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书非读不必藏也

　　著名历史学家，国内版本目录学大家

　　■书房主人

　　黄永年，历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江苏江阴人，1925年10月出生，195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为陕西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中心兼职教授。学术专著

　　年过八旬的历史学家黄永年先生有个“特异功能”，线装书放在架子上，不用打开就能知道版本。

　　黄永年先生的书房就是卧室，四面靠墙的地方都有书柜。作为一个不太客气的客人，我打开了他卧室北边靠墙书柜的两个柜门。此外，我拉开了东边墙壁用幕布遮蔽的书架。当时，我没有意识到黄先生对我的眷顾。回到北京，与北大历史系教授辛德勇联系后我才知道，这一排书柜的门，就连他这个学生也没有打开过。

　　黄先生的古书深藏不露，极少对外开启。

　　黄先生视若珍宝的藏书。

　　书架里的每一本书黄先生都读过。

　　世界书局的连环画

　　黄永年很早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1929年，他在江苏武进即今天的常州城上幼稚园，从这一段时间到二年级，先后得到过好几部世界书局出版的连环画。除了《三国志》、《封神榜》、《水浒》、《岳传》、《薛仁贵征东》，还有一套《开天辟地》。其中，《水浒》是用金圣叹七十回本编绘的，《岳传》是用钱彩《说岳全传》。《开天辟地》从盘古讲到三皇五帝和夏、商、周，最后一页记得还有“请看封神”的广告。这些连环画都是用有光纸单面印的，像线装书一样装订成册，不过比正经的线装书薄，也不像正经的线装书那样呈长方形而是扁方的。它和后来的报纸本一样，都是每页下图上文，文字栏占全页四分之一不到，和竖排书一样，每行从上到下，行则从右到左。图中主要人物身旁注明姓名以利辨认。

　　黄永年记得，世界书局的多数连环画都画得比较好，只有《水浒》不好看。当时，每一套连环画的售价大约是当时流通的银圆即纸币一元。父亲在外面不太管他，母亲觉得他爱看书是好事情，就省吃俭用地买来让他看。这些连环画书后面常带小广告。他问过母亲《红楼梦》讲什么，母亲只说讲琴棋书画，而他喜欢的是打仗，所以就没有买。

　　从这些连环画里面，他吸取了很多营养。比如，从《三国志》里面知道了一些粗线条的历史知识，《开天辟地》使他接触到三皇五帝、夏商周而不必到中学再死记硬背，从《岳传》中懂得了忠奸之分等等。当然，他不相信岳飞是大鹏金翅鸟转世，，也不会以为《封神榜》里的法宝是真的。由于看了这些水平还不错的连环画，使他对其他恶劣的报纸本连环画没有多少兴趣。到小学三四年级，他的课外读物主要以商务印书馆的《儿童文学》、《小学生文库》为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还买了一套商务版的《儿童的人类故事》，从这里，他了解到了西洋的文明史。

　　向吕思勉先生借书

　　1942年，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回常州，应聘到离城不远湖塘桥镇上的私立青云中学教书。办学人以请到原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吕思勉教授任教为号召。黄永年也闻风而动，转学到这所中学做了吕先生的学生。

　　吕思勉的藏书，都藏在常州十子街吕先生的私宅里，是祖上留下的几进老式平房，书放满一两间，满满几十只书箱。黄永年曾向吕先生借过几本冯承钧所译的史地考证小册子，发现每一本吕先生都看过，而且对他认为有用的史料或好的见解像《二十四史》一样用红笔圈句。线装书，没有什么旧刻旧抄、善本秘籍，而只是通行常用的刻本或石印、排印本，但都认真看过，不像有许多人的藏书只是随便翻翻，甚至买回来往书架上一放永远不翻看。

　　后来，黄永年读《二十四史》里的《三国志》，借了吕先生的校本想过录一部，可是由于怕下苦功，过了两个月还是一笔未下，就把原书还给了吕先生。1943年暑假后吕先生没有再来青云中学，在十子街老宅埋头撰作，由开明书店支送稿费以维持生活。这时期黄永年还常去看他，向他借书。《太平广记》这一大部集自古至唐五代小说大成的古籍他久知其名，多年无法看到，就是这时候向吕先生借来看了几遍。黄永年后来撰写明器论文所用的史料大部分就是从这部书上看来的，以后把兴趣转到研究唐史这部书也起了一定的诱导作用。

　　两元买刻印《大义觉迷录》

　　1946年，黄永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上学后，开始研究唐代历史。并读了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二年级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与陈寅恪先生不同意见的文章并把剪报寄给了他。这时，陈寅恪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给黄永年回了一封信，并把他刚刚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一篇文章寄给了他。在大学期间，大大小小的文章黄永年发表了四十多篇。毕业以后，学校分配他到交通大学当政治教师。1956年，他升为讲师，后随校迁到西安，1957年被打为右派后重操就业，搞起了历史研究。

　　黄永年家的大部分书都是在解放初期买的。那时的线装书特别便宜。刚参加工作时，他工资不高。1952年，他的工资增加到八十四块五，就开始大量买书了。一些明版书，十本六本的只要几块钱。他买回的每一本书都看过。大约是1954年，黄永年在汉口路苏州人开的来青阁遇到一个衣衫破烂的人来卖书，他打开报纸一看竟是当初殿版的《大义觉迷录》，衬装四册加函套上贴小纸写书名，黄永年一看便知是陶兰泉的藏书，于是，以两元的价格买了下来。

　　直到现在，黄永年仍然记得他光顾最多的几家书店。在上海汉口路的另一家旧书店忠厚书庄，黄永年购得的第一部善本书，是明覆宋十卷本附拾遗的《韦苏州集》，后来，又从这里购得鲁九皋《山木居士集》的旧抄本，原为周越然所藏。还有一部是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而他去的最多的是汉口路广西路口的温知书店和福州路的传薪书店。

　　后来打成右派之后，他的工资降为五十多元，但还是能买一些书。劳动改造的时候，农民觉得他是好人，他有时跟农民打个招呼，就回到城里。第一件事是先吃一顿好饭，第二件事情是赶快到新华书店看看有没有好书。

　　火眼金睛鉴定版本

　　由于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涉足古书，使黄永年较早注意到版本的好坏。此后，他从吕思勉的《经子解题》，张之洞的《书目问答》、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及其读书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不仅学到了清代学者对经史子集的研究成果，而且对买书也很有用。之后，他从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开始，打好了鉴别古籍版本的基本功。之后，他又多看原书和书影，多看讲版本的书，看注出版本的四库书目，再加上他经常看记版本的书目，下了十几年工夫之后，黄永年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在古籍版本的鉴别方面，业内有一个传说，说线装书在架子上，不用取下来打开，黄永年就知道是什么版本。黄永年说，这不是特异功能，而是因为他记住了什么书有哪几种版本，再从书根的新旧颜色来进行判断。

　　前些年，他在琉璃厂松筠阁书架上看到一部两厚册的《公羊传》，从书根看是连史纸印的。他知道，《公羊传》清刻单行的有道光四年扬州汪喜孙仿宋余仁仲本，太平天国后书版归金陵书局附加校勘记后曾大量印行，用的是黄色的毛边纸，而且书品宽大。这个书品不大且用白色连史纸的肯定是太平天国之前的早印本。取下来果然如此。

　　黄永年一直否认自己是藏书家，因为他早年买书只是因为那时的书便宜，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买回的每一本书都看过。