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各地各级政府给企业的补贴加总起来，其数目并不小。政府之所以热衷于给企业补贴，却在减税降费上少有作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受部门利益的牵制。
根据国务院部署，从今年7月1日起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围，将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符合这一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所得减半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该政策落地后，预计全年可为各类市场主体减税降费达5800亿元以上。
振兴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经济，是近年来的普遍潮流。在我国，政策面上提出了许多支持制造业发展的措施，但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所承担的税费负担一直比较重。武汉大学日前公布的一份《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报告》（CEES）表明，目前中国企业的平均税后利润率仅为3.3%，其中民营企业的利润率为3.9%，高于国有企业2.2%和外资企业2.1%的水平。
3.3%的平均利润率，是一个很低的水平，即使民营企业的盈利水平高于国企和外企，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盈利水平也在逐渐降低之中。顺便提一句，近来的资本市场上经常能听到一些刚上市企业的创始人将大宗持股随便抛售，甚至为此放弃创业企业的消息，舆论对此提出了强烈批评。但在了解到实体经营的创利情况后，不难对这种减持行为抱以理解，因为由减持带来的利益毕竟远远超过了辛苦打拼实体所得。当然，创始人大笔减持对资本市场行情产生了压制效应，监管部门有必要加大规范力度，但是这种现象的存在更提醒我们，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已经到了亟待改变的地步，不然，我国的实体经济根基还会被进一步腐蚀和破坏。
减税降费的力度不大，一般认为是政府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不愿意割自己的“肉”。但从CEES的调查却可看到，目前一些政府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提供的财政补贴并不少。据统计，有52.8%的企业获得过政府财政补贴，2015年获补贴企业的平均补贴率达到2.6%。这表明，政府在支持实体经营企业方面并不是不舍得“割肉”，而是更习惯以提供财政补贴的方式“割肉”。从公开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也可得知，有的业绩很差的上市公司甚至是完全依赖地方政府的补贴，才保持了盈利纪录，避免被退市。
但是，政府对企业的财政补贴，却存在很多疑问。首先，它使企业养成了对政府补贴的过度依赖，钝化了市场开拓和自主创新的主动精神；其次，由于目前对政府补贴还没有建立起细化的制度规范，大量财政补贴的决策和发放过程并不透明，很容易滋生权力寻租，使政商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再次，由于这种补贴通常针对个体的企业，而不是普适于所有企业，因此很容易造成市场的不公平，得不到政府补贴的企业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相比之下，对企业的税收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法律规范，就不容易产生上述问题。与其政府给企业大额补贴，还不如在减税降费上下大力气，切实为企业减轻税费负担。而这方面，恰是政府部门的短板所在。
事实上，如果把各地各级政府给企业的补贴加总起来，其数目并不小。政府之所以热衷于给企业补贴，却在减税降费上少有作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受部门利益的牵制。在许多地方，财税部门就一直以税收增加作为成绩，对于税收的减少还不能习惯；至于其他政府部门对企业的收费，其中许多项目更是由于部门利益作梗而取消不掉。
而真正为企业“降成本”，减税降费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关。税费高企而滥发补贴，不仅无助于为企业减负，而且也不利于政府行政的规范化和阳光化。政府部门应该加大改革力度，财税部门要树立“轻徭薄税”的观念，不断拓宽对企业的减税空间，其他政府部门更应该克服本位主义，不能向企业乱伸手。
与此同时，对企业的财政补贴也应该严格控制和管理，一些确有必要发放的政府补贴，也需要建立起规范化、阳光化的制度，让每一笔补贴都能经得起检查，让宝贵的财政资金真正用到刀口上。
重“减税降费”，少“财政补贴”，应当成为大势所趋。这方面，从7月1日起实施的这项对小微企业减税政策，或可起到风向标作用。这一政策早在今年4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已作出决定，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相信各地税务部门已经在技术上做好调整和准备，应当保证小微企业能够及时享受到这一政策红利。
同时，这次减税虽然只是针对小微企业，但对于改变税务部门观念，也能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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