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博弈 | “美国的耐心已到尽头了”？

　　8月底，在多方支持下，笔者所在机构牵头协调对美国政界、智库、媒体与商界做了一次大范围调研，并进行了双边对话，美方人员代表性强、政治光谱全，所谈内容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的中美关系现况。笔者有几点感悟，觉得有必要、有责任与公众分享。

　　中美亟须加强民间对话

　　本次中美智库系列对话于8月初正式启动筹备，国内多位资深官员与知名学者都欣然应诺参与。8月是美国精英层的“休假季”，但美国三家顶级智库在收到邀请时均马上表达承办意愿，不但机构负责人均出席会谈，还邀请包括美国前防长、多位前副国务卿、前贸易谈判代表在内的十多位“部级”领导与数十位著名智库学者。不仅如此，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美国国际集团前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等三位泰斗级人物以及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等多位美国政界、商界领袖都会见了中方代表。

▲8月30日，中美智库专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对话会。（刘杰 摄）

　　这样的会面效率远超预期，充分折射了目前中美精英对两国紧张局势的重视与关切。五天在美行程的约20场会谈中，笔者多次听到两国精英呼吁，越是两国关系困难，越是要开展各个层面的民间交流。

　　过去常说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经贸“压舱石”出了问题，民间交流更显得迫切。想当年，民间交流在困难时期为中美建交发挥关键作用，现在两国关系“遇冷”，各类民间社团协会对美交流、两国友好省州与城市之间的往来，更是应迎难而上。近期，美国加州通过决议案，呼吁总统和国会支持加强中美经济关系，说明州县等地方社会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此次中方代表团中多位资深人士均有不少当年工作时的美国旧识。大家在大范围座谈外，又小范围拜访老友。双方见面后嘘寒问暖，回忆往昔，感慨中美关系之不易，应倍加珍惜。

　　从公共外交的角度看，资深官员尤其是外事系统退休老领导是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之一。他们阅历深、交友广、外语好，容易通过旧识产生良好的交流效果。事实上，在美国，大量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前高官转为从事公共外交的智库人士。这种强大的“公共外交生产力”同样是美国软实力、对外传播力的重要源泉。

　　怀最好预期，做最坏打算

　　“时间不多了”“30多年来从未遇到过的最悲观、最消极的时刻”“美国的耐心已到尽头了”，在美国的五天交流中，笔者所见到的左、中、右的美国精英，几乎每场活动都能听到他们的类似声音。的确，与此前诸多舆论的判断一致，目前中美关系可能正在遇到两国建交以来最复杂、最恶劣、最综合的寒流。

　　美国对华态度正在经历的颠覆性反思，源于中美实力出现本质性的消长。特朗普执政可能有些“偶然”，但特朗普式强硬对华政策却是“必然”。美国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强国际变量，对于中国社会及各层组织、机构、企业而言，怀有最好的预期，做足最坏的打算，准备最全的预案，恐怕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不过，好在两国精英都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确定性，而特朗普代表着一种不可知的冲击力，也令很多美国人反感。对此，中方应更多地“借力打力”，更多地扩大中美共同利益，建立新时代“统一战线”，让两国社会与经济体系更深地联系在一起。特朗普团队内的一些人想把中美两国变成两个孤立、隔绝的体系，进而将中国定位为“第二个苏联”，通过打击遏制中国来凝聚美国社会的政治企图才不能得逞。

▲特朗普和他的团队。

　　中美对话应让对方“听进去”

　　这些年，中国对外传播的投入越来越大，声音也越来越强，对于美国人而言，他们能听到，但却听不进去或听错了。这背后有许多原因，有的是源于美方长期偏见、美国媒体误导、美国意识形态的桎梏，有的则源于中方本身的翻译偏差与词汇组合的思维方式差异。

　　翻译引发的中美误解，令人震惊。中国近年来常说要“引领全球治理”，被普遍翻译成了“领导全球治理”；“中国模式”的惯译隐含更多放之四海而皆准、替代美国模式的含义；“科学发展”惯译中有“反宗教的发展”之意。这些误译徒增了美国社会的焦虑与紧张。2017年，十九大报告的英译本同步推出，反映了中央已意识到这个重大问题。但对外传播能力仍有相当大的改善空间。在媒体报道上，对外传播往往是最薄弱的环节；在出国交流上，限制仍是相当大；在外国媒体上发文，往往得不到足够激励；善于外语表达的学者力量，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对于美国，中国仍然需要释放更多清晰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开放的信号与行动，避免更多不必要的误判。近年来，对外传播的局面改变很大，但倘若更精细化、更精准化、更弹性地让美国人真正“听进”中国声音，中美紧张局面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你们老说，从北京、上海市中心开车一个小时之外的农村非常穷，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从纽约、芝加哥开车一小时之外也到处有穷地方。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吗？”一位美国前政要在某场对话上这样问中方代表。尽管中方有理有据地回应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只源于经济阶段，还在自我定位、观念水平、治理能力等等，但在美方看来，中国变了，正在成为真正的全球强国；而美国也变了，种族构成、经济水平甚至政治制度等等，与华盛顿建国时的美国不一样了。

　　由此看来，中美之间需要更多地立足于长远重新进行相互认知。美国对中国的认知逻辑，仍基于上世纪中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国对美国的认知逻辑，仍限于帝国霸权的基本框架。两百年前，法国人托克维尔为认知刚刚建国的美国，游历美国各州，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半个多世纪前，美国人本尼迪克特为认知二战后的日本，历时数年，写下了《菊与刀》。当下的中国思想界，也期待有一头扎进美国社会的新时代下的美国名篇。大变局时代，思想者大有可为。

　　崛起需要慢功夫实功夫

　　如同笔者过去十年无数次与美方交流一样，美方对中国的批判、挑剔、指责仍是一贯的，不同的只是谁说和重点说什么。在与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印度甚至韩国、日本的智库同行交流，笔者发现美国智库界对他们的国家通常也是如此，有的态度比对中国更恶劣，鲜有一团和气。

　　这相当大程度上折射了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傲慢，同时也反映了智库本应有的“伐谋”功能。冷静下来看，中国舆论大可不必“逢美必驳”。如果中国人更自信一些，美国的某些批判反而会像“诤友”那样，反向提醒中国不断深化改革的重要性。

▲中国天津（视觉中国）

　　事实上，20世纪以来，美国持续崛起并保持近百年的全球霸权，很少在乎国际上的舆论批判。相反，美国在世界上被批判的频率与程度是最严重的。但美国的自我调节与纠错有自己的节奏，调整的尺度源于国内，而非国外。由此看，中国改革节奏切不可被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所打乱，“你打你的，我改我的”。中美贸易战当前，中国大可更从容。

　　此次对话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金融危机爆发十年后，美国的信心正在恢复。过去十年，学术界最流行对世界变局的看法是，美国在衰落。实际情况是2008年至2017年，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份额一直稳定在23%至25%之间。尤其是近五年来，美国经济份额稳步上升，已恢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中美之间的综合实力正在接近，但尚存较大差距。未来的美国会长期保持着“平顶山”之态，中国舆论要认识到“美国衰落论”的复杂性，对美国的实力变化不能太一厢情愿、更不能太简单化。

　　现在，中国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应该向一些老牌大国学习国际博弈与强国战略的经验，这包括全球治理、对外传播、跨国投资、货币国际化、海外安全等等。当然，学习不等于全盘复制，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这次在美深度交流中，美国人很自信，态度有时也非常强硬，这与前些年试图与中国“同舟共济”完全不同。这再次提醒中国人国际社会的残酷与国力消长的现实。

　　近年来，“中国第一论”开始在舆论上盛行，折射了国人的一些骄傲情绪。诚然，改革开放四十年获得巨大的进步，但那不代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万里长征”走到了终点，中国崛起仍是一场漫长的持久战。诚如英国崛起花了近两个世纪，美国崛起用了一百多年，中国不追求当世界老大，但崛起过程一样需要扎实的慢功夫、实功夫。

　　此外，中国还要深入研究国家崛起的持久性与复杂性。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曾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从目前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面临世界变局、政治博弈的挑战，让全民对国家崛起艰难性有充分共识与内心预期，戒骄戒躁，谨慎前行，是非常有必要的。

　　作者 |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余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