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的力度、商业开发的力度与遗产保护的力量不匹配，与其说是思想认识的问题，还不如说是激励奖惩机制的问题。
7月7日至8日，在波兰召开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可可西里和“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双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2处，与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
对于这个可喜可贺的好消息，国内舆论并非只有庆贺，而是出现了不少冷静的声音。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思考题：在不少世界遗产所在地，跟全力以赴的“申遗”热情，以及对入选项目的商业开发热情相比，保护世界遗产的热情相形见绌。事实上，只有保护世界遗产的成绩跟申遗的成绩互相匹配，才能真正实现通过申遗来保护自然、保护文化的目标。
相关部门对于国内世界遗产保护的现状也有清醒认识。可可西里和鼓浪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后，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即在《人民日报》撰文，他在肯定中国政府在世界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为世界遗产保护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提醒人们“清醒、理性，反思、审慎，则是当下应有的态度”，并指出“各地仍不同程度存在‘重申报、轻管理’现象，‘申遗热’存在急功近利隐患，申遗时高度集中社会资源投入保护展示，成功后重心转向商业开发忽视后续保护，对世界遗产造成安全威胁甚至破坏”。
申遗的力度、商业开发的力度与遗产保护的力度不匹配，与其说是思想认识的问题，还不如说是激励奖惩机制的问题。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申遗成功是一项重要政绩，对于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大有裨益。而且，从已经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看，绝大多数项目都体现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依托世界遗产进行商业开发，对于促进地方的就业、财税收入，以及整体经济环境的改善，其积极作用不言而喻。
可见，对于申遗和商业开发，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世界遗产项目本身，以及所在地的居民群众，都具有强大的正面激励机制。相关各方很容易达成共识，全力以赴投身其中。与此相对应，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则难以形成有效的正面激励机制，也缺乏足够有力的惩罚机制。因此，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往往难以达成各方共识，难以调动相关各方都全力以赴。
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的根本宗旨，就是对于入选的世界遗产项目进行“原真性”的保护。对于商业开发则有严格的限定，更不可以因为商业开发而改变遗产项目的原貌，甚至造成破坏。可见，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更多意味着对于自然和文化承担起责任，而不是获取利益。如果严格按照国际公约的规定行事，从经济效益的标准衡量可能是一笔“亏本买卖”。正是因为考虑到世界遗产保护带来的经济压力，英国曾经在2008年宣布暂停申遗。
除了经济投入之外，对世界遗产的保护还是一项技术难度、管理难度都相当高的工作。世界遗产珍贵而脆弱，保护工作往往涉及众多专业性、技术性、历史文化和法律法规方面的难题。如果没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文化自觉，没有具体严密的责任界定和奖惩机制，要确保世界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实非易事。
另一方面，对于世界遗产保护不力，过度商业开发甚至造成破坏后果的行为，又缺乏足够的惩罚机制。对于已经入选的世界遗产，在保护纪录中多有瑕疵。比如，丽江古城盲目地将原住的纳西族人口迁出，过分进行商业开发，破坏了当地原有的社会文化生态，违背了世界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此外，丽江古城还曾经多次发生火灾事故，清东陵和明十三陵文物曾连续被盗，庐山建设的索道破坏景观风貌，平遥古城墙多次坍塌，敦煌莫高窟壁画加速氧化。这一系列破坏性后果，都跟当地过度的商业开发，接待过多游客有直接关系。因为保护不力，2007年，丽江古城等6处中国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
在体制机制的设计方面，由于权利、利益和义务、责任不对等，使申遗、商业开发获得了强激励，保护只有弱激励。同样，申遗、商业开发的成功，可以使相关各方获得显著的奖赏，而保护不力甚至造成破坏，却缺乏有力的惩罚机制。这种体制机制方面的失衡，导致了一些地方在世界遗产保护方面的偏差。
我国的世界遗产数量已经名列世界第一，但是，跟世界遗产强国相比，我们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水平仍有不小差距。今后的工作重点，应该从追求数量，转向理性申遗、科学保护、永续传承。通过法规建设的健全完善，体制机制的创新，力争在遗产保护、文物安全和能力建设等方面步上新的台阶，使我国的世界遗产保护水平不断提高，与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遗产资源大国地位相匹配。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雍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