需要，有利于引入先进排球理念、进一步推广排球运动。更重要的是，郎平将不仅将成为排协代言人，还会以“女排精神”缔造者之一的身份为中国排球的改革带来强大的偶像引领示范效应。
和郎平相同的是，刘国梁也是从教练转型到协会，这符合近期体育总局整体上的改革节奏。尽管刘国梁卸任了总教练，但从新职位的意义以及刘国梁本身的资历看，他反而更牢固了自己国乒掌门人的地位。
刘国梁这次职务变动显然是体育总局希望贯彻协会负责制，转变总局职能，今后朝着总局变身为纯粹的管理机构，鼓励具备条件的运动项目走职业化道路，稳步推进职业体育发展的模式前进。作为中国体育精神象征的国球，同样要深化改革，刘国梁升任乒协副主席后，将更有利于从宏观的高度展开乒乓球项目的发展和推广。 华商报记者 赵蔚林
亲历者说
王立彬：体育改革不是包装偶像
名宿王立彬作为亲历者，对体育明星担当协会负责人对体育改革的作用有着自己的看法。
>>专业的人也要多学习
华商报：篮协、排协、乒协都利用所在行业的体育明星担任负责人，在你看来，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王立彬：我认为还是服从并服务于管办分离的改革需求，利用名人的社会影响力，让外界对转型后的体育协会更加关注，有利于促进体育改革。我相信，未来，其他项目体育行业协会的转型过程中，也会考虑让业内的名人担任要职。
华商报：作为名人，能否谈一下你担任省篮协主席一年来的体会？
王立彬：我非常感谢省体育局领导当初对我的鼓励，感激大家对我的信任。我非常想为陕西篮球多做些事。这些年一路走来，我的感触也比较复杂，一是省篮协为陕西篮球事业做了一些事，但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距离，仍需砥砺前行。二是，篮协主席只懂篮球恐怕不行，还需要多学习，多请教。
>>过度关注名人不足取
华商报：你多次提出，篮协的工作需要更多人参与才能做好，仅依靠你和几个人肯定不行。关于这一点，可以理解为名人的烦恼吗？
王立彬：管办分离过程中，让业内名人担任负责人，目的不是推广和宣传这些名人，而是借助这些名人的社会声望，推动体育改革，把体育协会做大，做强。换句话说，名人效应也是有限的，不能把体育改革的成败寄望于这些名人身上。不仅是陕西篮协，包括中国篮协、中国排协，中国乒协都是如此。
华商报：也就是说，管办分离后，体育协会的建设才是重中之重。
王立彬：是的，体育改革不是为了包装偶像，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以陕西篮协为例，省篮协与行政脱钩后，该怎样发挥行业管理者的职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首先，要定位好协会与体育主管机关、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关系。其次，篮协作为权威机构，必须在行业管理上有所作为。第三，统一思想是篮协工作能够持续开展的关键，管办分离的过程中，不要过度宣传名人效应，而是要告诉社会，转型后的体育协会的新角色、新职能等，让大家逐步了解到位进而统一思想，只有思想统一，才会有一致的行动。一句话，这是大家的事业，不是某个名人的专属。 华商报记者 梁军
华商观点
改革不能一刀切
中国足协作为最早实现管办分离的协会，居然没有像排协、乒协和篮协那样，拥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专业人士担任要职。这至少说明，中国足球竞技水平低，业内找不出类似姚明、郎平级别的人物。同时，也说明一点，体育协会改革的目的是通过管办分离，激活社会办体育的潜力，并非造星运动。
体育行业管理的协会化、社团化是大趋势，但不是每一个协会的管办分离都必须借助名人效应。中国体育的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顶层设计为中国体育的变革指明了方向，有的甚至规划了路径。中国体育的改革也是一场长期的实践，既然是实践，就要结合客观因素，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中国足球没有体育名人，难道就不改革了？当然不是，反倒是中国足球的改革最早最彻底。同理，总局的管办分离与各地方体育部门的管办分离也不可能完全同步，肯定有个适应的过程，不能一刀切。当然，变革是大势所趋，一些体育部门也不能以条件不具备为由，拒绝改革。总之，要在坚持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扬长避短，发挥自身优势，主动求变。这就是所谓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 梁军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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