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今年年初，随着世界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的一篇文章，“金德尔伯格陷阱”一词横空出世，引发学界热烈讨论。这是继“修昔底德陷阱”之后又一个受到颇多关注的“陷阱”说。那么，“金德尔伯格陷阱”是什么意思？如何理性分析约瑟夫·奈的观点？中国可能会导致世界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吗？本期思享者邀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郑振清研究员和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梁亚滨研究员为您解答。
郑振清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梁亚滨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
思享者：“金德尔伯格陷阱”是什么意思？
郑振清：
近年来，当中国重新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之时，唱衰中国的“崩溃论”退场了，揣测中国国际动向的“陷阱论”登场了。最先流行的陷阱论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它认为中国崛起后必会在国际舞台上示强，将引起既有霸权国家美国的恐惧，从而使得中美冲突乃至战争不可避免。这种理论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载的新兴城邦雅典和霸主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史。另一种陷阱论就是“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它是今年一月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欧洲新闻网发表的文章里提出的，迅速引起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该陷阱论逆向思考，告诫美国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约瑟夫·奈注意到近年来中国并不寻求推翻其从中受益的世界秩序，而是想增加在该秩序内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如果特朗普采取压迫性的对华政策，将可能迫使中国成为一个破坏性的“搭便车者”，或者从国际事务参与中退缩，从而使“金德尔伯格陷阱”从理论探讨变为现实。
思享者： “金德尔伯格陷阱”是怎么来的？
梁亚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受到重创的大英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金融和贸易等诸多方面表露出衰落的迹象，再也无力维持大英帝国霸权治下的世界秩序。与此同时，强势崛起的美国并未做好接替英国成为新霸权国的准备。1919年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代表美国重回孤立主义。十年之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各主要大国既束手无策，又无一幸免。此起彼伏的“贸易战”和“汇率战”最终摧毁了国际经济体系，使整个世界陷入“大萧条”，并进一步摧毁了国际政治体系，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深入研究，在其著名的《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指出，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无法完全依靠市场自发的力量，或者说不能指望各国自觉、自愿地提供确保经济体系稳定所必需的成本，因此必须有一个国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提供维持体系稳定所必需的成本。那些关心“公共利益”并愿意承担“公共成本”的国家，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世界政治体系中的领导者。所以，约瑟夫·奈就用“金德尔伯格陷阱”来指，没有国家有能力、或者虽然有能力却没有意愿和手段来领导世界，承担国际公共产品成本的一种状态。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
又称金德尔伯格，美国纽约人。代表作：《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国际经济学》《1851一1950年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经济霸权1550—1990》等。擅长从历史角度研究经济问题。
思享者： “金德尔伯格陷阱”为何引发了学界的诸多讨论？
郑振清：
今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以“美国优先”口号为标志的美国利益至上论开始流行，并且在自由贸易、气候变化问题上不惜与世界各国分道扬镳，美国在很多方面没有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令人不由想起金德尔伯格对当年英国放弃国际领导责任的叙事。习近平同志今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让世界对中国充满期待。西方学者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核心实质是在问，中国发展起来后是否愿意承担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由此引发了诸多讨论。
思享者：“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郑振清：
“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核心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早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等人提出相对于国内公共产品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它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是成本和获益超越单一国家边界、跨越不同世代、超越不同人群的共享产品。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包括稳定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开放的国际自由贸易、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国际安全保障体系与公海航行自由等。此后，金德尔伯格、吉尔平（Robert Gilpin）、考尔（Inge Kaul）、桑德勒（Todd Sandler）等学者把国际公共产品概念用以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并结合国际现实完善概念内涵，把国际公共产品按部门领域划分为环境性、经济性、社会性以及制度或基础设施等类型。今天，世界和平、区域合作、自由贸易、经济增长、金融稳定、环境保护、传染病防治、知识产权保护、度量衡与标准的统一等大量容易产生外部效应的国际公共产品已经成为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对世界各国的发展、稳定与安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际公共产品是好东西，但国际公共产品的稳定供给需要巨大的成本。一个国家能否以及愿否承担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需要结合历史和现实、世界局势以及这个国家的能力进行系统分析。
思享者：中国在承担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上有哪些贡献？
梁亚滨：
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访美期间指出：“中国一直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而，中国履行大国责任、提供公共产品、提出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都是在现行的国际框架中进行，这是一个大前提。
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本身就是不断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国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同时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妥善应对各种挑战。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本质上是与世界分享中国的繁荣和发展，并欢迎其他国家搭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中国倡议各国共同努力“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为世界经济把脉，并提出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同志发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些都是中国给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
思享者：约瑟夫·奈对于“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担忧是否有必要？
郑振清：
从我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和综合国力来看，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仍然是国家的重心。中国13亿多人口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本身就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而且我们也不会回避自己应承担的国际责任。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具有开放的世界观，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是我们的宏大心胸和开放格局。习近平同志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一心胸与格局的体现。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在若干领域开始具备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还将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在2017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持续的改革开放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他还多次强调，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经贸合作上要讲求“共商、共建、共享”。这些说明，中国不谋求世界领导地位，也没有必要代替美国承担国际领导责任，但是不会回避自己的大国责任。
梁亚滨：
中国一直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并且未来也会这么做。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发出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提出各国共同治理全球事务、各国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并致力于建设一些合作机制。因而，约瑟夫·奈教授所担心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不应该是担心中国“是否会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更应该担心美国是否还有意愿和正确的手段这样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问题的解决者，而是问题本身。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表现出明显的反全球化和孤立主义的倾向，给世界的未来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思享者：未来，中国如何更好地履行大国责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郑振清：
今日之中国，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中国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这点我们应有自信。未来中国将继续贡献更多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但是，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60%多，在军事、金融、教育、科研、软实力影响等方面与美国还有差距，这也是我们应清醒认识到的。因而，中国履行大国责任，供给国际公共产品，要与自身的国家能力相匹配，不能超越自身发展阶段，承担与国家能力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际责任。
在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上，我们提出促进更加包容、更有活力、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与社会公平公正效果的兼容，就应该从我做起，起到国际示范作用，并通过具体的制度创新加以充实和完善。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必须认识全球碳排放的历史与现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系统思考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问题，对人类共同家园的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而在“一带一路”建设上，中国的海外投资和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必须注重国别和项目风险管理、投入产出分析，增强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等，使得项目投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不断提升国际安全与互信水平。此外，亚投行作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目前起步良好，信誉初见。未来我们要进一步把亚投行建设好，让它发挥出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大效果。（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思享者工作室 张垚 曹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